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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惯了自己的。”罗斯福笑了笑，耸耸肩，表示歉意。罗斯福对中国军队在
常德地区的作战表示满意，并特地为正在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将士干了杯。
罗斯福说：“由于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杰出表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我
以为，中国应以平等列入四强，参加四强组织的机构及各项决策。关于这一点，我
已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交换过意见。不知蒋先生以为如何？”
蒋介石当然求之不得，忙说：“我同意。”
罗斯福说：“日本国之所以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是因为他们不民主。如今，
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战后的日本应该是民主的日本。美国国内已在传播着对日本天
皇追究战争责任的舆论。日本的天皇制应予保留还是废止？特地征求中国的意见。”
蒋介石沉思片刻，答道：“这个问题，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
能再让其起来干预政治以外，至于日本国体如何，最好待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
来解决。”等宋美龄译完后，他又说：“如果日本国民能起来对付战争祸首的军阀
而革命，推倒它现在侵略主义的军阀政府，彻底消灭其侵略主义的根蒂，那我们就
应该尊重他们国民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
罗斯福抿一口酒，又问起蒋介石对战后派兵进驻日本一节，是否应由中国为主
体？
蒋介石的态度是：“对日本本土驻军监视问题，我的意见应由美国主持，如需
要中国派兵协助，我们一定尽力而为。我对领土问题比较关心，日本攫取中国之土
地，如东北四省与台湾、彭湖群岛，均应归还中国；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
美共管。”
罗斯福完全同意。他有意要使中、美关系打下基础，并帮助调解国、共两党之
间的矛盾，他估计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战后的世界秩序。而在当前，最要紧的是让
中国继续战斗下去，拖住日本军队。他试探着问蒋介石：“政府军为什么非要监视
共军不可？还有苏联……”
蒋介石拿餐巾擦擦嘴，答道：“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为问题之重心。我期望总
统尚须注重俄国今后之行动与事实为要，反正我对俄国不敢深信。”
罗斯福建议：“国民政府应该容纳共产党，组织国、共联合政府。”
蒋介石低头拨弄着刀叉：“如果苏联不插手东北，则可予考虑。”
罗斯福说：“我当和斯大林洽谈。”
至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之英国割据地及租界之归还中国问题，罗斯福也以
组织国、共联合政府为条件，允为努力促其实现。
第二天，丘吉尔举行晚宴，请蒋介石参加。由于丘吉尔对蒋介石十分关心的反
攻缅甸、恢复滇缅公路问题持消极态度，二人谈得并不愉快。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丘吉尔为英国式之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萨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
气魄不能与罗斯福总统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
罕见。”同时感慨道：“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
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迁就……其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其后
丘吉尔曾对罗斯福说：“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回任何东西。”他指的是
新加坡和香港。结果，香港问题就这样拖下来了，直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
恢复行使主权。
11月26日，一群外国将军，包括蒙巴顿、史迪威、阿诺德、萨默维尔、惠勒、
斯特拉特迈耶和陈纳德，都来拜访蒋介石，一个个戎装笔挺，威武潇洒，彼此相谈
甚欢。而罗斯福、丘吉尔和欧洲战区的代表，已经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去了。
德黑兰会议上的两件事使得开罗会议最后会取得什么结果变得明朗化了。这两
件事是：一、斯大林表示，在战胜德国之后，苏联将增兵西伯利亚，协同打击日军；
二、英、美同意，在法国西部和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12月1日，由英国、中国和美国签署的开罗宣言公开发表。
不料刚过两天，日军第十一军攻陷了常德城。罗斯福大吃一惊。12月6日，他在
开罗召见了时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中将。
罗斯福问：“你看蒋介石能够支持多久？”
史迪威答：“如果日军仍像这次和上次鄂西那样全力攻击，则蒋政权可能垮台。”
罗斯福：“如此，我们就得寻找别人或别的派别继续与我们合作了。”
正是由于国际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1944年初，蒋介石授意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中共放出和谈的气球。
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
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该做些工作。”于是，中共中央决定，
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蒋介石许诺的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
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2月17日，毛泽东再次约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
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3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政运动问题。12日，周恩来在延安
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指出：
国民党及其政府如果要实施宪政，就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做基础，必须首先实
行保障人民自由、开放党禁和地方自治这三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真愿用政治
方式合理解决国共关系，就应该做到：一、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二、承认
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三、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
所管辖、接济的部队；四、恢复新四军番号；五、撤销对陕首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
地的封锁和包围。周恩来说：“我们很愿意国共关系能够恢复到孙中山先生在世之
日的那样密切的合作，但只有做到了上述各点，国共团结了，才具备实施宪政的先
决条件。”
蒋介石也在思考对策。鉴于以往在宣传上的被动吃亏，3月15日蒋介石发布注重
宣传性的训示，要求各负责人每次与中共代表谈话时记下详细情况，逐日公开发表。
并强调了对国际宣传的重要性，“要说明中共之国际性，使欧美人士明了其阴险可
怕，实不同于欧美各国之共产党；指出中共系百分之百的实行共产主义，其所谓奉
行三民主义者，纯系挂羊头卖狗肉之伪装；切实说明中共军队完全为乌合之众，实
不堪一击，其到处招兵买马，添购枪炮，无非欲借数量之扩充，以补质量之低劣。”
4月12日，国民党方面确定了经过反复修改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
此案的方针是强调国家军令政令的统一。军队问题，仍只同意十八集团军增编一个
军，但却要求中共取消编制外所有部队，并要求使用中央教育纲领进行教育；陕甘
宁边区问题，仍要求改为陕北行政区，但却强调其行政机构陕北行政公署归陕西省
府领导，区公署主任由中央委派，各县长的任免照各省通例。此案最引人注目处是
要求中共“均能确实遵办以上诸项后，政府可准予中共之合法地位”。
此案之强硬，在国民党历次所提谈判方案中大概首屈一指。这也不奇怪，因为
蒋介石本没打算重开谈判，只是因为美国人插手了，才不得不作个样子。他的高级
幕僚们在秘密的对策要点中这样说：“奸伪野心在逐步取得政权，欲使其放弃既拥
有之武装及侵占割据之地盘，真正服从军令政令，势不可能。如此林之来此，可视
为夺取政权过程中的一种步骤……以对等谈判之态度与中央高谈合作，以其惯用之
猛烈的宣传，陷中央于失败的境地。”既然对中共这样估计，当然不打算与其谈出
什么结果，条件自然提出越苛刻越好。
4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应采取什么方针。周恩来说：
“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大罪状。我们
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
毛泽东接着说：“对！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
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
在威胁他们。”毛泽东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
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
4月29日，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5月2日到达西安。同日，国
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一起到达。4日，双方进行了初步会谈，但没涉及任何实质
性问题。6日，张治中拿出了去年他亲笔记下的周恩来、林彪所提的条件说：“贵方
对此案有什么意见？”
林伯渠说；“我们的意见，恩来公开发表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话已
说得很清楚，所提5条可作为谈判的基础。”
王世杰说：“不行不行，周恩来讲的5条太抽象，怎么能作为解决问题的条件呢
？”
张治中说：“是啊，恩来讲话中，提恢复新四军番号，说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五
十八的敌人，不仅仅刺激蒋委员长，前方将士也不这么看。这种宣传文字显然不能
用作讨论的基础。”接着，他又提出要共产党遵守1937年所提4项诺言问题。
林伯渠说：“我党对自己的诺言，早已完全实现了，而且至今信守未渝。对此，
恩来的谈话已经讲清楚了。第一条，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恐怕现在全中国，还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