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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提示不应当误解为低估技术进展的冲击对老的文化传统所能给予或已经给予的破坏。但因为这整个发展长时期以来远远超出了人类力量的任何控制，我们必须接受它作为我们时代的最主要特征，并且必须尝试尽可能将它和人生的意义联系起来，这种人生的意义曾经是老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目的。这里可以从哈什教（Hasidic
religion）引述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老的智者，一个以他的聪明闻名的长老。所有人都向他求教。有一个人去拜望他，那人对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感到失望，向长老申诉所谓技术进步带来的全部灾难。他大声斥责道：“如果人们考虑一下人生的真正意义，所有这些技术的骚扰不是毫无价值吗？”“可能是这样，”智者回答说：“但是，如果一个人有正确的态度，他就能在每一件事物中学习。”“不，”来访者抗辩说：“从铁路、电话或电报这样的蠢物中人们什么也不能学到。”但是智者回答说：“你错了。你能够从铁路学到：如果你退到一霎那，就会失去一切。你能从电报学到对每个字都加以计算。而从电话你能够学到，我们在这里说的话能在那里被听到。”来访者领会了智者的意思后就离开了。
最后，现代科学渗入了我们现代世界的大片地区，在那里，新的学说只建立了几十年，而这些新学说是新的有力量的社会的基础。在那里，现代科学院面对着起源于十九世纪欧洲哲学思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那些学说的内容，又面对着固执坚持信仰的现象。因为现代物理学由于它的实用价值在这些国家必定起巨大的作用，所以，那些真正理解现代物理学及其哲学意义的人，很难不感觉到这些学说的狭隘性。因此，在这一点上，科学和一般思想倾
向的相互作用就会发生。当然，不应当把科学的影响估计过高；但现代科学的开放或许甚至能够使大部分人民更容易发现学说对于社会并不如过去所假设的那么重要。这样，现代科学的影响可能支持容忍的态度，从而可以证明是有价值的。
另一方面，固执坚持信仰的现象比十九世纪的某些专门哲学观念带有更大的份量。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看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大多数人很难对某个重要的普遍思想与学说的正确性作出很有根据的判断。因此，“信仰一词对于这大多数人并不意味着“感知某些事物的真理”，而只能理解为“以此作为生活的基础”。人们很容易理解，这第二种信仰比第一种信仰更为顽固，更坚定得多，因为它甚至能够面对直接矛盾的经验而固执己见，因而不能为新增加的科学知识所动摇。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已以许多例子表明，这第二种信仰有时可以被摔到看来是完全荒唐的地步，并且这些信仰者至死也是执迷不悟的。科学和历史能够教导我们，对手抱这种信仰的那些人，这种信仰可能成为巨大的危险。但是这样的认识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去避免它，因而这样的信仰总是属于人类历史的巨大力量。从十九世纪的科学传统出发，人们当然倾向于希望一切信仰都应当以对每一个论证的理性分析，以小心的审议为基础；而另一种信仰，即把某种真实的或表现的真理简单地当作生活的基础的信仰则不应当存在。确实，根据纯粹理性的论证作出的小心的审议能够使我们消除许多错误与危险，因为它允许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而这可能是生活的必要条件。但是想到我们在现代物理学中的经验，就很容易看出，在审议与决定之间总是必定有一个基本的互补关系。在实际的生活的决定中，不大可能把偏袒一个决定或反对一个决定的全部论证都加以考察，因此，人们总是不得不在不充足的证明的基础上行动。只有掀开全部论证——包括那些已经理解的论证和另一些只有通过进一步审议才能作出的论证——并摆脱一切犹豫不决，才能最终作出决定。决定可以是审议的结果，但它同时又互补于审议；并且，它是排斥审议的。甚至生活中最重要的决定，也总是一定包含这种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因素。决定本身是必需的，因为必须有某种可以依靠的东西，必须有指导我们行动的某种原理。没有这样一种稳固的立足点，我们自己的行动就会丧失全部力量。因此，用某种真实的或者表现的真理构成生活的基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认识这个事实时，应当考虑到那些人的集团的基础和我们自己的基础是不同的。
现在，在从所谈到的现代科学的一切来作结论时，人们或许会说，现代物理学正是朝向统一并扩大我们的现代世界的一般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很有特征性的部分。这个过程本身将导致缓和造成我们时代的巨大危险的那些文化和政治的紧张形势。但它又为向相反方向行动的另一过程所伴随。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这种统一过程的事实，鼓励了现在文明社会中一切力量去力图在最终的统一状态中保证它们的传统的准则发挥最大可能的作用。从而紧张形势加强了，这两种竞争过程是如此密切地相互交织着，以致统一过程的每一次强化——例如由于新的技术进步——也强化了对最终状态的影响的斗争，从而给瞬变状态增加了不稳定性。现代物理学在这危险的统一过程中或许只起微小的作用。但它至少在两个决定点上将引导发展过程成为一种平静的演化过程。首先，它表明在这过程中使用武器是灾难性的；第二，通过它对各类概念的开放，它提出了在最终的状态中许多不同文化传统可以共存的希望，提出了可以将不同的人类的努力结合到思想与事业之间、活动与沉思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之中的希望。
《物理学和哲学》
W·海森伯著 范岱年译
附录 英文本序言
如所周知，当代物理学已经引起人类的宇宙观及其同宇宙的关系的重要的修正。有人设想，这种修正突破了人类的命运和自由的基础，甚至影响到人类对他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能力的看法。这种设想，在物理学的各个部门中，再没有比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表现得更直截了当了。本书的作者是测不准原理的发现者。事实上，这个原理通常都冠以他的名字。因此，要判断这个原理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比他更合适的了。
海森伯在他以前的一本书《量子论的物理原理》中，向专业物理学家们阐明了量子力学的理论解释、实验意义和教学工具。在本书中，他向外行人阐明了量子力学和其他物理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的哲学会意和它们的某些可能的社会后果。比较明确地说，他试图在本书中提出并回答下列三个问题：（1）已被实验所证实了的当代物理学理论肯定了什么，（2）它们容许或者要求人们怎样去没想他自己同他的宇宙的关系？（3）这种作为现代西方的创造的新思想方法将要怎样影响世界的其他地区，
海森伯只是在本书的开头和结尾部分简要地探讨了第三个问题。读者不要因为他的评述的简短而忽视了它们的重要意义。正如他所指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现代思想方法将要改变并且部分地破坏传统习惯和社会准则。非西方社会的本国领袖和他们的西方顾问常常设想，将现代科学仪器和方法引入亚洲、中东和非洲的问题，仅仅是给予当地人民以政治独立然后向他们提供经费和实用的仪器的问题。这种轻易的设想忽略了几件事情。第一，现代科学仪器渊源于它的理论，为了正确地制造和有效地使用它们，需要理解那个理论。第二，而这个理论又以哲学假设和物理假设为依据。一旦被人们理解了，这些哲学假设就会产生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它们完全不同于并且在有些问题上不相容于亚洲、中东或非洲本地人的以家族、等级、种族为中心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准则。总之，人们不能在引入现代物理学仪器的同时，而不求早或晚地引入它的哲学精神，而这种哲学精神，当它一旦掌握了受过科学训练的青年，就将推翻对家族和种族的陈腐的道德忠诚。如果要不致于因此引起不必要的感情冲突和社会的道德败坏，那么，让青年人理解到他们正在遭遇的事情，这是重要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把他们的经验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哲学精神的结合，即他们的传统文化和新物理学的结合。由此可以看出人人都理解新物理学的哲学的重要性。
但是，可能有人要问：物理学是不是完全同哲学无关？现代物理学是不是只有在抛弃了哲学之后才能成为有成效的，显然，海森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牛顿给人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以为在他的物理学中没有一个假设不是实验数据所必然要求的。当他提出他不作假说，并且他是从实验研究结果推出他的基本概念和定律时，就给人以这种印象。如果关于物理学家的实验观测同他的理论的关系的这种想法是正确的，牛顿的理论就永远不需要修正了，它也不可能包含实验未予证实的结论了。要是牛顿的理论是隐含在事实之中，它就该象那些事实一样确凿和肯定。
然而，1885年迈克耳孙和莫雷所完成的实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牛顿的理论假设全是真理的话，这个事实就不应当存在。这个事实表明，物理学家的实验事实和他的理论假设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牛顿引导许多现代物理学家去设想的那样。在大约十年以后，关于黑体辐射的实验迫使人们对牛顿关于他的研究对象的思想方法作又一次的改造。所以，这个结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肯定地说来，这意味着物理学理论既不仅仅是实验事实的描述，也不是可以从这样一种描述推论出来的某种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