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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使一个人能更好地发展，这包括一个人获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机会，更高的个人收入，更多的个人自由与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国家87扶贫计划确定的重点扶贫县中，西部地区就有366个，占中国重点扶贫县数的61。8％，贫困人口大约4136万。
面对庞大的贫困人口，民政部救济司一位官员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救助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的需要，而现在需要的规范救济，是对某一特定的弱势人群救济，如低于一定生活标准的农民。
对于农民的救济，民政部曾从上海对农民的低保救济中得到了一些经验。考察后，民政部开始推行对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发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原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把苏州、无锡、青海作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试点地区。
但这位官员表示，农民的低保按城市人的保障去操作存在一定的困难。与城市贫困相比，农民还有一块地，这是农民的生产资料，这个资料怎样折合呢？农民低保的标准怎样制订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现在农村确实有一批贫困的农民急需要救助，如重残废人、重病人等。这些人如果不给以救助，他们的生活就难以维持下去。据民政部门初步调查，这类人大约有2000多万。
对于这类特困人口，民政部已发出通知，要尽快给予救助，并发放特困救助证。由于各地的生活水平不一样，救助要根据当地的经济财力进行。
尽管中国庞大的贫困人口，为非政府的扶贫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他们的成立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导致他们在中国的成长非常艰难和缓慢。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适应不了中国日益扩大的扶贫需要。
于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出现了，一是方面数以亿计的人渴望摆脱贫困，另一方面是扶贫的资源严重供给不足。
长期垄断形成的经济体制，又使中国的企业对公益事业非常冷漠，造成中国的公益扶贫组织难以迅速获得扶贫资源。
面对扶贫面临的困难，目前国内的法律环境不成熟，尤其像扶贫这样的公益机构，其法律地位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可。即使是已出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但都是10多年以前制定的，根本无法适应今天公益事业的发展。
西方一些国家有一个成熟的捐赠资源市场，这个市场与税收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律支持企业的捐赠可以减免税，而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市场，这对公益机构筹集资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经营环境不成熟，同样困扰着一些基金会的发展，即使基金会有资金，但交给谁去经营？一旦基金会把钱交给中介机构去投资，它能为基金会带来收益吗？
过去国内基金会成立时有非常强的政府背景，它的身上不可避免地笼罩着行政色彩，如行政级别的划分，人员的聘用、工资标准等都被行政主管单位掌握着，这与当时的经济体制有关系。而现在的变革就是要取消行政级别，使基金会在不断创新、变革中持续地发展下去。
体制创新是促使基金会去适应市场的竞争。加入世贸后，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正在进入中国，国内本土的公益机构也在不断成长，两股力量将会汇合到一起。由此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对自身的体制创新就显得更为迫切。
对于公益项目，政府应该开放公益市场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招标的方式，让公益机构来竞争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从而提高扶贫资源的效率，同时促进公益组织的发展。
“青基会在希望工程上已开拓了10多年，凭借自己的经验、声誉，是有能力把希望工程做得更好的。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使命没有改变，仍是为青少年的发展服务。希望工程关注农村孩子的方向也没有变。所改变的是我们的资助正向多元化发展，由帮助农村小学生，向农村中学生、高中生，甚至资助由农村考入大学的贫困家庭学生，这对他们的人生将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顾晓今以坚定的语气说。
应该看到，政府的角色使它的扶贫能力有限。如果政府转变一种扶贫思维，将扶贫资金通过竞争让民间扶贫机构去运作，其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香港的公益组织，有一半的资金是来自政府。政府每年要拿出一定的资金，用于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及其他公共设施建设，但政府并不直接去做，而是由许多公益组织去竞争。政府对他们考核后，从中选择最具竞争力的公益组织去实施项目，这样，政府的资金与项目都能取得效率最大化。
一个有着几百年传统文化的村子，由选举及旅游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矛盾，使村民纯朴、友好的情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进而出现不同派别的分化和相互攻击，这是党家村的村民们没有料想到的结局。
如果说党家村的祖先通过祠堂教导它的村民遵守传统道德的规范，那么，今天党家村选举过程中出现的互相攻击和责骂，则显示了传统道德的不堪一击，它的虚伪与无能在村民的利益之争中充分地暴露出来。
随着历史的演变与外部文明的进入，党家村的传统文化同它的祖先一样湮没在尘土中。计划经济留给村民的贫困，使他们不足以应付工业文明对他们的挑战。村民们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迫切希望有个依法执政的村领导，能带领他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原始耕种阻挡不住倒退 为维护农民的利益，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农村推行时却遇到了来自乡镇官员阶层的阻力。
裴李岗是新郑市新村镇一个出土了原始的农具，被有关文物专家夸耀为有着8000多年农业文明遗址的乡村。村支书王现增说，村里有920口人，拥有土地1300亩，人均只有1。3亩，人均占有土地资源非常紧张。小麦亩产只有600斤，每斤卖0。6元一亩也不过360元，除去200元的成本已所剩无几。由于是半山区的沙地，容易干旱，每半月要浇灌一次水。灌溉用水取的是地下水，打一口井最低得8万元。
他家种了7亩地，一年毛收入4000多元，除去各种开支后收入只有1000多元。一个孩子上中学一年得1500元。由于他是村支书一年有3000多元的工资，再加上家里给人加工服装，一年共有5000多元收入，可一家人全年的生活开支得3000多元。干一年下来他家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也就是说，靠种地他不可能走向富裕。
他说，上级官员总是乐观地说农民收入在增加，可他村里农民有存款的很少。人均收入不过2000元，有些困难户还需要救济，村里农民只得靠打工维持家庭的开支。虽然新郑市与裴李岗相距只有10多公里，但大部分靠种地的村民没有资本到城里去做一些生意。城市对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农民也分享不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利益。
费改税之前，农民平均每个人承担150多元。过高的费用使农民与村官员产生了矛盾，他们的关系变得很紧张。那时村官员有8人，费改税后降到了4个，每人承担70多元。
税是按每亩的产量来定的，而这个产量又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量。裴李岗村要承担的农业税上级下达的是6万元，乡镇将这个数量下达给村，村支书等官员又把这个税分派到每个农民头上。镇返回给村2万多元用于村开支。书记希望免征这笔税，因为农民交了税以后已经没有什么钱用于生活开支，更不可能有钱搞村公共建设。
村里除各组之间没有公路相通更没有一条完善的公路通向新郑市。要修一条通向新郑的公里需要几十万元，这是靠种地维持生活的村民难以承担的，更何况村里至今还负债15万元，这笔债务是上世纪80年代欠下的。
他说自己欠债就达1万多元，主要是因为上级曾经要求农民搞种植结构调整。新村镇给裴李岗村下达种植葡萄的面积是300亩，压力之下书记只好带头去买葡萄苗。风险太大就压缩了种植面积，村里只搞了40亩，每亩需投入1500元。结果因气候不适应，农民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亏损。
后来新郑烟草局又让农民将土地出让给一个烟草公司种烟草。村民当初极不情愿，可新郑官员们说农田种植调整能给农民带来更多收入，而作为书记他也不想种烟草。如果一旦投入进去没有收获，村民的负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清，为服从上级的指示书记只得将土地出让给公司种烟草。村民还给种烟草的公司干活浇水，而老板最后不见踪影，村民为此遭到损失。
承受了损失的农民不但得不到补偿，还要交各种提留，村民与村领导的关系再次恶化，书记说那年他和村里其他人员都没有领到工资。他由此背上了债务。
村长说他种7亩地毛收入也只有4000元，一年生活开支得2000元。乡政府要求种植结构调整，他种灵芝卖给一个公司价值3万元，可货交了以后再去要钱时对方人却跑了，由此村民与他共损失了10多元。除种地以外他还贷款及借钱8万元买了一个收割机，一年收入1万多元。
裴李岗村的农民除了种地得不到应有的收获以外，还要承受乡镇官员强行调整种植结构带来的损失。一种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伴随着技术发展的，而农民恰恰缺乏技术。要承受产业的转变必需经过一个接受知识的过程，没有技术资源的供给农民是不可能从产业调整中得到利益的。
村长也很困惑，村里发展缓慢使村民几乎没有能力去创业，更找不到贷款的机会。没有钱村里什么公共设施也不能建设。
村长说他父亲和爷爷都是文盲，村里现在仍然没有实现9年制义务教育，大部分孩子上到初中或者没有毕业就走了务工之路。高昂的学费以及教育的落后阻碍了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