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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的司长，此人每周发表一篇广播评论，曾预言最终将必
胜，因此激怒了盟国。
然而，德国人通过这二十四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希特勒暴政的缩影。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代表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恩斯特·卡尔滕布龙讪代表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局的恐怖暴行；罗伯特·莱是民族社会主义信口雌黄的传声筒；汉斯·弗兰克（在党内也称“弗兰克二世”）代表了对被奴役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威廉·弗立克代表了死板僵化的官僚主义；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代表了对和平国家的入侵；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代表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而军人们则代表了战争工具。但是，大多数德国人在暗自问，这个马丁·鲍曼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国际军事法庭第一号通告，公布了这二十四个被告的名字，没有加上他们的头衔和官职。这有什么必要呢？在德国，人人都知道他们。但是，就鲍曼来说，即向人们宣布他曾是纳粹党全国领袖、国会议员、政府部长、人民冲锋队首脑、党卫队副总指挥，也仅有极少数德国人还能记得起，什么时候曾听见过这个名字。只有这个没落帝国的高级领导班子里的人才熟悉他。但是这类人现在几乎全部被关到围绕着铁丝网的集中营里去了（估计有十万人）。现在谁蹲在里面，谁就要受到审讯，追查该人同纳粹党的关系。在纽伦堡预审法官和公诉当局的备忘录里，有关马了·鲍曼的材料实在少得可怜。只有少数几个人依稀记得见过他。
然而，他的罪责却是铁证如山。德国人喜欢把每件事都记录在文件里，然后保存起来，并加上防弹防火设备。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为起诉书提供了足够的材料。在法庭的档案卷宗里有二十七页用打字机打印的材料，它们几乎只是证明文件的索引。这些材料将要证明：鲍曼助长了纳粹阴谋家的势力，参与了备战活动，犯下了反人道罪行。但是，关于被告的经历，起诉书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软弱无力的事实，它们在每家较大的报纸的档案室里都可以找到。起诉书认定，他可能还活着，因此对他应该进行审判。
事实上证明鲍曼此时已经死亡的证据还很不足。他的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作证说，1945 年5 月1 日深夜，鲍曼在企图从被围困的柏林总理府突围之前曾绝望地对她说过，他恐怕难免一死。
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的供词稍微详细一些。他曾在魏登达姆桥旁的腓特烈大街高架铁路车站附近，看到鲍曼被一辆德国坦克的爆炸甩到路边，估计丧了命。他的尸体肯普卡再没有见过。
起草起诉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编写被告罪行录。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个美国人，名叫罗伯特·M·W·肯普纳尔。一些者纳粹分子肯定认识他。1933 前他是普鲁士的内政部高级政府顾问和警察部门的法官，当时他还是那个企图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的政党的激烈反对者。他顽强地试图利用内政部警察的权力阻止纳粹党取得政权。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他遭到了嫉恨。
半年后，当希特勒进入总理府和戈林掌握了普鲁士警察大权时，肯普纳尔知道，在德国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此后不久，他就流亡到国外去了，在那些日子里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往异国他乡。
现在，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和重要的公诉人回来了。和他担任同样职务的人当中，除了懂得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法律诉讼程序及其狡诈之处者外，肯定再没有一个人还认识纳粹分子。当戈林和肯普纳尔再次相遇时，戈林冷冷地问他：“博士，我能期望从您那里得到什么教诲呢？”肯普纳尔回答说：“德国元帅先生，说句公道话，由于您当时免去了我的职务，我才活到了今
天。”
肯普纳尔肯定从未见过被告马丁·鲍曼。当他被迫离开德国的时候，马丁·鲍曼在慕尼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影响的干部，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在格斗时受伤的冲锋队员交纳医药费。但是公诉人相信，那个在党徒们的内部倾轧中诡计多端、善于软硬兼施、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即使在崩溃之际也会知道在地下隐蔽起来的。
肯普纳尔认为，希特勒的秘书在最后时刻弄一张新的个人证件并非难事。所以，霍廷少校在极力寻找。但他从那些狂妄自大的人那里除了得到一些模模糊糊的、纯属编造出来的材料外，一无所获。因此，公诉当局也就不那么感兴趣了。
11 月15 日，也就是开庭前几天，霍廷的上级亚历山大·G·布劳恩中校，向公诉当局报告说，寻找马丁·鲍曼的活动宣告失败。
两天后——那是个星期六——法官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公审前的准备工作”。现在必须作出最后决走：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鲍曼进行公审？英国的主要代理公诉人、杰出的法学家、下议院议员大卫·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向法庭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根据经过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不能断定被告一定死了，他没有认真考虑证人的证词，所以他断言，鲍曼曾躲在一辆德国坦克车里，后来这辆坦克爆炸了，三个证人中有两人作证说鲍曼当场被炸死，只有一人说鲍曼受了伤。
大卫爵士当时大概不了解有关鲍曼的材料堆积如山这一情况，因为上述谣传只是出现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再没有听说了。但这种谣传已使法庭感到满足。这位公诉人还用文件来证明，在寻找缺席被告的活动中法庭已发布过大量命令。之后，法官们暂时休会，经简短的磋商后作出了如下决定，“根据法律章程第十二章，对被告鲍曼进行inabsentia（缺席——编者注）审判”，并且宣布，“将为被告鲍曼指定一个辩护律师”。
接着法庭指定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为辩护律师。此人愿意立即执行委托他的任务——能够在一次举世瞩目的重大诉讼案中出庭，是每个辩护律师求之不得的。然而必须预先看到，从这种案子中是不能得到什么荣誉的。如果不是被告本人，有谁能帮助律师驳回起诉书呢？谁能指出，在那一大堆文件中，从哪里可以找到减轻鲍曼罪责的证据呢？谁能举出为被告辩护的证人的名字呢？
贝戈尔德一直相信，他的诉讼委托人在柏林的战斗中已经一命呜呼。他最希望在开庭审判的头一天就提议，宣布鲍曼已经死亡和审判停止进行（但这是过早的希望）。于是，他在11 月20 日上午十点整，多少担负着一点义务地坐在离被告席只有几米远的其他辩护人中间，同时等待着能够永远离开他的座位的机会。
到开庭这一天，在原来的二十四个被告中已减去了两个人。工业家克虏伯的名字必须从名单上勾掉。罗伯特·莱这个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和纳粹工会“德国劳动阵线”的头子，在接到起诉书和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后没过几天便在他的牢房里上吊自杀了。他建议：如果让他活下去，他出狱后将肃清德国人的反犹主义。贝戈尔德希望下一个将在名单上消失的名字是鲍曼。在公审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他提议，希望对马丁·鲍曼一案单独进行审理和延期审理，因为这个被告是唯一不能出庭替自己申辩的人。贝戈尔德没有看出，为什么他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大概有十个月——要一头扎进一大堆文件
（到审判结束时共有5330 份）里去，并为一纸根本无法执行的判决而被弄得焦头烂额。但是，法庭拒绝了他的提议。法庭只承认，应该给予他足够的时间来做好辩护准备工作。因此，鲍曼一案将放到最后审理。
这听起来很感慨，但是，差不多还没有过去四个星期，美国上校罗伯特·G·斯托里就对鲍曼开火了。
“虽然被告没有亲自出庭受审，但是，表明他在策划和指挥纳粹的阴谋活动方面负有责任的证据却在这里。。鲍曼作为直接隶属于希特勒的纳粹党办公厅主任，是政治领导集团在领导方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权力因素。”此外，他还控制了政府，并通过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和政府部长而起的双重作用在纳粹机构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时，1945 年圣诞节即将来临。因此，当斯托里上校详细而感慨激昂地控诉鲍曼顽固迫害基督教教会的罪行时，就显得特别激动人心。而对贝戈尔德来说，这使他更加难堪，因为正是在所指控的这个问题上他是完全站在失败者的立场上的。从鲍曼亲自批阅的许多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战争期间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消灭基督教。
圣诞节假期过去后，指控的矛头仍然始终对准鲍曼。这时，一位对自己的使命忠心耿耿的年轻少尉、美国代表团助理公诉人托马斯·F·兰伯特在一月中旬投入了战斗。他带着一个世界改造者的满腔热情，怀着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那些法律大师中间崭露头角。他强调说：“这个躲在希特勒背后的人”秘密地把持着巨大的权力，他犯下了战争罪，他迫害基督教和犹太人，对东欧的平民百姓实行种族灭绝。
“每个人都知道”，兰伯特少尉提高嗓门说道，“希特勒是个坏蛋，但是，如果没有像鲍曼那样的帮凶，他是绝不可能把全部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的。”这个一辈子都在搞阴谋诡计的人“事实上是魔鬼希特勒身边的一个凶恶的天使”。
这也许超过了法庭庭长劳伦斯希望在一个法律学家身上看到的激情。对他来说，事实和客观比华丽的辞藻更为重要。鲍曼在最后几年里窃取的权力越多，他签署的决定、法律、命令也就越多。因此，公诉当局和许多助理人员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找到了大量罪证，而且寻找这些罪证也易如反掌，所以他们甚至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依靠证人。一个只有少量助手的律师怎能与之分庭抗礼？
在贝戈尔德看来，这二十一个被告决不是一股相互支持的力量。现在，即在战争结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