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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数学家，没有算术家。
那么“作文”呢？有文学家，有作文家吗？
为什么叫“作文”，不敢叫论文叫文学叫文章？
为什么要降格以求？几十年孜孜不倦地降格以求？凭什么不让孩子写真正的文章？如果美术课十几年只教孩子画简笔画，而不告诉他更不让他练真正的美术？这正常吗？少年足球队，踢的是仿真足球吗？少年琴手，弹的是仿真钢琴吗？你能接受孩子学十几年仿真数学，练十几年仿真田径吗？
人文领域，比如历史哲学文学等等，这些年，少年天才到底是出得太多了，需要打压，还是压根就没有？
小孩写了一两本书，就被一片声地呼喝为“天才”，如果不是恶意捧杀，那只能说，是前辈用慈祥和爱护的眼光，去看儿童组的竞赛。试问：这些天才少年儿童（如果方舟也算一个的话），有独立建树吗？如果根本就是在模仿和追赶成人，那能叫天才吗？我记得韩国的李昌镐，是把大大小小的棋手杀得横尸遍野，才得了“神童”称号的。
所以说，长期以来，我们的作文标准和要求，实在是低得可怜。
为什么作文一直被视为初级的，练习的，仿真的？而正经文章，比如散文小说论文，我们认定学生是写不了的？
从小学到高中，文体训练种类不少，最大训练量的文体是两大类：
记叙文，议论文。
试问：成人文章里有这两种文体吗？记叙文是什么东西？议论文又是什么东西？将来的工作实践中，用的最多的论文，为什么从来不练？
请仔细回忆，出了校门，你有没有被要求，写中小学那样的记叙文议论文，哪怕一篇？有没有？那些所谓优秀的记叙文议论文，明显带有学徒工的标记，说句实话，只能投到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读物上去，搞自产自销。哪里能应付真正的写作呢。
现在我来说出真相：小学中学练了十年左右的作文，根本不是文章！文章不是那样写的！从学会写字到走出中学，我们的作文课，那些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训练的是什么？
是四不象的仿真文章！出了校门百无一用！什么都不是！
我建议，废除“记叙文，议论文”等概念！从小学到高中，学校作文的种类重新划分，写真正的文章，重头就是两大类：
论文，文学作品。
方舟从开始写文章，目的很明确。就是写书。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的真正的书。而不是油印的在亲友手里传阅的册子。是散文或小说，而不是什么习作！
有人说：九岁十岁写小说太早了嘛！是不是先写点日记？
甚至有人说：先写100篇日记，100篇游记，100篇杂感，100篇寓言，再来写小说嘛！
——按每篇500字算，四个100篇，就是二十万字！练了二十万字，才来写小说，他们以为小说是什么？核尖端啊？高科技啊？某些人的专利产品啊？
但是我们的作文不就是这样练的吗？以每个学生平均1万字/1年计算，十年就写了10万字。事实上，一般学生远不止写了这个数。为了慎重，我查了新版的《语文教学大纲》，上面有量的规定：小学高年级，各类习作共1。9万字左右，初中，各类写作5。1万字左右，高中课堂作文和各类练笔，超过5万字。加起来，已不止10万字了。10万字是什么概念？每个学生都能写一本书了！但是很多人，一出学校，就把写作视为畏途和终于摆脱的噩梦。十年练出十万字的四不象，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也太轻视孩子的智力了吧？
黄全愈博士的《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提到美国孩子8岁就写论文。有些人不屑：八岁能写什么论文？
黄博士列举了一些论文的题目，八岁孩子写得有模有样：
老鼠有决策能力吗？
古典音乐、乡村音乐、摇滚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食物的色彩与消费者的心理；
狗靠什么来决定选择玩具；
猫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辛辛那提地区的气温与环保；
——难道是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素质强吗？试问：这些题目中国孩子一定写不出来吗？问题是，我们几十年的作文课，出过这样的题目吗？
我们从来没有让孩子写过！我们压根不相信他们能写！
其他学科，整个的中国基础教育，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仿真。
我们一方面呼吁孩子参与社会，一方面又本能地把孩子阻截在社会之外，呼吁的声音高涨了，就给孩子提供一个模拟和仿真的，提供点边角废料给他们随便玩玩。怕他们把真实的事情搞砸了！
一旦孩子进入真实的成人领域，立刻惊呼：这么小就……这对小孩儿有好处吗？
很多的教育者，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阻拦孩子做事情。而不是给他们创造机会。
什么创造性培养，九法十八式。根本问题不解决，说得花哨有什么用？
创造性的培养，归根结底就是一条：
让孩子独立地干一件真正的正经事。
哪怕多小的事，是真的，而不是游戏模拟仿真的。告诉他成功的目标，对他说成功的好处，并提供条件，帮助他成功，肯定他的成功。就这。
方舟为什么一定要写自己的书，原因就在这里。
《正在发育》 社会课上的中国光荣传统（5）
不能让她的写作天分，耗费在仿真作文上。
那种带模式和套路的作文，只能把好好的写作天才写残废了，思维写残废了，语言写残废了。那种残废，是很难很难修复的。
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很大的话题。
（六）关于修改
有人问：“你的作文都是自己写的吗？你妈妈给不给你改？”
方舟说：“她还没有我写得好呢。”
我说：“我要不是学中文的，是学理工的就好了。”
方舟说：“你要是个文盲更好。”
那样就没有人会怀疑，这些文字，出自她的手笔了。
第一本书出版时，要给一张图片配个说明。她是怎么写的：
“这是在大连的旅顺的蛇岛照的，这可是货真的蛇，价实不实我就不知道了，可这蛇是真的，可以证明的，只有这张皮笑肉不笑的脸。”
我说：“不行，不通，改了。”
她大叫：“啊？怎么不行？哪里不通？就是通的！”
我说：“的字用多了。”
没想到，她还知道挺多，她说：“妈妈，你懂不懂啊？我们汉语里，‘的’字是用得最多的字，平均15个字就要出现一个‘的’”——她的说法没经过专家认证，可能统计有误。
我说：“好好好，我们来数数。”
加上标点是60个字，用了7个‘的’，平均8。57142857字，出现一个‘的’字，这回她无话可说。重新改过：
“这是在旅顺蛇岛照的。这条蛇可是货真的噢！价实不实我不知道，可以证明我很紧张的，就只有这张皮笑肉不笑的脸了。”
55个字，4个‘的’，平均13。75字一个，显然通顺多了。
她写道：“唉，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我说：“不能用。换一个。”
她说：“凭什么不能用？”
我说：“21章刚刚用过了。”
她说：“就你的记性好！”嘟嘟哝哝不情愿地换了个词。
任何一个小小的改动意见，不拿出真凭实据来，根本别想说服她。
即使拿出证据来，她也有相对的说辞来辩驳。
在《寻找刺激》一章里。她写道：
“他忽然对我回眸一笑，拽着我的衣袖，就飞奔向三楼。”
原稿是“二楼”，我说：“二楼有什么刺激？改成五楼。”
她说：“那个楼没有五楼，只有四楼。”
我说：“那就四楼。”
经过不依不饶地讨价还价，以“三楼”成交。
有时她也会听我的建议。
第一章《敬佩我》，我说，加个人物“冯圆”。
她说：“为什么，这根本不符合她的个性！她不会当面敬佩我的！”
我说：“那也要加，非加不可！第一章所有的人都出场了。只差一个冯圆了，她第一次出场已经是十二章了。那怎么行？”
她想想有理，就加了。
更多的时候，是听她的。
比如结尾。她用“大了……大了……大了……”收场。
我说：“这不行吧？是不是太草率了？”
她说：“你看，这你就不懂了吧！香港有个电影，结尾就是几个照片和话外音：“大哥和美珍结婚，生了八个孩子；二哥去了澳洲；三弟还在九龙塘，有人在豪华游艇上看见他。”
我一想有理，简单利索，还有点余音袅袅的意思。就认可了。
看她写得有趣，有时我也想替她写。
《二球运动员》写到一半她上厕所去了。
我替她续了一句：
“最可喜可贺的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她回来，二话不说就划掉，改成：
“在整个运动场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最小的学前班小朋友……”
还告诫我：“你不懂，别瞎改噢！你想想，这事儿没有什么‘可喜可贺’的，应该是‘引人注目’……”
再说修改。
课堂作文和假期作文就不说了。由她的语文老师改。暑假收拾书包，我才看见她在学校写的作文。基本都是“优”。
这个小说，她写了近一年，写的时候，即使我觉得有点不同看法，也不提，由着她写。文章的脉络只有她自己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