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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黄金时代与黑冷天堂
「徐皓峰」
1993年，我放弃绘画，上了大学。大学中有称基督的同学，也有称帝的同学，与我最接近的是一个疾恶如仇的同学。他过得并不好。
一夜他去街头散心，听到街头矗立的一座民工大棚中传出乡音，一攀谈，果然是老乡。
他聊起校园生活的积怨。只要是积怨，民工们听了都会感动。
后半夜，民工们深情地对他说：“住下吧！”
他住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已近中午，大棚中只剩做饭的民工。
做饭民工见他醒了，从大铺上搜出本皱得像一堆海带的书，说：“看吧，很黄！”他是疾恶如仇的人，但感念民工把他们的精神食粮分给他，是拿他当作了自己人。不忍违这番好意，他装模作样地翻了两页，不料一翻就停不下手。
看完后，他跑到书店买了两本。一本他自己留着，一本送给了我。
那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那时王小波还没有成名。
1997年，我大学毕业找工作，找到了王小波《青铜时代——万寿寺》中写过的万寿寺。我被告知：“这条件不好，但你要想生男孩，就到这工作。”我没能接上话，那先生自行解释：“万寿寺是慈禧住过的地方，你想，她要没生出个男孩，历史上能有她什么事？”我下了生男孩的狠心，但也没得到这份工作。
那一年我开始写小说，后来成为《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系列丛书的作者之一，不知不觉已是三辑。
我与王小波的缘分，就是这些了。
今春一位失踪多年的同学来京，说：“我看过你写的小说了，感慨现在还有一个人是懂小说的。”我没被人这么夸过，登时谦虚，说：“你能说出这种话来，说明你也是一个懂的人呀。所以，应该是两个人。”他摆摆手，说：“以前我觉得是两个人，但看完了你的小说，我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了。”他失踪多年，但霸气依旧，所以我们是好朋友。
除了这位同学，还有一位学长，他大我十岁。十年来，他没有住过带洗浴喷头的房子，每次从郊区赶来看我，脖子上的泥都很黑厚。
我问他：“你多久洗一次澡？”
他单指向天，回答：“下雨的时候，就是我洗澡的时候。”妙句，令人开阔。
他写的是比小说更难存活的东西——诗，而他十年来又禁止自己写诗，稍动一点遣词造句的念头，就一阵哆嗦。那他在干什么？
不知道。只好说他在求道。
他的家里没有书，糊墙的报纸上有一个粉笔写的“让”字，问何意，他说是“让他们十年”的缩写，“他们”指的是所有人。
时光是可以用来让的？
这部《国术馆》，是我1997年刚写小说之初，最早一批小说中的一篇。最早一批小说有四篇，两个月内集中写完，除了《国术馆》，其他的在三年内都得以发表，觉得幸运。
那时看到德瓦蒂约演的《巴尔扎克》，躁动的巴尔扎克在印刷厂的机器前忽然安静，说：“我写了那么多小说，总有一部会流传后世吧？”德瓦蒂约把这种哀伤演得深入骨髓，令人震撼。
我一度很爱模仿这段表演，说：“我写了四篇小说，总有一篇会流传后世吧？”期待别人骂一句：“你的成活率也太高了吧！”然后哈哈笑一通。
我继续写着新的小说，而这部《国术馆》则像一道儿童时期留下的刀疤，随着人的长大，也被拉长了。它最早是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后来是一个四万字的中篇，又改成一个两万字的短篇。
七年前，我获得了一个出单行本的机会，将它写成一个十八万字的长篇。这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其时还不具备写长篇的功力，自然遭到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
这个时候，我让了。
没有继续修改，放弃了出版机会。我也第一次体会到，在艺术领域有许多才智达不到的事情，你只能等着自己再老一点。
等着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慢慢完结。
幸好我没有及时完成这部小说，所以等来了素材的发酵期。不是我对素材的改造能力增强了，而是当初促使我创作小说的这块素材这么多年来还在生活里存在着，并活生生地发展，展现出令人敬畏的因果关系。
所以，十八万字保留了一万字，然后，重写。
我的黄金时代，是十年前我写最早的四篇小说的时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那时的我被灵感充斥，写字快慰无比。现今的我，写字已时感痛苦。
必须承认，写作是消灭才华的。写作是一门残酷的行当，如同人类史一样，伊甸园如此短暂，只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写作上，我早早便才华尽失，用光了幸福。现在的我常想，年华是一个书写者存在的方式。拜火教的天堂是一片冰冷的黑暗，只有时间的庄严——或许，这是书写者的天堂。
2008年3月
第一章 有邪
【一】
我一生下来就离开父母，因为我的额头形状突出。我的母亲美丽单纯，我的父亲彬彬有礼，他之所以事事得体，因为他很早以前便是个官迷。我的远离家庭，与他这一爱好相关。
也怪我的姥爷，我出生后，只有他觉得我的脑门有棱有角，是相书上的“麒麟骨”，会克父亲官运。父亲那时刚升科长，一听这说法立刻脸色蜡黄，恰好母亲是一位上进的姑娘，她还要读夜校，于是姥爷吞下自己酿的苦果，将我一养就是多年。
由于我被姥爷直接养大，所以对父母是姐姐、姐夫的感觉。姥爷没有儿子，我随母姓，正好延续了他的血脉。我从小觉得这是个阴谋。
我的母系是个暴力家族，从原始社会开始，只要打仗就冲锋在前。19世纪末他们仍舞枪弄棒，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但洋人造了大炮，他们接二连三地阵亡。
我的母系从此弃武从文，转变后的家风中，据说只有一人尚存武将气概，他是姥爷的弟弟，在西部戈壁的监狱中劳改，家里人叫他“二老爷”。
我五岁时，姥爷回老家祭祖，惊讶地发现祖坟成了露天泳池，方想到自己一生多灾多难，原来全因坏了风水。姥爷归来，召集所有家庭成员商讨，但都对祖坟被淹束手无策，看来我的母系真是没落。
他们讨论的结果是，只有一个人能避开那可怕的灾难，因为他年纪轻轻就被赶出家门——他就是监狱中的二老爷。
姥爷说，祖坟上被无数男女浮游，按照风水必生恶子，继承母姓，我便充满危险。从此我又改回父姓，回到父母身边。我想，父亲对我是一种算不过来账的感觉。
我保持着小舅子的自我认识，他俩对我的脑门也保持着警惕。
母亲在夜校初中毕业后，又生了个男孩，已长到三岁。他爱在地上爬来爬去，在床下、桌子下、椅子下有无数藏身之地——据母亲讲，这也是我父亲的习性，他在单位复杂的人事变动中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父亲来自农村，在城市中卓绝奋斗，在我八岁那年，成了一个为民办事的好官。为改善六百人的居住条件，他推倒了他们的木板房，在原地建起高楼。
深渊一样的地基，令父亲倍感自己的成功，他总去视察，站在足以将他摔死的深坑边沿，满不在乎地抽着香烟，风将他的头发吹得像燃烧的火焰，其英俊潇洒令我自叹弗如。
楼盖好后，他从此走上霉运。
随着我脑门的日渐隆起，他终于失败到底，免职归家，唯一的乐趣是拨电视频道。他把电视看坏后，就整日睡觉。母亲则又上学了，她每晚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去读夜校高中，后来很难再见到她面。
我模糊记得姥爷评价父亲，说他的颓废不是因为我的脑门，而是因为一架失事的飞机，它陨落于一片冰冷的草原。
我九岁时，弟弟的玩具飞机丢失，弟弟哭了两天。我家高居四楼，为补偿丢失的飞机，父亲常将弟弟抱出阳台栏杆外，作飞翔状，两人都觉得非常刺激。
一天我放学回家，见父亲和弟弟正在阳台，欢声笑语中，弟弟飞了出去。晚上母亲回家，和父亲并没有吵架，我度过一个安稳的夜晚。临睡时我想：“如果什么都不想，该有多好。”第二天，我肯定醒来了，依照惯性去上学了，但我对自己已无知觉。
心念重新启动，是在一个遥远的早晨。我刷牙时，发现水池中躲着个男孩，他将食指放在口前，说：“嘘！哥，是我，我已经十岁了。”他是我的弟弟，竟然活着，那一天是我十六岁生日。我九岁到十六岁之间的少年时光没了去向，由儿童直接成了青年。我问：“妈妈呢？”他回答：“上大专了。”我刷完牙，习惯性地背上书包，方想到自己应该上了高中，低头问弟弟：“你不上学吗？”他跳出水池，跟着我走了。出门时，见到爸爸躺在床上，后脑对着我，上面已脱落大片头发。
我叫声：“爸！”他回过头，果然如我所料，他丧失了他的英俊，赘肉一脸。
我和弟弟在马路上分手，凭着惯性，我到了中学。坐在座位上，感到前面第三排第二行的人与我有极深关系，那是个女生。我想，也许在我十五岁时已喜欢上她。
我就这样开始了初恋。
所有男生都关注着她。我班有男生二十一人，女生十九人，女生一盘散沙，男生则以一个会武术的人为中心。据说他的师爷为大内高手，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是光绪皇帝逃难路上的贴身保镖。他知晓一些清宫秘闻，在课间休息时常痛骂慈禧。
他眉骨很宽，眯着的眼睛高深莫测，他是三排二行女生的男友，常像个保镖般跟在她身后。
她和他是班上唯一谈恋爱的一对，被同学们用扑克牌名称为“Q”与“K”。
我一觉醒来后的青春陷入困境。
这一年的北京，在郊区有过一场轻级地震，对于这一异相，姥爷说是国运将变，对我而言，是二老爷刑满释放。
二老爷干瘦地从戈壁归来，找了份工作，成为西单一家商店的守夜人。在我的印象中，二老爷是有武功的。多年前，姥爷说过一位家乡武师的故事：
18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