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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私营石油公司为何梦破凭什么要强行收走 面对油井被接收，投资商感到很困惑：自己的财产，什么手续也没有办，政府凭什么要强行收走？
对于投资者的疑问，陕西省经贸委副主任张怀宇对我说，让不具有资质的企业开采石油，有违国家的法规。1997年1月1日，国家重新修订了《矿产资源法》，废除了原石油部发布的《石油及天然气勘查、开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中第19条有关持有石油、天然气许可证的企业，可以划出一部分采油区，承包给其他单位的规定。
新的《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
但进入陕北地区开采石油的私营公司，是依据当地政府出台的招商政策，原石油部的管理办法废除后有多少投资者知道？而且投资者与县政府签订的开采协议，是在矿产资源法修改之前。
投资商告诉我，安寨县的财政收入已达到两个多亿元，县委书记曾总结说，县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石油开发，而且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没有开采之前这个县的财政几乎陷入困境。
考虑到现实的压力，投资商感到，如果不接受政府提出的赔偿条件，那么有可能损失更大，向法院起诉或者上访成本更高，而且受政府的行政干预法院也难以受理，如果接受赔偿还能减少一些损失。
现实的利益，使延安市各县大部分投资者与政府签订了赔偿协议，张怀宇透露，目前延安市除收回已到期的油井以外，已与390户联营单位的1376口井，签订了有偿收回协议，兑现补偿资金2。86亿元。
那些即使签了协议的人，拿到的钱也只有一半，另一半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支付。原因是县钻采公司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补偿。
但安寨县还有些投资商因不能接受政府提出的补偿方案，而未与政府签订协议，他们仍希望政府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赔偿，他们打油井的投资来自亲戚、朋友借款及银行贷款，他们的油井是外地人走了后转让过来的，在支付了高昂的转让费后他们接着开采，但所剩下的油也不多，特别是油井被收走了以后，他们一下子难以拿出足够的资金偿还借款。
据投资商介绍，1999年以前当地的石油开发政策是，只引进外地投资者。后来，当地的一位领导在一次县常委会上提出，如果不让当地投资商开发，那么外地油商开发赚钱走了以后，拿到外地消费，这对当地经济仍不会起到推动作用。这个建议提出来后，2000年安寨县打破了只让外地人投资的规定，当地石油投资商开始大举进入。
安寨县一位姓乔的投资商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的，他伙同其他股东投资打了14口油井，但出油的井只有7口，那不出油的7口井，平均每口井的投资在60多万元，这一下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就在他还要寻找新的油井时，2000年11月，当地政府下达了整顿油井的通知，规定不允许再打新的油井，而他新打的油井快到油层时被当地政府的人员制止，油架也不得不拆毁。
而出油的井产量低，使他只回收了部分投资，离投资收回期还有一段距离。他的投资大部分是来自贷款，仅银行贷款就占100多万元，其他来自私人高利贷150多万元。
他的公司还有4个股东，有的出资100多万元。这些股东的背后又有许多小的股东投资给他们，有的1万元至3万元等。油井被接管后，他的投资不但难以收回，而且难以向股东支付利润，他不得不去北京上访并与其他投资者商量如何要回自己的油井。他的举动被当地警方认为是煽动闹事，以至被列入抓捕的对象。
他告诉我，为了躲避警方他已有三个月不敢回安寨，但他说很想家，家里孩子正考初中，需要有人给予支持，而现在有家不能回他感到很痛苦。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应该为人民着想，为投资者着想，可我们投资的油井就这样被他们收走了，我们到何处说理去？为什么政府不与我们坐下来公平地谈判？他们只是说执行上面的政策，可我借的高利贷靠什么还？政府收回油井的行动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了，我感到自己将要破产了。”他愤怒地对我说。
他曾经在安寨县一家单位开汽车，车被单位卖了他失业了好几年。当地允许开采石油后，他借高利贷进入了这个行业。他以前对石油产业一无所知，但开采石油一年以后，他对石油勘探、开采、测量、看图纸等全都学会了。
“国有石油公司与我们私营公司的差别在那里呢？我们打一口1000多米深的井，成本控制在80至90万元，而国有企业打一口油井，它的成本就要达到100至120万元，我们采一吨油的成本在200多元，而国有公司却要达到500至600元，这个差别就在于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成本。”他说。
他还指出，既然矿产资源法不允许私营企业开采，那么政府为什么还要与我们签订开采合同？按合同的8年期，他的判断是能收回全部投资的，但新油井的开采被突然停止，油井开采权、经营权、所有权被政府收回，使他感到收回投资的希望已经破灭了。
安寨县大部分从事石油开采的私营公司，往往是几个大股东出资成立。大股东的资金又是来自小股东，油井的收回使大股东失去了开采权，随即这种风险传向大股东背后的小股东。
第十二章私营石油公司为何梦破我要保护我的财产权 就在延安安寨县于2003年3月刮起收回油井的风暴时，榆林地区的定边、靖边等县似乎还处于观望中，投资商以为收油井的风暴不会刮向榆林地区，他们幻想继续从滚滚冒出的石油中，看到财富成长的奇迹。
但到2003年5月底，据悉，陕西省政府批评榆林市有关领导，说整顿油井的行动不力，这样做对延安的一些县收回油井有阻力，因此，必须将油井全部回收。
6月13日，榆林市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市长王登记主持了会议。会上指出各县虽然在积极收回油井的三权，但同时一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也出现了，这是对贯彻会议精神的态度不够坚决，各县普遍存在着观望、消极畏难倾向等。会议强调，收回油井的工作已到了决战决胜的阶段，也是各种利益，各种矛盾交替碰撞最激烈的时期。
就在这个会议上，形成了一个收回油井的55号文件。文件的核心是先接管后清算，回收的原则是坚持无偿收回，凡是投产满5年，投资收回的油井，采取无偿无条件收回。
而就在这个会议之前的2003年5月23日，榆林市王斌副市长在全市收回油井三权调度会议上指出，靖边县提出在收回年限上统一延长2年，这一点市领导口头承诺过，我也同意，但在2年的内涵上并不是让你不考虑投资年限。不论是否收回投资，给所有油井进行2年补偿，2年的补偿期只能适应政策容许的补偿对象。
55号文件中凡投产满5年无偿收回的规定遭到了投资者的强烈反对。榆林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白武华对我说，1999年下发的1239号文件，传到榆林市时已是2000年5月，由于收油井涉及到榆林与延安，而榆林的进展比延安要慢。来自上级的压力使榆林必须在5月底之前将油井收回。
显然，地方官员们所受到的压力也比较大。2003年7月17日，榆林副市长王斌在北京接受我采访时也谈到，他在5月23日全市油井收回三权会上指出，省工作组到榆林检查工作时，明确要求我们限期完成收回三权，否则将追究市政府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的责任。
在这种压力下，王斌在会上坚定地表示，6月底前，仍不能完成任务的县，要兑现会议的有关决定，追究县以上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其实这收回油井三权的命令，早在2002年11月5日，榆林市市长王登记主持召开的办公会议上就已提到。会议认为依法收回原招商引资联营单位油井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不仅是一项经济秩序整顿任务，更是一场维权护法的政治斗争，也是衡量和检验产油各县党委、政府能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政治上是否成熟可靠，工作上是否称职有力的重要标志。
会上还特别强调，公检法要为收回油井保驾护航，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援助和保护。清理整顿期间不得受理和支持影响、阻碍油井资产归并重组的一切诉讼和上访。
规定虽然强硬，但收回油井遇到的问题正如榆林市领导所说的，是各种利益、各种矛盾交替碰撞最激烈的时期。也许是多方矛盾与投资者的强烈反对，55号文件中的有些规定不得不作出了调整，政府也作出了让步。
“通过调查及反复研究，我们觉得无偿收回执行很困难，因为投资者的利益也要给予考虑，要找到一种符合市场经济的办法让投资者能接受。而且感到这个规定没有依据，上面的政策也没有这样的要求，因此，收回油井的有些规定后来作了修改，认为有偿收回符合实际。但我们的补偿价格也是了解了油商私下转让的价格而制定的。”王斌对我说。
至于榆林收回油井为何比延安慢，王斌说，这涉及到定边、靖边两县的任务量大。油井大约有1900多口，投资主体也比较复杂，各县政府与投资商对收回油井的认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县一级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愿意将油井收回。他们认为油井给当地带来了很多财政收入，并开始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无奈中，2003年5月23日，定边县、靖边县、横山县的私营投资商大约有3000多人去陕西省政府上访，他们静坐在政府门前期待着政府给他们一个回答。政府的官员走出来要求上访的人选出代表，一个县选出5个代表，可等到下午3点钟，官员出来对他们说一个县只能选3名代表。
有7个代表进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