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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大审判-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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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 年,根据国际保安处头目们的建议,门格勒在上巴拉那鲍曼庄园附近买了一片土地。此处环境甚佳,与巴西和阿根廷毗邻,最邻近的城市是埃尔多拉多。市内有一个电报局、一座豪华的旅馆。一家德国马尔膝斯银行分行,还有一家主要经营卡尔·门格勒一索恩有限公司农机的阿根廷里加尔多·加菲帝公司分公司。
  在经济上,门格勒不虞匮乏。除了托管经营的家庭工厂外,他还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德罗法姆钢铁公司50%的股份(400 万马克)中分得红利。
  他与人频繁的来往终于引起欧洲方面的注意。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开始流传。甚至传出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在南美不同地方都有人发现门格勒。
  “他来欧洲旅行过;他回贡茨堡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有人在亚历山大旅行时认出他。”一些追求耸人听闻的消息的记者这样写道。
  据威尔诺·勃洛克道夫透露,以色列情报机关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派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另一派(“策略派”)则担心门格勒被捕后可能会揭露使当局难堪的情况。
  就算重演对艾希曼采取的十分成功的行动也的确会冒很大风险,难道就不能不经法庭审判而立即将他处决吗?
  “努拉·埃尔多克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维森塔尔声称:原奥斯威辛集中营女犯努拉·埃尔多克是一位年轻的犹太女子,她曾去巴拉圭探望她的母亲。一天,她与门格勒不期而遇,她立即认出了他,门格勒也发现了她刺在前臂上的花纹,两人默默地打量了一阵。几天后,努拉·埃尔多克便被暗杀了。
  1960 年,当关于门格勒隐居在亚松森的消息被证实后,以色列情报机关要求当时以色列驻科隆使团的职员努拉·埃尔多克(又名余娣特)前往马拉圭辨认门格勒。
  这位“余娣特”到达巴拉圭后不久被暗杀。原来,国际保安处得悉她此行的使命后,便派一名前“兰格马克”师党卫军队员监视她。此人叫阿尔贝特,佛来米人,他没费周折就与她拉上关系。阿尔贝特表现得很谨慎,从不提出问题,只是邀她去散步或游览。1961 年1 月27 日,阿尔贝特和“余娣特”一起登山游玩,这位年轻女子便从此一去未回。几星期后,警察得到报告,在一个山谷里发现了已被肢解的埃尔多克的尸体。警察局长雷卡尔德罗·瓦斯克兹上尉派人侦查这一案件。阿尔贝特已逃之夭夭,两年后,他又在危地马拉露面。
  后来似乎又有人企图在门格勒的藏匿处将其干掉。
  1964 年春天,一个由13 名以色列入组成的别动队试图潜入马拉那地区。门格勒接到电话报告后,立即向当地保安处求援。别动队被搞得晕头转向,其八名队员被杀。与此同时,奥斯威辛一案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开庭审理。检察长弗里兹·保埃在公诉时确认门格勒隐居在巴拉圭。1964 年7 月16 日,西德驻亚松森大使再次提出引渡该犯。但据《明镜》周刊报道,斯特罗斯纳尔总统拒绝了这一要求。
  此后不久,在加拉加斯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会议审查了“门格勒”案件。国际刑警组织驻里约热内卢代表费雷德里约·尼科拉斯博士自认无能为力。他在会议上说:“巴拉圭不是我们组织的成员国,因而不能考虑进行干预的问题。”
  从此,流言四起。1971 年2 月,几家报纸(特拉维夫的《国土报》、里约热内卢的《巴西日报》和波恩的《星期日图片》)纷纷透露,门格勒仍在亚松森以南卡尔罗·安东尼约·洛佩兹腹地的一个军事禁区行动,甚至声称刚刚成立了一个代号为Coverl2 的国际组织,准备追捕门格勒。
  追捕纳粹分子的专门机构对这些消息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巴拉圭驻特拉维夫总领事(犹太人)本·日胡达先生说:“我受权宣布,一些声称门格勒博士隐居在我国的情报是没有根据的,纳粹是出于记者们的臆想。我还应指出,在近东冲突中,巴拉圭一贯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然而,约瑟夫·门格勒仍然活着,一直住在巴拉那河岸的边界地区。他住在一座白色的小别墅里,别墅位于瓜拉尼腹地的德国侨民区内,只有两条公路通往这幢房子,别墅四周有警察和军人巡逻。
  “万一警察疏忽,”西蒙·维森塔尔说,“就有四个全副武装、身背收音机和步话机的贴身保镖护卫着门格勒。他们的薪水由门格勒付给。”
  这位前奥斯减辛集中营的医生无所惧怕。每年的1 月30 日(纳粹夺取政权纪念日)、4 月20 日(希特勒生日)、5 月14 日,门格勒都要和他的朋友们聚会庆祝。
  第三节帝国残照
  需要说明的是,脱险的纳粹头目并不都是通过“罗马之路”逃到地球另一端的,有些人是靠自己碰运气争取活命的。他们或是躲在家中或是投靠亲朋以避风险。他们之中,有的逃脱了治安部门的追捕,有的则被人告发,或因不慎在搜查中被捕。大部分人后来或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或改名换姓而活了下来。
  还有一些人在最后紧急关头谋求同盟军谈判,以求得到宽恕。的确,在战争结束的前夕,希特勒政权的某些权贵曾试图利用苏联和美国的矛盾,分别媾和,借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鲍曼、戈林、舒伦堡、邓尼茨等人似乎确有过这种打算。他们与希姆莱对立的根本原因是:这位帝国党卫军首脑、德国警察总监、黑衫队的首领、最可怕的纳粹世界观的典型代表过分引人注目,以至盟国不愿意只与他个人进行谈判。但希姆莱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为其核心人物之一的第三帝国崩溃时,他还梦想充当与盟国媾和的谈判代表。
  尽管十年来纳粹党一再进行宣传,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不相信“财阀政治国家和布尔什维克会一致同意把帝国从世界版图上抹掉。”
  该投向哪一边呢?1944 年9 月被任命为海军副总司令的瓦尔特·卢德—牛赖特五年后供认,当时已确确实实面临着这一问题。他说:
  “提出投向东方的理由很多,而且十分有力。既然已不能阻挡布尔什维克在欧洲的扩张,何不与过去一刀两断,自动而公开地表示支持建立布尔什维克秩序呢?”
  从东方不断传来的消息使这些希望终告破灭。“从那时起,”卢德一牛赖特说,“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落入苏联人之手,逃往西方,逃向拯救者一方!”
  5 月1 日,当获悉希特勒已死时,海军元帅邓尼茨便与在他身边的约德尔、凯特尔、施维林一克罗西克及几位年轻军官谈起他的处境与打算。他得到的一切消息表明:盟军要求各条战线无条件投降。但邓尼茨试图单独向西方投降。这一建议遭到拒绝。
  几天以前在普拉查蒂茨镇(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群希特勒卫队的党卫军分子决定成立一个具有十条纲领的新国社党。会议是以这样的口结束的:“元首去世了!元首万岁!”但急剧动荡的局面使这一微弱的念头如同其他事件一样,成了须臾即散的烟云。
  总之,只有极少数国社党和其他纳粹组织的成员被盟军“收留”而未被清算过去的罪恶。只有为数极少的“不可触犯者”被西方视为绝对不可缺少的人。在柏林和帝国其他大城市,英美和苏联竟相争夺德国科学界的知名人士(物理学家、天文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等)。
  于是,数十名谍报局、盖世太保和保安处工作人员加入了盟国的情报机关。他们之中有一位身材矮小的普鲁士将军,十年之后担任联邦情报局局长,继而成为西德反间谍机构的头子。此人便是莱因哈德·盖伦!
  这位后来被人们称为“灰色将军”的盖伦,在整个战争期间无疑是最熟悉苏军力量和真实情况的人。他是被美国人视作有用人物而未要求其“洗脑”的唯一德军将领。
  盖伦于1902 年4 月3 日出生于埃尔富特,1931 年与海尔塔·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结婚,1920 年加入帝国军队前就读于军事学院。他逐步晋升,德苏条约签订时,他已晋升为武装部队参谋部准将。然而,只是到1942年4 月1 日担任“东方雇佣军”司令时,他才得以大显身手。
  “东方雇佣军”是一个以东欧国家,特别是以苏联为工作目标的军事情报机构,其总部设在措森(柏林以南)邻近的美巴赫兵营内。它集中了最高统帅部的所有苏联问题专家,在整整三年中,盖伦把它办成了一个效率惊人的机构。1941 年入侵苏联的作战方案得以实施应归功于该组织。
  “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那就应归功于盖伦的‘东方雇佣军’、普鲁茨曼的‘狼人组织’和斯科尔兹内的突击队!”一天,希特勒曾这样说。
  盖伦可是党卫军成员?有些人认为是,直至现在仍这样认为,但没有确凿的证据。然而,即使他从未参加过盖世太保,也未加入保安处,但他曾不止一次地与他们合作共事。而且,就行政关系而言,“东方雇佣军”隶属于德国中央保安局。
  1943 年初,在发动神奇的“齐普林行动”时,瓦尔特·施伦堡和盖伦开始合作。这次行动是在红色苏联的中心地带空降党卫军特遣小队。特遣小队的党卫军分子伪装成苏联士兵,个个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次行动的训练是在党卫军少将汉兹·约斯特的指挥下由中央保安局六处C 组负责人、党卫军上校汉格尔霍普特监督进行的。行动情报只可由一个十分内行的专家提供。于是,“灰色将军”参与了这次行动。
  不久,“东方雇佣军”便与保安处中央指挥部几乎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齐普林行动”的特遣队甚至深入到沃洛格达和莫斯科高地,并打入苏联后方。
  此后,每当施伦堡和汉格尔霍普特需要有关苏联军队的情报和资料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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