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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学者信奉唯物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事实上也有信奉非唯物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藤冈信胜因社会主义信仰破灭而抛弃尊重史实的唯物的史观，使自己的史观来了一个彻底的颠倒，这除了说明他的思想与信仰的浅薄之外，还显示了他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实在是一种蔑视历史事实的、极其主观的、唯心的、褊狭的历史观。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自由”（2）
关于所谓“自虐史观”，藤冈信胜在《“自虐史观”的病理》前言部分的一开头又写道：
“日本人以杀人为乐，简直太疯狂了。杀死一千万人，有多么高兴！过去的人太奇怪了”；“太可怕了，日本人真是人渣儿，日本的耻辱！他们的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
这是学了历史之后的小学生的感想作文。作者是宫城县小学校的六年级学生。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到处都有。
“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人以上”；“两个日本军官展开了斩杀百人的比赛”；“日本兵实施了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作战”，以诸如此类的违反事实的材料、从事教育的教师，在日本不胜枚举。不管是旧敌国的宣传还是日本报纸的误报，只要是能够纠弹日本的，无论什么都坚信不疑。这些教师把这些东西灌输到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的头脑中，却麻木不仁。（中略）孩子们所说的“人渣”，指的是谁？不是别人，正是孩子的祖父母、曾祖父母那一辈日本人，是走过苦难的历史、创造了今天之繁荣、与我们血脉相连的祖先。孩子们在诅咒、在纠弹自己的祖先。归根到底，这是传统的断裂，是历史的丧失，是伦理的崩溃。假如这样的教育持续下去，日本这个国家，精神就要解体。
把自己的国民说成是史无前例的残酷无道的人类集团，把自国历史描绘为恶魔的作为，对自己的国家进行鞭笞、咒骂、纠弹，可以把这种对历史的看法、精神态度称为“自虐史观”。“自虐史观”是战后的日本社会、特别是传媒与教育界染上的病灶，是一种宿疾，是一种不断繁殖的癌细胞。这种病根不除，则日本就不能成为健全的国家。藤冈信胜《“自虐史觀”の病理》第3～4页，文艺春秋社2000年版（文库版）。
在这里，进一步表现了藤冈在日本侵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迷顽。他认定“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人以上”、“两个日本军官展开了斩杀百人的比赛”、“日本兵实施了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作战”等历史事实，都是“违反事实的材料”，而拒绝承认。在他看来，承认了这些，那就是“自虐史观”。而他不予承认的理由，是因为祖先不能骂，因为那一辈日本人“走过苦难的历史、创造了今天之繁荣”，这就无异在说，日本今天的繁荣是靠“那一辈日本人”“创造的”。换言之，日本今天的繁荣是在侵略战争时期创造的，而不是战后的日本人民在和平、不战的情况下创造的。这种说法既暗含了“战争有功论”，也暗含了“侵略有理论”。同时，他认为对自己的国家过去的所作所为不能“诅咒”和“纠弹”，否则就“是传统的断裂，是历史的丧失，是伦理的崩溃”。这暴露了藤冈信胜等右翼学者的精神病理，即拒绝反省、拒绝忏悔、更拒绝悔改。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1）
以上引述的两段话，已经将藤冈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实质暴露出来了。但我们仍有必要对其内在构造加以剖析。
首先，藤冈信胜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提出，有一定的思想认识根源。他曾强调，“自由主义史观”是对外部“敌意”的抗拒。在《什么是自由主义史观——从自虐的历史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藤冈信胜《自由主义史觀とは何か》，原载《諸君！》1996年4月号。后收入《侮辱の近現代史》。等文章中，他认为日本战后之所以形成了“黑暗史观”、“自虐史观”，是三种压力综合促成的结果。第一种压力来自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对日本近现代历史做了歪曲，例如把明治维新说成是半封建性的不彻底的改革，认为强化天皇专制制度是封建性的遗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看法。藤冈认为应该将这种史观更贴切地称为“共产国际史观”，说这是“共产国际”为了推翻日本的天皇制而进行的宣传。藤冈认为第二种压力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说战后美国占领军有计划、有预谋地对日本国民实施“洗脑计划”，即通过夸大宣传日本的战争犯罪，而使日本人都怀有罪恶感，而美国主导的惩治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就是美国人“洗脑计划”的最大步骤，它使日本人相信自己有罪，从而抹杀了日本的国家意识，这就是“东京裁判史观”。藤冈认为第三种压力来自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说这些国家把近代自己的落后状态归咎于日本的侵略，出于本国的利益而不断要求日本向他们谢罪，藤冈将此称为“谢罪外交史观”。
在《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一书中，藤冈认为，“马克思主义史观”与“东京审判史观”在战后合而为一，在“否定日本这个国家”这一点上是共通的。所以，他称“东京审判史观等于共产国际史观”。为此，他声称：“日本人永远不能被源于外国的国家利益的历史观所束缚。在经过了战后半个多世纪，即将迎来21世纪的今天，必须在自己的头脑中思考自国的历史，让自己的腰杆儿挺直。”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53页。为此，他提出了所谓“自由主义史观”。
为了树立自己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藤冈信胜在《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一书中，首先对此前影响很大的林房雄、中村粲、渡部升一的历史观作了评析，并强调他与这三个人的史观的不同。
他认为，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有三个问题。一是林房雄称“大东亚战争”为“迫不得已的战争”是一种“谛观的宿命论”；二是林房雄由于受宿命论的限制，“没有产生向未定的可能性的领域进行探索的意欲”；三是在那场战争中“日本国民有三百五十万的牺牲者”，而林房雄却将战争中“支配国民命运的政治指导者的责任全面免除了”；第四是他借用另一位学者林健太郎的说法，认为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缺乏想象和煽情，而陷于了一种“过度的历史主义”。因此，藤冈的看法是：“林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作为向东京审判史观的抗议而具有一定意义，但它却不能成为我们观察近现代史的依据。”
关于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藤冈认为该书的执笔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对“东京审判史观”的反拨，在这一点上与林房雄的书完全相同。“全书几乎百分之百地都是为日本辩护”；“这种写法似乎在哪里见过。对了，战前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的写法”，中村粲的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完全是相同的逻辑”，连书中的标题都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一模一样。藤冈继续评论道：“坏的全是海外诸国，日本一点都不坏。”“而东京裁判史观呢，坏的全是日本，其他国家一点都不坏，是日本侵略的被害者。这种看法是一面之词，有欠公正，应该拒绝接受。但因此而认为日本完全是正确的，那也是空想。应该承认，英、美、中、苏都有各自国家的意志，他们的国家行为中也有恶的要素。而在含有恶的要素的国家意志中，只有日本的国家意志一点没有恶的成分，只有日本是‘和平的天使’般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结果，中村粲的历史观，作为‘东京审判史观’的反动，正好将正反两面颠倒过来了。”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74页。
关于渡部升一的《从日本史所看到的日本人·昭和篇》，藤冈认为他与林房雄、中村粲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有所不同。说渡部升一没有肯定“大东亚战争”。藤冈认为对“大东亚战争”的肯定有三种类型。一是“意图的肯定”；二是“状况的肯定”，三是“结果的肯定”。其中“意图的肯定”最积极、最根本。而渡部升一的肯定只是“状况”与“结果”的肯定，他因此甚至得出了“渡部展开的议论，毋宁说是‘大东亚战争否定史观’”。读过渡部升一的文章或著书的人都不难看出，藤冈的这种看法实在是牵强附会。渡部升一在肯定日本侵略行径的问题上，与林房雄、中村粲之流不过是“伯仲之间”罢了，而在措辞的强硬和力度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无怪藤冈关于渡部史观的看法在作为单篇文章发表后，即受到一些日本读者的质疑，认为渡部升一并没有否定“大东亚战争”。
在此基础上，藤冈信胜提出了自己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有关日本近现代史的基本观点。在《什么是自由主义史观》一文中，他概括了五条。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2）
第一，“明治维新是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为了避免成为殖民地的危险，而建立自己的国民国家的伟大的民族主义革命”。这一判断与“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划清了界限，突出了其“民族主义”立场。
第二，“明治前半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靠发挥民间活力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看，所谓‘自上而下’这样通说是值得怀疑的”。由此，藤冈便否定了明治政府的天皇专制性质。
第三，“假如没有俄国的威胁这一远东的安全保障问题，日本就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日清、日俄两场战争，是在远东的战略环境的强制下不得不打的自卫战争”。在这里，藤冈的这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