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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好像给孤立无援的我派来的百万的援军”。见《日本国民に告ぐ》护封勒口广告词。クスレト社1995年版。
在《告日本国民》中，小室直树认为，日本的“谢罪外交和自虐教科书是日本国的致命伤”，并耸人听闻地说，有了这两个致命伤，日本成为一个“失去自豪感的国家”，而“失去自豪感的国家，必然灭亡”。他指出，由于日本的“财政破产”和“教育破绽”，“日本灭亡的征兆已经十分明显”。他特别指责日本政府官员对中国、对亚洲其他受害国家的那些十分有限的、起码的道歉。他用倒打一耙的手法，莫名其妙地把日本的反省侵略战争的正义声音称为“法西斯主义”，断言“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已经开始”！而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模式”就是：
反日的日本人的骚动——媒体将骚动加以扩大——以此为契机外国人加以干涉——日本政府屈服于外国对内政的干涉。
小室直树还以图表的形式，列出了“模式化了的、被扩大再生产的‘反日史观’的恶性循环过程”，大体内容如下：
昭和57年（1982年）：
6月，各媒体报道“教科书检定，‘侵略’改为‘进出’”。
7月，中国、韩国抗议。
8月，宫泽喜一官房长官发表谈话，称“订正教科书是政府的责任，检定基准的修正要考虑到近邻各国”。
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表明政府有责任订正教科书的记述。
11月，在检定基准中增加“近邻各国条项”。
平成元年（1989）：
5月，《朝日新闻》刊登《日本应该向朝鲜和朝鲜人民正式道歉》，此后，要求战后赔偿的呼声高涨。
平成2年（1990年）：
5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日，海部俊树首相对殖民统治谢罪。
平成3年（1991年）：
8月，《朝日新闻》刊登消息《原朝鲜人慰安妇，战后半世纪终于开口》。
12月，自称是原慰安妇的韩国女性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赔偿。
平成4年（1992年）：
1月，加藤弘一官房长官发表谈话称：“旧日本军对从军慰安妇的募集和慰安所的经营都有某种形式的干预，这不能否定”。
宫泽首相在日韩首脑会谈中对殖民地统治和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
7月，加藤官房长官发布从军慰安妇问题的政府调查结果，称“没有资料表明是强制性的”。韩国政府反弹，要求重新调查。
平成5年（1993年）：
3月，韩国政府提出日本的教科书应记述从军慰安妇的历史。
6月，高中历史教科书通过检定的九种教科书全都有了从军慰安妇的记述。
8月，NHK教育台播放《第五十年的从军慰安妇》；政府发表关于从军慰安妇的“最终报告书”，在没有证据表明是“强制”的情况下，河野洋平官房长官仍然表示谢罪。细川护熙首相发表先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发言。
平成7年（1995年）：
6月，众议院通过“汲取历史教训面向和平的新决议”。
7月，“为女性的亚细亚和平基金”发起。
8月，村山首相发表“战后50年时的首相讲话”。
平成8年（1996年）：
6月，桥本龙太郎在与韩国总统金泳三会谈后，对从军慰安妇问题谢罪。中学社会科检定通过的七种教科书均记述从军慰安妇问题。
8月，开始支付原慰安妇的“赔偿金”，桥本首相发表“致歉信”。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不容忍任何道歉和谢罪（2）
从上述的记录中，中国读者一定会很快发现，在1982年至1996年的十几年中，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所做的道歉是极其有限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要求也是极为克制的。以从军慰安妇而论，日本在中国的慰安所建的最多，中国女性是仅次于韩国女性的最大的受害者，但中国在这方面的追究却远远没有展开。在有关日本侵略历史的关键问题上，中国不得不做出有限反应的时候，右翼文人仍然加倍反弹。小室直树、渡部升一等人，竟把1982年中国对日本教科书将“侵略”改为“进出”的抗议，视为“国耻”。渡部升一当年曾发表题为《教科书问题·国耻一周年祭》渡部升一《教科書問睿す芤恢苣昙馈罚亍吨罹 氛押�58年10月号。的文章，胡说日本政府事先要将教科书送给中国与韩国审阅。总之，他们对于日本政府、有关媒体所做的起码的、事实上还做的远远不够的反省行为，都不能容忍，并且横加指责。小室直树在《告日本国民》中，称河野洋平关于慰安妇的讲话“给后世留下了祸根”；说“从细川内阁开始，日本政府无论别人说什么（不，有时候即使别人没说），都只管道歉，以至成了毛病，条件反射似的变成了‘道歉偶人’”；说什么“这种无条件谢罪主义到了村山内阁达到极限”，“不只是内阁，执政党、在野党一起，进行了‘侵略’、‘谢罪’、‘反省’的大合唱。”他并借用19世纪英国政治家迪斯累理的一句话，把这称为“组织化的伪善”。小室直树还再次搬弄“国际法”，说在教科书问题上竟然在乎外国人怎么说，“这种事情在国际上没有先例。教科书问题纯粹是一个国内问题，外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抗议，就意味着没有把日本看作是独立国家。日本政府所应该做的，就是立即严词拒绝，此外断然不可。”小室直树《日本国民に告ぐ》，第54页。诚然，教科书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但日本教科书所应记述的问题，已经不是国内问题，而是“国际问题”了。小室直树写的哪本书，不涉及国际问题？既然涉及到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就可以说话，别国就应该对歪曲、掩盖、粉饰历史的行为，通过外交手段——也就是尊重该国主权的手段——予以正常的交涉。请问动不动就搬弄“国际法”的小室直树：这样做，违反了哪条“国际法”？
在日本侵略战争问题上，小室直树等右翼分子的“免罪情结”得不到满足，便摆出一派“皇国日本何罪之有”的无赖架势，抱着“与邻为敌”的狂妄、挑战的姿态，阻挠和谩骂任何道歉和反省的行为与言论。对中国、韩国等周边受害邻国提起侵略问题，更是咬牙切齿。他指责中国干涉内政，指责韩国提出慰安妇问题，指责前苏联及“共产国际”给日本共产党下达“洗脑”指令，指责美国人及麦克阿瑟司令在战后对日本实施“拔掉日本人的骨头的洗脑计划”，指责日本人为什么不反抗，从而“使美国取得了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占领政策的成功”，指责联合国是日本的敌人，断言日本“战后五十年间，日本向美国无条件投了降”，“日本真正的战败，是在战后”。总之，反华、反韩、反俄（苏）、反美、反联合国、也反（日本）政府，更反对日本战后的和平民主秩序。除了他所崇拜的天皇、“皇国”之外，什么都反对，恨不能回到当年对中国等亚洲邻国挥舞屠刀、大开杀戒的时代。这就是日本当代“右翼”显著的极端主义的特征。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曾做过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1）
日军侵略中国期间制造过许多屠杀血案，而南京大屠杀更是广为人知。日本右翼分子明言“南京事件”是卡在日本喉咙里的一根化了脓的刺。他们要抹杀侵略罪责，当然就要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事实上，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者进行审判的时候起，就有人预谋日后的翻案，这个人就是田中正明。
一、
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漫长的日本侵华史上，中国至少有三千多万人口在自己的国土上，死于日军的入侵及其枪炮之下。换言之，从甲午战争日军踏上中国领土，第一次制造旅顺大屠杀开始，就陆续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残暴血案。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悍然攻进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在此后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里，烧杀抢掠强奸，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并且有组织或无组织地疯狂屠杀中国无辜平民，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这就是“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和欧洲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两起典型的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暴行，在东西方法西斯暴行中最有代表性。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联合国组织的远东军事法庭，通过严谨合法的法律程序对日本战犯进第七章“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行了公正的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有关责任者，如松井石根、谷寿夫等，都判处了死刑。随着审判材料公之于世，随着中日两国学术界对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日益浮出水面，并广为人知，这也使得那些沉溺于“大东亚战争”的迷梦中不思反省的右翼势力，感到难堪，坐立不安。只要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存在，所谓“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把亚洲人民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之类的说词，就难以自圆，露出破绽。因而，右翼势力要肯定“大东亚战争”，就必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换言之，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否定不了，日本右翼为侵华战争翻案就更为困难。正如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渡部升一所说，“南京事件”就是卡在日本喉咙里的一根化了脓的刺，转引自田中正明《南京事件の總括》，第289页。不拔掉它，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就不舒服。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日本社会中未经清除的军国主义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开始着手为联合国的“东京审判”翻案，为受到惩处的战犯鸣冤叫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