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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Q市郊区政府，又来到Q市信访局。有好心人暗示他，叫他去拦维书记的汽车申诉冤情。因为维书记是主管信访工作的，只要维书记一个批示，问题就能解决。他冒险拦住了维书记的汽车，并举出状纸，祈求领导接下，可是，那维书记的汽车却调转方向，扬长而去。有好心人告诉他维书记的住址，还有他家附近那个偌大的草坪广场，维书记常在清晨或傍晚到那里散步，只要他有耐心，是能在那地方堵住领导的。只要把信函（告状纸）亲手交给领导，事情得以公正处理就有希望。
耿直到了这个地步，已是什么也没有了，当然什么顾忌也就没有了，唯一有的是时间。记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的，他就从清晨开始，到夜幕降临为止，蹲在那方草坪广场，等待着维书记的踪影。在一个晴朗的清晨，耿直终于等来了维书记，他认得他，Q市的媒体上出现过维书记清晰的形象。特别是他那光秃明亮的头顶，头顶周围却有乌黑毛发的独有发型，使耿直一眼就认出了这位久久期盼的“官人”。维书记是从一条弯曲的幽径走进草坪广场的，耿直从通往草坪的大道上一路小跑着过来了。他跑到维书记跟前，十分恭敬地呼唤出“维书记”三个字，维书记心不在焉地转过头，看一眼素不相识的耿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神态，却不说话。耿直就马上说，维书记，我等您等得好苦啊，我冤屈啊！维书记，这是我写的上访信。我是一名立过三等功的解放军退伍军人，退伍后就回老家咱市的北郊乡耿家村务农，村支书打击报复我，扣发了我的军人优抚款——
那维书记没等他把话讲完，就很不耐烦地说，一个农民，你怎么直接找市委呢，我怎能管这等事情？说着话，维书记就抬脚往前散步，耿直紧跟着亦步亦趋，边说：“那我找谁呢？”
“当然是找乡里啊！”
“乡里不讲理啊！维书记。”
“说的什么话？我们的基层政权不讲理？岂有此理！”维书记扔下这句话，就不再回头，昂首阔步地往广场里走，那速度已不再是散步，而是在逃避一场瘟疫般地匆匆赶路了。耿直就小跑着跟上去，他并不死心，心想，他的话远未说到位，维书记大概也没听明白。
“是这样，维书记——”
“是什么样，我管不着。”维书记说着，就挥一下手，像是指示广场里的几个人。这时就有人过来，十分严肃地训斥耿直，问他知不知道今天是星期日？领导想休闲一下，你都不允许，领导能不烦吗？这时也有好心人劝他，有事到上班时间去市委找领导，怎能在这地方堵领导？唉，耿直心想，要是上班时间能找到领导，我何必这样没明没夜地守候呢。当他再往前看时，维书记早已没了踪影……这就是他唯一一次与Q市领导的近距离接触。接下来，耿直被逼进了赴Q省的上访路，漫漫的上访路中，他方知道，有几多人命关天、倾家荡产的上访户，久久的上访依然没有结果，何况自己这种并未伤及人命的“小事”，上边哪里顾得着啊！不是人家不管，是大事大案还处理不完哩！他想过自杀，自杀后就把事弄大了，弄大了就有人来处理。可是，自己死了，谁出面上访呢？父母年迈又没文化，把自己的事再推给他们，太对不起父母。有人对他说，Q市新来的市长平易近人，还好接近，应该再去碰碰运气。就这样，他下了两个多月的工夫，才算堵住市长。
我的眼睛湿润起来，泪水欲要滴出，我的心疼痛着、颤抖着。我相信，耿直是冤屈的，他的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的干部还有那么一点正义、一点良知，就不会对兄弟姐妹的苦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不会推诿扯皮、束之高阁，也就不会使那么多的本可以安居乐业的男女同胞们踏上前已不见起点，后却看不到终点的上访路。凭我的经验和感觉，耿直的问题，真正解决起来，用不了一个小时就敲定了。何以要叫我们的人民花去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去办一个钟头就能办成的事情呢？我没有犹豫，一手放下那上访信，一手抄起电话，打到了Q市郊区人民政府区长办公室，区长听见我的声音，就问我有啥指示。平时我是不直接对他下指示或说什么的，工作上的事都由秘书和秘书长转达过去。我这样直接与他对话，应该是重要的急办的事情。我告诉他，郊区政府有个北郊乡，北郊乡有个耿家村，耿家村有个叫耿直的退伍军人。然后问他，这地址人名都记下了吗？记下了复诵一下，我要验证一下。好，记得正确。耿直原先在村里当会计，因为抵制村支书的腐败，被免职了，理由是耿直有精神病，接下来耿直又遭打击迫害，扣发了他家的军属优抚款，收回了已批准给他的宅基地。我看耿直没有患精神病，只是长期遭受压制迫害，使他的身心遭受到严重摧残，你要亲自过问一下这事，要亲自过问，听清楚了吗？好。我的意见是，原则上如数补发耿直家的军属优抚款，念其五个年头的上访，家中已一贫如洗，可将其破例列为特困户予以救助，按规定发给救助款。如果生活还有困难，可指令乡政府对其家庭给予适当救济。关于宅基地问题，既然已经批准耿直的建宅用地，原则上应落实此事，村干部不能滥用职权，出尔反尔……在处理解决耿直的问题时掌握一个原则：即就高不就低、就宽不就严、宜粗不宜细，做到情、理、法相结合。无论发生什么争论，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区长那里马上说是是是……
我把事情说得够明白了，可能遇到的消极力量也都估计到了，连清除障碍阻力的指导思想都交代了，才放下电话。我知道，要办成这件事，落实这件事，并非像事情本身那么简单。
既然这架机器能把一件简单的易做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难办起来，这架机器就不会顺顺当当地改变它的谬误……也正是有了这种预见和估计，我才道出最后那几句本不该现在就说的话。也是我太了解这架机器的特性了，所以我没有用正常官员的那种游戏规则：顺手将耿直送来的上访材料批示给信访局，写上请信访局调查处理。若如此做去，这种上访不进入云雾缭绕、迷尘充斥的大循环途径里才叫怪呢！
二十九 一个上访户的自杀与一个大老板的逃匿
尽管我对耿直这个上访户已经关心备至了，作为一个市长，我打破了习惯的工作程序，亲自指示郊区政府的区长解决耿直的问题，这的确是逾越常规了。
对这类事情，按照正常程序，市长是不会一竿子插到底的。充其量他只要说句话、批个字，下边的人就应该照着他的指示办。想一想，也是这个道理。一市之长，直接插手处理一起普通农民的上访问题，问题还能解决不了吗？可是，我已把工作做到这种地步，心里还是不踏实。这两天总是觉得耿直的事不会那么顺畅，倘若能顺畅的话，这种并不复杂也不疑难的事怎么会拖延五年？说不准是怎么回事，我有点疑神疑鬼起来，甚至推理，耿直那个村的支书，那个乡的头头，是不会有诚意去解决耿直的问题，因为耿直的问题就是他们制造的，他们能顺理成章地听从上边领导的指示吗？照此推理，他们还要耍什么手腕吗？耿直会因此遭遇不测吗？这种奇思怪想，并非我过于敏感，因为我知道，眼下有一些村一级的头头脑脑，办事确实没有规矩，有时连一般的游戏规则都不顾忌的。
想到这里，我把秘书赵镔叫来，吩咐他下到郊区落实耿直的问题，并再三叮嘱，一定拉住郊区领导一道，下到耿直所在的耿家村，先去安抚好耿直一家，叫他们吃下定心丸，再把村支书、村委主任叫到一块，现场办公，当场落实敲定解决办法和措施。之后，我指示司机，开我的专车，带秘书直奔目的地。
对耿直的事，并非我担心过多，我的确怕出现万一。特别是那天见到耿直的情景，他那忧郁悲恸、沉重惆怅的精神状态，可以断定，他的心理已经很不健康了，甚至已患上严重的心理病症，这种病人随时会因为外来的刺激，导致不可预测的灾患。对这种事，经验告诉我，要做到“预防为主、救治为辅”。
傍晚，赵镔在电话里汇报了一个让我的吃惊的情况。他与郊区区长一道，去耿直家时，耿直的父亲见到他们就跪地求他们赶快救救孩子耿直，说这些天他不吃不喝，嘴里反复地念叨“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的话，当爹的咋劝，也不中。
赵镔一行闻讯，立即闯进耿直的那间小屋，此刻，耿直右手拿着一个瓶子，正往张开的嘴中放去，赵镔一看，情知不好，也是他眼明手快，飞起一拳，将那瓶子打落在地，方知他欲要吞下的是一瓶叫“1059”的烈性农药。就在房子里唯一的家具——一张硬板床上，放着他咬破手指，用血写下的遗书。
耿直真是不想活了，但是，他没有死，他得救了。经过反复地了解，赵镔终于弄清了耿直何以自杀的缘由：
郊区政府指示北郊乡落实解决耿直的合理要求之时，消息走到耿家村，村里就滋生出一种伤害耿直父子的流言蜚语。说耿直太胆大了，敢到上边告村支书，就是官司赢了，以后的日子也甭打算好过，谁不知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
耿直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听到这话就担惊害怕坐卧不安了，他劝儿子离家出走，省得日后遭支书暗算。他知道自家根本不是支书的对手，那个土皇帝是啥事都下得手的。自己这条老命已活够了，孩子还年轻啊，千万不能叫他遭到支书的报复。这时的耿直陷进了精神分裂的痛苦境地，也是长时间遭受压抑，特别是四处碰壁的五年寒暑的上访生涯，已使先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绝望了，终于产生了死的念头……
闻悉耿直自杀未遂的消息，心情很是沉重，没有想到，前几天与他的第一次见面，险些成了最后的一次见面。我默默地责怪他的脆弱和退却，接下来又设身处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