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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以致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
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的浪费弹药。”
毛泽东的一席话。像刀子一样划在博古的伤疤上。遵义会议以来，他多次听到
各种批评，有时也能听得进去。但听到如此尖锐且带嘲讽的批评，却忍不住血往上
涌。他压住火气。尽量不紧不慢地说：“听了国际的意见和《八一宣言》，我已经
了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确实，在中国，只有动员千千万万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
革命队伍，才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但是，我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
大资产阶级属于一个阶级的范围，他们剥削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怎么能够从大资
产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呢？怎么能够参加统一战线呢？是的，中央苏区失败，牺
牲那么多同志，我是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我也要好好检讨。但
如果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因为对福建事变的态度引起的，我不能同意。斯大林
同志早就说过，在一切敌人中，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嘛！”
搏古话音刚落，毛泽东又亮开他的湖南乡音，犹如针尖对麦芒地说：“难道我
主张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对祖宗的不忠、对祖先的不孝吗？”说到这儿，他拿眼
睛瞟一下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博古，语含讥讽，“人中间有3岁小孩子，3岁小孩子有
许多道理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国家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大事的
道理。”
博古有些坐不住了，脸色憋得通红。毛泽东不管博古的表情，只顾滔滔不绝地
讲下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
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
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可
能变动一样。当斗争是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
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
狗打架的事多得很。远的不说。不久前胡汉民和两广军阀也打出“收复失地’、‘
抗日剿共’并立旗号同蒋介石对应。你们看是不是有些奇怪呢？并不奇怪。这不过是
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痛
又痒的矛盾。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人民鄙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
中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而关门
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干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队伍都赶到敌人那边去，
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毛泽东刚一停下，又觉意犹未尽，接着说，“关门主义实际
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实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话说到这个份上，博古纵然不服，也不便争吵下去，只见他向后一仰，躺在炕
上不吭气了。其他人有的吃惊，有的沉思，都不再做声，会场气氛有些不自然。
“我讲几句，”周恩来打破沉默，发言道，“共产国际七大精神非常及时，建
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十分必要。现在我们到了陕北，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
抓住历史转折的好时机，发展红军，走上抗日第一线。现在的政治形势中心是开展
民族战争，党的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红
军、游击队要成为反帝的宣传者、组织者，红军在民族战场上出现就可以吸收学生
和白军。做白军的工作，特别做东北军的工作、应提到新的高度。为了取得革命的
胜利，必须在政治上反对关门主义。要改变对于党员成分问题的机械理解，还要克
服对知识分子的狭溢观点，欢迎他们参加革命。”
大家最终达成了共识。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
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决定派
刘少奇去北平，做华北局的书记，在白区发展党组织；同时决定派周恩来全权负责
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正在这时，传来张国焘在率部南进途中另立“中央”的消息。毛泽东、洛甫、
周恩来除去电严词驳斥外，还商请张浩致电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党
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奉劝张园焘立即取消伪中央，有关他与中央的原则争论
“可提交国际解决”。这样一来，张国焘的部下纷纷转变态度，张国焘成了孤家寡
人。
毛泽东环视四周，舒缓地吐出一口烟雾，吟诵一句：
山重水复疑元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二回
邓文仪有心效命 陈立夫无功而回
话分两头。再说蒋介石1927年下半年在党内斗争中败北、被迫下野，复出后便
开始吞并和征服群雄的战争。张学良易职，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之后，他即用主
要精力“剿共”。“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向全国宣布：“攘外必先实内，
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在处理抗日和“剿共”的关系
上，把“剿共”当作抗日的前提。不管抗日的呼声多高多强烈，他始终抱定“国家
大敌，不在倭寇，而在赤匪”的观念，对日妥协退让，对红军一“剿”再“剿”，
一直驱赶到了偏远的西北。
这时，在蒋介石的眼里，偏居一隅的共产党已经无力与他全面抗衡，他决定改
变对共产党的策略，把军事上进攻红军的任务交给西北地区张学良、杨虎城、阎锡
山、马鸿建、马步劳这些非嫡系军闻完成，准备谋求政治上迫使共产党签订城下之
盟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以“何梅协定”为转折点。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针对日本方
面公开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致电何应钦：“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
又让驻因大使蒋作宾转告日本政府：如果中国政府“被逼到无法忍耐的时候，我们
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战”。
1925年11月11日，国民党五全大会开幕。会上，蒋介石作‘厂对外关系的报告，
他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
牺牲。”同时表示，如果日本的进攻使和平完全绝望，“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
决心”。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大部分部长
为亲英美派所担任，亲日派多被排除。不久。蒋介石对“五大”所确定的外交方针
又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
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
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
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
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于是，蒋介石一面准备寻拢共产党，一面试图寻求苏联在军事上的支持。
1935年7月3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政府行政院剧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秘
密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缔结中苏两国军事互助条约
的问题。鲍格莫洛夫显然没有想到孔样熙会提出这样一种建议。两国是1929年断绝
双边关系的。自1932年底两国复交以来，南京政府就一直在同苏联谈判互不侵犯条
约问题和贸易协定问题。由于蒋介石力图通过互不侵犯条约来约束苏联同中共的关
系，阻止苏联插手外蒙古和新疆的事务，而苏联始终怀疑南京政府极力对日妥协意
在鼓励日本北进，只是拿对苏交涉作为压迫日本让步的一种筹码，因此双方一直末
就互不浸犯等谈判达成谅解。想不到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尚未得出结果、孔样熙竟
然又提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来，这自然让鲍大使感到惊异。
10月17日晚，孔样熙再度不打招呼径直来到苏联大使馆，告知鲍格莫洛夫说，
明晚蒋介石希望能够在孔的宅邸与大使单独会晤。
这次会晤十分秘密，除了蒋、鲍外。只有孔祥熙一人在场兼作翻译。
鲍大使首先向蒋说明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愿意根本改善两国关系，但仍主
张通过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浸犯条约来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回答：“我完全同意
你的意见，定将改善中苏关系，因为如果两国都受到威胁，那威胁来源是共同的。
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性的，希
望中苏之间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
鲍问：“您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协定？”
蒋答：“我国与苏联之间应该有一个非表面性的协定。实际上我们希望在下列
两个问题上得到苏联政府的回答：第一，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
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我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不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而是
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来提出这一协定的。第二，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的回答，
那么我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什么样的想法。”
鲍格莫洛夫很清楚蒋介石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暗示的这个“非表面性”的
协定是什么，但他很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