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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默兰市修理这座教堂时，发现管风琴里藏着价值6600 万马克的
伪造英镑。
1945 年初，瓦尔特·罗夫曾几次前往南蒂罗尔，其目的从未向保安处领导汇报过。毫无疑问，他是根据鲍曼的指示，在几个精心选择的逃亡站上建立“储备金库”。战后，有人在该地区发现几个装着伪造英镑的小铁盒。
1945 年那可怕的血腥的4 月终于以轴心国的失败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
4 月24 日凌晨，墨索里尼得知博尔马和波洛尼亚失陷的消息，同时还收到了最后一封电报。希特勒告诉他苏联人刚刚打进柏林。墨索里尼光着脑袋，脸色腊黄，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惊恐、沮丧。
“宁可死，也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墨索里尼说，“我唯一的希望是不作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俘虏。我宁可忍受一切，即便是死。”
他的寿命只有三天了。
据悉，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政令：所有的法西斯头目，一旦验明身份，可以不经审讯就地正法。
4 月29 日，第十集团军最高指挥部和C 军决定投降，投降书由赫尔将军和冯·维丁霍夫将军在卡塞塔签署。前一天，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蕾塔·贝塔西在科梅湖边被游击队处死。他们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罗尔多广场的一个角落里。
在临时陪都米兰，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心惶惶。解放委员会的公报一个接着一个。那些平日作恶多端的军官和士兵四处逃窜，如同丧家之犬。
5 月2 日，瓦尔特·罗夫改变身份，他脱去军装，化名卡尔罗·孔恃，带着假护照，决定采取他惯常的大胆行动，与游击队进行接触。
诚然，罗夫不能两手空空去谈判。他有法西斯党的档案。他的部下对这些档案进行了认真的分选和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于4 月底装上一辆卡车运到离米兰80 公里的格迪，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由于休达神父的帮助，5 月初，罗夫终于会见了当地一位名叫吕沃米的游击队领导人。
“档案在我手里，”罗夫告诉他说：“它包括法西斯党的工作报告、党员名单，及其特工人员的真名和化名。这些档案是要卖的。但是，假如你们逮捕我，你们永远也不会找到它。”
“那你要求以什么作为交换条件呢？”吕沃米问道。“让我自由行动两个月。”
第二天，当他再一次赴会时，罗夫被美国巡逻队拘捕，并被关进圣·维多尔监狱。但一位神甫设法将他转移到米兰军队医院，后来又送到格迪集中营。在那里，他与吕沃米不期而遇。后者使罗夫获释，并告诉他谈判已达成协议。于是，档案一份份交出。据此，意大利游击队进行了一次清洗。由于罗夫提供了材料，米兰特工的镇压行动进行得非常迅速。
形势的发展不乏微妙之处：在停战协定缔结以后，保安处的一名高级军官还在教会的支持下在米兰组织逃亡活动！
然而，罗夫并不自由自在。共产党对他存有戒心；与他接触的天主教高级教士力图从他那儿觅取情报。不过折衷的办法总是存在的。罗夫一方面向教会提供情报，一方面向游击队提供档案。他终于使十几名保安处成员从格迪集中营获释。他还保护一些平民先后从克里斯托福罗和卡斯特尔索拉罗镇转移到米兰郊区。当休达神甫让他去日内斯会见红衣主教希札时，往返旅途都得到游击队的保护。
1945 年年底，“罗马之路”已安全组织就绪。罗夫通过一个名叫恩里罗·德·P。。的前法西斯党头目，一方面在意瑞边界，另一方面在雷察尔和布伦内罗山口，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驿站网。逃亡分子从瑞士一站一站地来到米兰，然后潜入罗马。大部人在米兰逗留数月。只有国社党领导人才能优先去国外。那些“知名人士”逃往拉丁美洲，其他人逃往中东。
参与组织逃亡活动的人有的是出于理想主义，有的则是为了赚钱或为搜集情报。他们之中有忠于希特勒的农民和农场主，有“偷越国境”的惯犯，还有神甫和修道会会长。“这一切都是在盟军的眼皮底下进行的！”罗夫说，“可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多么不公道啊！”
这位前保安处官员有一个亲密的合作者：克鲁诺斯拉夫·德拉加诺维奇神甫。神甫仪表堂堂，脸色红润，噪音沙哑。
德拉加诺维奇出生于波斯尼亚。他曾是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政治统一的狂热支持者。1938 年后，他与“乌斯塔什”首领，著名的安特·帕夫里奇保持着亲密关系。1941 年南斯拉夫失败以后，帕夫里奇从意大利返回南斯拉夫建立克罗地亚傀儡政府。德拉加诺维奇遂应聘为爱格兰大学的神学教授。而他的一位密友、第三帝国的狂热崇拜者拉多斯拉夫·格拉瓦则成为帕夫里奇的心腹。
战争期间，德拉加诺维奇不遗余力，四处活动。他为强迫数千名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接受洗礼（这些改宗的教徒洗礼后，有的被立即枪杀）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他似乎不赞成帕夫里奇的克罗地亚人把这种特殊的“改宗”变成他们施行暴力的机会。
1943 年，德拉加诺维奇以克罗地亚国家驻梵蒂冈的官方代表身份回到意大利。从各方面说来，这一职位是十分重要的。任职期间，他结识了瓦尔特·罗夫。两人在伊利里亚·圣·耶罗姆教会所在地维亚多玛塞里长谈了数小时，两人一见如故。
“为了阻挡魔鬼的道路。”神甫说，“我要与希特勒的叛逆者结成联盟！”
德拉加诺维奇想必是在法西斯垮台之后与希特勒的叛逆者结成了联盟。1945 年大批逃亡分子向他投奔而来：帕夫里奇的“乌斯塔什”分子、流亡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但是，他那过分显露的活动，不久便引起了占领军当局的注意。后者向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于是，德拉加诺维奇不得不离开维亚多玛塞里。
不久，红衣主教希礼把他派到日内斯。之后，逃亡分子便络绎不绝地来到他的办事处。他们中不但有逃亡的南斯拉夫人，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党徒。德拉加诺维奇办事处在罗夫逃亡网和美国天主教难民组织的资助下，使大批“有问题”的人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发给的零花钱和通行证逃往国外。
1950 年，日内斯办事处被关闭。德拉加诺维奇回到罗马教会。因处境日益困难，他仅在那里隐居了几年。当教皇十八世着手改善罗马教皇与贝尔格莱德的关系时，德拉加诺维奇不得不自行引退，从此再也没有跨进梵蒂冈的大门。
德拉加诺维奇禀性凶残、刻毒，他至死还与原“乌斯塔什”分子和反对铁托的地下反对派勾结在一起。1967 年，当他参观喀斯特山洞（1945 年1月帕夫里奇支持者在此被处死）时，南斯拉夫情报机关派人绑架了他。从此，他便销声匿迹了。
1946 年年底，瓦尔特·罗夫在米兰的助手中有一个26 岁的青年，此人就是前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施伦堡的合作者狄特匀·凯斯登。他的惊险经历充分展现了逃亡网的活动。
凯斯登是在纳粹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当帝国濒临崩溃之时，他除了他的党内同志外，别无其他朋友。纳粹主义是他的唯一信条。在马林堡全国政治教育学院接受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希特勒青年团中央工作。1940 年赴前线参战，成为第十帝国团的著名勇士。他三次受伤，因而获得伤员勋章和德意志金质勋章。
当帝国濒临崩溃之际，他在柏林指挥“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加强营。他是该营唯一的幸存者。凯斯登当时藏在沙森瓦尔德大街一栋大楼的废墟里。起初他想投降，但耳闻的各种消息使他打消了这一念头。
他终于被盟军逮捕，并被拘禁在马尔堡“分类”营。在那里，他得知他被起诉并被指控参与私刑杀害一名英国轰炸机飞行员。这位飞行员是1944年11 月飞行起火后在克洛斯特弗尔德跳伞的。事实上，凯斯登当时是在克洛斯特弗尔德担负着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与帝国元帅戈林之间的联络任务，并没有参与此案。1950 年此案复审，宣布他无罪。当初他差一点被判处死刑。
如同在大部分拘留营那样，在马尔堡，犯人每60 人编成一组，居住在十分简陋的帐蓬里。帐蓬之间都由厚厚的铁丝网隔开。盟军监察委员会的官员对可疑分子逐个审问。他们依据名单和档案，力图查清站在他们面前的每一个人是否是国社党党员、党卫军队员或保安处成员。每一个都必须书面写出自己的经历，填写调查表，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准备接受极其详细的审查。
凯斯登决定逃跑。一天晚上，当他在集中营外劳动时，恰巧遇到一长队因“无罪”而刚被释放的犯人。乘哨兵稍不注意，他便钻进他们的队伍。几小时后，他搭上一列货车逃到巴特霍姆堡，后又到达法兰克福。他终于回到巴登一符腾堡他双亲的家里。过不多久，1945 年11 月的一天，凯斯登外出回家时，发现他的家被美军包围，他不得不再次逃跑。于是他又逃到蒂宾根。他认识该地区前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并想在他家投宿。但后者刚被捕，其妻劝凯斯登逃往阿尔卑斯山：
“我们的许多朋友都逃走了。据说。现在意大利一瑞士边界有几条可靠的路线。我不了解详细的情形。”
“和谁联系呢？”
“您可去施利尔泽河边的诺伊豪斯村，找过去的领导人奥贝尔林多贝尔。。假如他还没有跑到那边去的话！”
奥贝尔林多贝尔一直呆在村里。他很平静，甚至似乎毫不在乎，他告诉凯斯登，一伙来自德国各地的逃亡分子此时正藏在斯皮特湖边舍恩弗尔塔姆草原附近的山中。
于是，凯斯登当天就进山了。在山上，他碰上了一些旧友、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分子、老人和一些军官。他们生活在一种尴尬但还算愉快的气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