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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1年仰韶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列入重点文物保护以来，村领导换人换届也必须将保护文物的责任承担下来。不准在遗址边打井、建房、耕种，全村土地共有1800亩而遗址就占了400亩。
农民为了生活要在地上打井、耕种、建房就会与保护遗址发生冲突，以至造成村水电、交通不便，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阻碍，同时还给农民在精神上造成了损害。
过去村民祖祖辈辈住在潮湿的窑洞里，村民想从窑洞里搬出来建新房子，但上级说要保护遗址没有批准村民的请求。
一直到1982年农民才从祖先住过的窑洞里搬出来。他们先建起的是土砖用泥土糊成的草房。不从窑洞搬出来建新房，村长说，村民们娶不到媳妇。到1995年经过改革积累了一点资本，农民才建起了砖瓦房。这样经过几代人的窑洞生活，村民才告别了象征着贫困的窑洞跨入到砖瓦房中，这是他们祖先几百年以来在农业文明中漫长演变的表现。
面对困境仰韶村的农民疑惑地说，住在仰韶村真倒霉，拥有仰韶文化的知名度，却不能享用它带给自己利益。守着文化遗址却在荒凉的黄土地上过着穷日子，文化带给他们的只是一个虚幻的精神满足。
79岁的村民王凤璋出生在窑洞里。他和父亲、爷爷三代人在窑洞生活，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他过去曾在村里一个破烂的土砖房学校里读私塾，学的不过是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这样的知识能给孩子们带来多少创造的意志？几十年过去后他的孩子也在这样的学校里只读到了小学，儿子与他一样只能在黄土地上走着同样的种田之路。
他家里的一个柜子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另一些家具也有几十年了，再看不到其他的现代设施。陈旧、简单的房内仿佛看不到20多年的变革给他家带来一丝现代化生活的气息，一切仿佛还停留在一个遥远原始的简朴时代。
一个村民说，村里并没有什么变化，青年人都忙于到外面赚钱，缺乏一个有能力的人把村民带向现代化生活。如果不是因为仰韶文化铺了一条路通到村里，村民不知要在泥土路上走多少个岁月。尽管他就住在仰韶村，但他不理解这文化对他有什么意义。他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足以去认识仰韶文化，只不过是出土的几块石头、陶片，那与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他还是得种几亩地维持生活。
为了使仰韶村从贫困和原始的生活中走出来，村长说，村委会一直在争取资金修建公路、上项目打井，同时为解决因保护遗址使村民负债的问题，村委会极力争取上级部门能给予资金支持。
古老的文化遗址没有使村民走向现代生活，仰韶村的教育也同样落后。仰韶村小学王校长说，如果不是1996年中国商检局出资40多万元为村里建了一所希望学校，孩子们还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房子里学习，这所学校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它墙壁破损已经无法再用。
学校共有学生100多人，只有7个教师实际上需要12个。一些教师是民办教师，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培训，造成学生在美术、音乐等方面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来的青年教师是支援教学，一年以后还会回去，剩下的仍是老年教师在支撑，这使仰韶村小学得不到稳定的教学资源。
没有优秀的教师，仰韶村的学生处在知识供给的短缺中，阻碍了村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从村里的孩子读高中越来越少中得到了证明。王校长说维持一年教学大约得8000多元，费用来自学生交的学费、杂费、课本费，大约每个学生得交120多元。学生考到了全县第一名要给教师150元的奖励，这样能激励教师提高教学质量，仅奖励一年大约需要4000元。
家庭困难使王校长尽管自己是一个教师，却使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能接受高等教育。前十年村里很少有孩子能上大学，现在每年也只有几个，但大部分只能上到初中就不得不回到贫困的乡村。
贫困导致孩子们不能获得教育，形成了老一代文盲没有消失又出现了新的一代文盲，这进一步导致仰韶村经济和文化的衰退。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权力逼迫下的签字（1） 依山而建，俯视洛河，曾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占地18万亩，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历经400多年富裕12代的康百万庄园，给巩义市康店镇康南村的农民带来的不是一种自豪而是面对拆除房子后的无奈和痛苦。
康店镇一位退休教师康靖说，康家曾以洛河、黄河从事运输业将当地土特产、粮食运往外地，兴旺之时康家有100多条船航行在洛河及黄河上。
康家的船队北到北京南到扬州，西经黄河入渭河到达关中，将关中的棉花沿黄河运到山东，同时将江南的布料、瓷器运到黄河西部。他们依托沿黄河流域开设的店铺能将各地货物迅速销售，这种以河流形成的贸易使康家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利用清政府与白莲教之争，康家承担了为清朝几十万大军运输物资的任务，以尽忠的商业意识提供服务，这场战争为康家获取了大笔财富。
康家的眼光仍停留在农业和商业上，没有将资本投入制造业，这使康家尽管积累了巨额资本，却并不能给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他们的孩子也不过是学习简单的计账，没有产生改革社会的思想家。
1949年以后，这个家族被政治运动分解，财产的没收、消失与人员的离散，使康家的辉煌如门前的洛河一样永远地消失。一个乡村自治文明的进程被打断，被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
土改时，康家的资产被分给村民。康靖说，他家分到了几亩地及家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康家留下的字画在文革被当作“毒草”化为灰烬，而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样板，气派壮观的康家庄园却得以保存下来。
土改时，康店村人均有1亩多地，现在却下降到人均只有几分地。耕地在不断减少，可人口却在急剧增加，农民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酷，他与孩子一家10多口人住在两间窑洞里。
家庭贫困使他父亲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家庭的文化传承从这时就出现了断裂。他只是在康家给农民办的免费学校读了小学，只有三个教师要教100多个学生。读的是国文和数学，这样的教育质量不可能给他们更多的知识。
1956年康靖考取了河南大学中文系，当时巩义仅有两个人考上。教了一辈子书的康靖却无奈地看到，儿子由于“文革”而没有上大学，文化到他孩子这一代不是走向繁荣而是出现倒退。
对文化的倒退，康靖认为，“文革”使孩子不能接受教育是社会条件决定的，今天孙子上不起学又是经济条件造成的。
儿子说，连续9年的干旱使他家种的4亩地，不但投入的人力、物力费用收不回来，而且收获的粮食有时生活都维持不了，更谈不上财富的积累，最后还要靠打工赚钱来补充家庭生活开支。
康南村处在康百万庄园文物保护区，当地政府搞开发想拆除农民的房子，补偿按1993年出台的标准，每平方米220元。10多年过去了，物价迅猛上涨，现在农民要建相同面积的房子就要承担更多的费用，损失自然还是农民自己承担。
康靖与村民找政府谈判补偿时，拆迁的部门根本不想将补偿标准提高。拆迁的指令从2003年6月就下达了，11月开始拆迁时，他们上访到市到省直到北京。上访使拆迁暂时停止，可2004年3月拆迁又重新开始。
一位姓王的妇女说，她家有五间房共100多个平方米，镇官员要拆除她家房子时，她说你们必须拿出拆迁证。对方拿不出证，她说没有证就不能拆，可官员没有理会她陈述的理由，竟然将她的房子院墙先推倒。
看到这个情况，她气愤地指责，你们凭什么推倒我的房子？对着乡镇官员她一阵痛骂，她想这房子是她一家人经过几十年一点点积累资金建起来的，怎么一转眼就要被他们强行拆除？她越想越气愤并打了拆除她房子的一个副镇长一耳光。
她和老伴现在还住在祖辈留下的窑洞里，我走进她的窑洞时，看见有些地方已经渗水，里面一片阴暗。
有些村民在官员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拆迁条件。康靖认为，拆迁要按市场价格补偿，可他没有想到的是，2004年3月14日宪法通过了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利时，15日政府的拆迁人员就对村民的房子进行了强行拆迁。
一个村民说，早上她还在梦中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出门一看，原来是康店镇拆迁的人要她搬家。她说现在不能搬家，对方不由分说就强行将她推到一边并将家里的东西往外面扔。不一会房子就被他们推倒了，她出去申诉却没有部门来制止拆迁行为。
拆到最后只剩下康靖一家的房子，乡镇官员要求他在房子拆除协议上签字，他说这是我的私有财产，你凭什么拆除？宪法刚通过保护私人财产，你们懂宪法吗？官员说现在不是谈宪法的时候，是你在协议上是否签字的问题。
“我坚决不签字！”康靖对拆迁的人愤怒地说。
由于康靖过去是中学教师，在康店镇享有一定的威望，官员不敢对他动手。相持到了晚上，官员请他提出赔偿的条件，眼看周围村民的房子都被他们强行拆除，康靖觉得自己一个人挡不住他们强大的力量，他提出了赔偿20万元才签字的条件。双方讨价还价达成赔偿12万元的协议，这比其他农民只赔偿每平方米220元要高得多。官员说明天给钱，康靖坚持不给钱不能拆，他们最后拿来了12万元。
签字时康靖手一阵发抖，他不由得想起当年李鸿章是如何在日本人逼迫下，无奈地签订《马关条约》的情景，而现在自己不也是在权力的逼迫下做出无奈的选择吗？
拿到钱后，康靖向自己的房子磕了三个头。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