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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自由的波浪〉小引》，《集外集拾遗》，《全集7》P304
论人生（3）
……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自由。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那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
《老调子已经唱完》，《集外集拾遗》，《全集7》P313
……可以记一个总纲。如“认真点”，“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就是。这本是两句平常话，但我的确知道了这两句话，是在死了许多性命之后。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
《今春的两种感想》，《集外集拾遗》，《全集7》P387
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
《关于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补编》，《全集8》P193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
《两地书·四》，《全集11》P20
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时候也曾说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
《两地书·一二》，《全集11》P46
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
《两地书·二九》，《全集11》P88
性急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
《两地书·二九》，《全集11》P89
人固然应该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拼命，未免太不“公”了，就该适可而止，可以省下的路少走几趟，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几件，自己也是国民之一，应该爱惜的，谁也没有要求独独几个人应该做得劳苦而死的权利。
《两地书·六二》，《全集11》P175
……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
《两地书·六六》，《全集11》P184
我敢赠送你一句真实的话，你的善于感激，是于自己有害的，使自己不能高飞远走。
《致赵其文/1925年4月8日》，《全集11》P440
……凡有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
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
《致赵其文/1925年4月11日》，《全集11》P442
……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致赵其文/1925年4月11日》，《全集11》P442
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
《致章廷谦/1927年7月17日》，《全集11》P559
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
《致李秉中/1928年4月9日》，《全集11》P620
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
《致李秉中/1930年9月3日》，《全集12》P21
但世界如此，做人真难，谣言足以杀人，……
《致荆有麟/1931年2月5日》，《全集12》P39
中国近又不宁，真不知如何是好。做起事来，诚然，令人心悸。但现在做人，我想，只好大胆一点，恐怕也就通过去了。兄之常常觉得为难，我想，其缺点即在想得太仔细，要毫无错处。其实，这样的事，是极难的。凡细小的事情，都可以不必介意。一旦身临其境，倒也没有什么，譬如在围城中，亦未必如在城外之人所推想者之可怕也。
《致李秉中/1931年6月23日》，《全集12》P50
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的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
《致曹聚仁/1933年6月18日》，《全集12》P184
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
《致姚克/1934年4月12日》，《全集12》P385
我以为应该对于那些批评，完全放开，而自己看书，自己作论，不必和那些批评针锋相对。否则，终日为此事烦劳，能使自己没有进步。批评者的眼界是小的，所以他不能在大处落墨，如果受其影响，那就是自己的眼界也给他们收小了。假使攻击者多，而一一应付，那真能因此白活一世，于自己，于社会，都无益处。
《致徐懋庸/1934年6月21日》，《全集12》P463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
《致郑振铎/1934年6月21日》，《全集12》P466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6日》，《全集12》P584
……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6日》，《全集12》P586
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但是，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你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
《致萧军、萧红/1935年3月13日》，《全集13》P79
对于谣言，我是不会懊恼的，如果懊恼，每月就得懊恼几回，也未必活到现在了。大约这种境遇，是可以练习惯的，后来就毫不要紧。倘有谣言，自己就懊恼，那就中了造谣者的计了。
《致萧军/1935年7月29日》，《全集13》P179
“土匪气”很好，何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
《致萧军/1935年9月1日》，《全集13》P200
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
《致曹白/1936年3月26日》，《全集13》P337
我们不会用阴谋，只能傻干……
《致孟十还/1935年10月12日》，《全集13》P230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哀范君三章》，《集外集拾遗》，《全集7》P425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答客诮》，《全集7》P439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全集1》P485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热风》，《全集1》P368
＇1＇坐在菩提树下这里借用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说。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二十九岁时出家，修行六年，未能悟道，一次坐在菩提树下发誓说：“若不成正觉，虽骨碎肉腐，亦不起此座。”静思七日，果成“正觉”。
＇2＇《三坟》《五典》相传是三皇五帝时的遗书，已不可考。《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晋代杜预注：“皆古书名。”
＇3＇百宋千元指清代乾隆、嘉庆时藏书家黄丕烈和吴骞的藏书，这里泛指古书。黄丕烈藏有宋版书一百余部，书室名为“百宋一廛”，吴骞藏有元版书一千部，书室名为“千元十驾”。
＇4＇天球河图天球，相传为古雍州（今陕甘一带）所产的美玉。河图，相传是伏羲时龙马从黄河中负出的图。
＇5＇韩非子即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时韩国人，思想家、政治家。著有《韩非子》二十卷。这里说的“不耻最后”的话，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