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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专家埃利斯·琼斯少校的诊断书是这样写的：“赫斯患的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健忘症，这种病跟许多士兵在战争中处于严重负荷下形成的那种健忘症相同。这种健忘症在和平时期居民中也有出现。当某人处于自己无法抗衡的境遇时，也往往酿成这种健忘症。这类记忆力丧失属于自我防卫的必然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精神病专家们的诊断，赫斯的被迫害狂在健忘症发作时就退居次要的地位去了。一旦赫斯的记忆力恢复，他那恐怖的精神错乱的幻觉世界又重新轮廓分明地呈现出来了。
赫斯曾经宣称，他在英国是完全故意装出丧失记忆力的样子，就连对自己的妻子也必须装出这种样子，因为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
1944 年1 月15 日他写给妻子的信说：“我现在已坐了好几个钟头，一直在思考跟你们写些什么？但毫无进展。这有其特殊原因，遗憾得很！
由于你们将有经过或长或短时间后，最终会注意和知道这件事，我干脆告诉你们：我几乎完全丧失了记忆力。过去的一切都像在一片灰色的迷雾中，就连最理所当然，最应该记忆的事我也想不起来了。为什么会患这种病？我不知道。医生对我解释一大堆道理，但连他解释的东西也在记忆中消失了。医生保证，无论如何能慢慢治愈的。但愿他说得对！
这就是我不能给你们写封合乎情理的信的真正原因。写这样的信所需要的记忆力比想象的还要多。另外的原因还有，写信时不得不拿出材料和激情。你们最后的一封信我是去年9 月13 日收到的。。”
六个月过去了，仍然一直没有收到家属的回信。战后查明：赫斯与其家属的通信联系被英国方面的、德国方面的、还有国际红十字方面的原因给耽搁了。由于一个官员的疏忽，信件被搁置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
1944 年2 月26 日赫斯给他妻子写信：
“又通信了，从去年9 月起我就没收到你们的信。当你们不能写信时，我也就不再写信了。因为我需要写信的激情。没有你们的信，我委实不知道从何说起和说些什么。因为——如同我已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记忆力（即使只算是暂时的，如医生向我保证的那样）。你至少应该告诉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情况。”
他一直记得他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在上学了。
1947 年3 月10 日（在他被判决后的半年），赫斯在一封很详尽的信里报告说，他仅是装出丧失记忆力的样子，为了能作为重病号交换遣送回德国。字里行间显出孩子般的自鸣得意。因为他成功地蒙骗过了一批著名的精神病专家。这里援引他信里的原文如下：
“有时，我的信从英国寄出如此迟缓，与我装出记忆力丧失有关。因为丧失了记忆力是很难写信的，假如我既要装出记忆力丧失，又要再写信，这至少冒着很大危险。如果我疏忽了这点，就可能铸成大错，甚至导致揭露我在弄虚作假。目前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只知道还有一个家，别的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家庭的地址我也‘记不起来了’。尽管你来信的信封上都写的有，但我却‘忘记’我保存有这种带地址的信封，直等到我从家里收到新的信件时，才促使我按照来信去研究姓名、地址、通讯处。你们新寄来的信里经常包含一些我能借以假装引起激动的事情，回信时就可以写这些事，而无须费力去掩饰已丧失了记忆力。简而言之。我不得不常常等待你们的来信，直到我自己又能再回信时为止。。“这场戏最后竟扮演到如此地步，我甚至让医生给我注射治疗记忆力丧失的针剂。除开始时拒绝外，其他没发生什么事。我不愿再加深我对周围长期以来怀着的、被我夸大了的猜疑。幸而医生立即预言，不能保证通过打针能重新恢复记忆力。最糟糕的是：注射这种针剂时必须同时使用麻醉剂。在注射时，‘为了重新统一意识和潜在意识’，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提问，这一来，我不仅面临说出从我的德国立场来说是‘秘密’的事情的危险（这也许就是这种针剂发明者的宗旨吧！）而且还有其他的危险：这种状况可能引起我原来的老毛病——头晕病——的复发。
“但是，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从批准注射以来，我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有人故意给我注射比通常使用的剂量更大的针药，但我在耗费一切尚有意识力的情况下，仍完全成功地保护了我的意识，同时又装出丧失意识的样子来。
“有这种情况下，我回答所有问题时当然用‘我不知道这个”，在字与字之间的停顿用轻声、无声和丧失智力。最后装出我只记得我的姓名时我也
是用这种腔调说出来的。终于我决定‘苏醒’过来，用惊诧的目光慢慢地回到现实中来。这是一场壮观的戏，而且表演得完全成功！现在人们绝对相信我的记忆力已经丧失了。
“但是，希望通过交换俘虏被遣送回国，我却没有忘记。这期间有人暗示我，我是‘去皇后岛’。就是说，我相信，瑞典的运送伤病员的船下一个航班就会带我走。你能想象出我心中是如何期待着呀！但船一次又一次开走了，并没有送我走。
“我的医生们在实验的基础上已用麻药证明我的记忆力丧失。以致后来出现了我认为有理由暴露我是假装的时候（早些时候在英国已做过一回），大夫先生们起初就不愿相信我是假装的事实。直到我背诵他们在我“丧失意识’时向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在我用当时那种的语气、腔调重演我‘苏醒’的那场‘戏’以后，他们才承认，我把他们弄得如堕五里雾中了。用英国话说，意即我把他们当‘傻瓜’愚弄了。总的说来，为了能回归德国，为了呼唤神灵的庇佑，我当时确实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但神灵另有决定——也许这样更好些。。”
实际上，精神病专家迪克斯中校和埃利斯·琼斯博士一起，于1944 年5月7 日用一种麻醉剂为赫斯做了检查。这是一种用于其他健忘症病例行之有效的药物。这次麻醉检查的记录和赫斯在书信中陈述的基本点是一致的。里斯中校仍然持这种观点：赫斯记忆力丧失是事实，只是一部分是假装。他认为，另一部分应诊断为“真的”，这是在歇斯底里病发作时，诱发出的一种健忘症。
在任何情况下，赫斯都想尽量避免注射第二次麻醉剂。1944 年6 月6 日，他所作札记如下：
“绝不再注射第二针！第一针对记忆力毫无改善，却引起最厉害的精神烦躁。在检查时提出的各种问题所作的回答，证明了记忆力仍然存在，只不过一时紊乱罢了。医生们确信：回到德国后记忆力肯定能恢复。因此不用担心和激动，假如记忆力仍旧坏到目前这种程度，你甚至不能再认出你过去曾经见到过的人来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再注射第二针！”这是赫斯作为“保护记忆力”的手段贴在墙上的札记。
1945 年2 月4 日，在他第二次“试图自杀”之前不久，赫斯声称，他的记忆力差不多正常了。
当他在头天得知他的名字被列入战犯名单，并且被一个军事法庭提起公诉后，马上又出现彻底的健忘症。
1945 年10 月10 日早晨，他在梅因迪夫大院收拾行李，其中有少数装有食物样品的小包裹，他想携带去做物证。他从房间的墙上取下他儿子和妻子的照片，却将他崇拜的偶像阿道夫·希特勒的巨幅照片留在墙上。这种照片原来是挂在房间的最佳位置的。
下午，他在精神病专家埃利斯·琼斯博士、一名保健员和一个中士的陪送下，抵达已成为废墟的纽伦堡市的机场。从前他曾多次在这个机场上举行过党代表大会，在几千名褐衫队员的面前向希特勒报告会议开始。
鲁道夫·赫斯的心情是愉快的，他认为：他的监禁快要结束了。他觉得，这是一起精神案件，在审判以后法庭就会释放他。
在1945 年10 月10 日这天，法庭的20 间单牢都被副元首一伙被告住满了。几天后，前海军大元帅霄德尔从苏联被押送到这里时，22 个被告就全部
到齐了。在主要战犯名单上有两个缺席：马丁·鲍曼被认为是失踪的人，对他将进行缺席审判；古斯塔夫·克虏伯·冯·博伦—哈尔巴赫身患重病，老弱和由于中风而瘫痪在他的住宅布吕恩马里赫宫里，他后来被宣布为因重病无力接受监禁和审判的人。
美方监狱长科洛内尔·B·C·安德勒斯在单牢办公室里接待鲁道夫·赫斯。赫斯身穿飞行服，没有带军衔标志，外面罩着一件英国式的带帽的粗呢大衣。脚上穿的是他那双用软皮革制成的飞行员专用的黑色长统靴。美国的监狱精神病医生道格拉斯·M·凯利博士写道：“赫斯的身体状况极好，虽然他很瘦。由于他的姿势笔挺连续不断地做立正动作，显得如此军人化，仿佛他虽经过竭力争取还未获得军衔肩章一样。”
赫斯不仅在科洛内尔·安德勒斯面前立正，而且还笔直地举起右臂行礼，他十分奇怪，这姿势竟引起哨兵大笑。当安德勒斯告诉他，除文具、家属照片和生活用具以外，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都须交公保管时，赫斯愤怒地抗议道：“我是高级官员、军官和战俘，我要求把个人杂物都带进单牢里去！”他对那批小包裹看得特别重要，要掌握“物证”。他从英国带来的食物和药物样品必须交给一名中立国的化学家检验。
最后，他同意将带来的“宝贝”当着他们面开列寄存物件清单，封好并签名盖章。与默特切特宫和梅因迪夫·科沃特住宅里的舒适设备相比，纽伦堡革牢的设备真令赫斯心酸和失望。他进了一间设备十分简陋的单牢，12 平方米大。设备有：一张铁的行军床、一把简易的木椅子、一张小桌子。屋角里有一个不带座圈和盖子的抽水马桶。沉重的木门上的小窗口一直是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