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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鲁迅无论生前死后仍然被攻击为褊狭、忮刻、险恶，有“党见”，有“领袖欲”，“要做偶像”，等等。鲁迅根本不想做什么“盟主”，不要任何“纸糊的假冠”，对于自己，惟是争取独立自由的生存而已。他的关于辞谢诺贝尔奖金候选人提名的书信是大家所熟知的，他说他“不配”，“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对于一位朋友要他做传的建议，他明确答复说，他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他作传的，又说倘使像他这样平凡的人也可做传，中国将一下子有四万万部传记，可以塞破图书馆。如果说，鲁迅书信有一种特别的力量，首先是人格魅力。如此伟大、健全的人格，通过书信的表现，明显要比别样的文体来得直接而鲜明。
此外，就是语言魅力。鲁迅的书信语言很有特点： 简约，凝重，柔韧，在白话文自由舒展、明白晓畅的基础上，着意保留古代散文的节奏音韵之美。这种味道十足的风格化语言在别的作家那里是没有的，比较鲁迅的其他文字，也都非常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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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1）
书稿校改完毕，翻开当日的《南方周末》，恰好见到黄宗英回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文章。
１９５７年７月。“反右”运动风云初起。
７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举行座谈。席间，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发问：“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略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文中所载，最早见于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文字略有出入，对话内容是一致的。但不久，这段故事即为学者所否认，以为证据不足。而今，“现场”中人站出来说话了，何如？然而事实又开出了另外的难题： 果真如此，应当如何解释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前后论述的矛盾性？如何确定鲁迅在中国政治革命中的基本立场？
对于鲁迅，毛泽东从来是既有赞扬，也有批评的。抽象的赞扬如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英雄”和“三个家”的论断，鲁迅逝世周年在延安做的新“圣人”的演讲；具体的有论鲁迅的晚期杂文、《阿Q正传》、《自嘲》诗等。毛泽东横空出世，雄视古今，从未如此高度评价一个人，因此很自然地被一些大学者和小丈夫当作“神化”鲁迅的滥觞。对鲁迅的批评相当婉曲，如宣告“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的讲话，通过对鲁迅杂文所作的时间性规限，实质上否定批判的普遍意义；也有明白批判的，在给周扬的信中，就指鲁迅对中国农民革命缺乏认识。由于批判性意见不多，流布范围较小，所以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只记得鲁迅称说的那类“阳面大义”的赞誉之辞。其实，在毛泽东那里，鲁迅的精神遗产以其固有的价值，已然被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这样的资本，同样可以垄断，可以流通，可以随机利用。所谓“团结，利用，改造”，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对待广大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毛罗对话”中的意见，相对而言应当算得是“私见”，令人震惊的是，这私见却被毛泽东本人公开了。
毛泽东何以在这时公开他的私见？是否出于一种文化策略的考虑，即所谓的“阳谋”？对此可以存而不论。重要的是，毛泽东这个适时公开的私见，是早已形成的成熟的看法呢，抑或率尔作出的错误的判断？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理解鲁迅的政治哲学的问题。
我认为，毛泽东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判断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 一、 无论是新政权还是旧政权，对于权力，鲁迅始终怀有个人主义的反抗；二、 鲁迅对强制性的政治思想运动是反对的；三、 鲁迅的反抗方式只能是写作，一旦停止写作便一无所有；四、 鲁迅是不妥协的，自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是不妥协的。早在上世纪２０年代，鲁迅便做过一个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揭示了政治家和文艺家的冲突的必然性；４０年代，在延安一度“挂帅”的王实味也写过题作《政治家·文艺家》的杂文，明显地搬用鲁迅的观点。凡这些，毛泽东是清楚的。他的关于知识分子“两重性”的论述，就不仅来源于马列主义的经典，而且来源于中国的历史教训，以及他个人的人生阅历和斗争经验。他深知，像鲁迅一样的知识分子，本身含有反利用的成分。对于知识、观念形态的东西，他不抱信任的态度，对它们的工具性一直保持警惕；他认为，那是可以超越阶级和时代的界限，既能为革命所利用，也能为反革命所利用的。
在鲁迅的思想人格的深层结构中，我们观察到，真理、权力、自我三者形成怎样一种互动的关系。而权力，确实是居间最活跃的因素。对于权力，鲁迅同福柯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即认为它无所不在，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权力可以通过话语进入真理，使真理异化或失效，思想的意识形态就是明显的例证。对鲁迅来说，真理不可能是超验的实在；它是一团活火，通过对权力——首选是话语权——的对抗，同时通过自我关怀、自我证实与自我反思，进入道德主体并有助于自身的完善。人类的真理说到底是个人的真理，与人类主体性息息相关，所谓“根柢在人”，是认知与伦理的叠合。可注意的是，鲁迅自青年时代说过“悲真理之匿耀”的话以后，不复提及“真理”，甚至公然嘲笑“公理”、“大义”之类。他是坚持真理性而反对真理话语的。
政治权力无疑是多元权力的核心。当鲁迅以真理——“人”——的尺度审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机构时，他不能不一再陷入绝望之中。虽然他呼唤先觉战士的产生，自己却是后知后觉，所以不断有着蒙受“革命”的威吓和欺骗的记录；但也因此得以确认自己的“奴隶”身份。事实可以校正真理。现代奴隶的存在就是一个真理。鲁迅以权力划界，将社会分出权力者和无权者两部分，又以自由划界，将无权者分成奴隶和奴才。对于权力者，他是对立的，挑战反抗的。他的反抗立足于自我，是个人性的，即时介入斗争的集体，也常常与组织——形成新的权力中心——相冲突。在他那里，权力总是呈强势的，控制的，压迫性的，尤其是国家的权力。为此，他决不希图通过国家代理的方式，利用权势者实现自己的理念；他的理念，其实也是属于社会而非国家的。也正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与胡适等智囊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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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2）
在中国，发端于１９世纪末而盛行于２０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两个思想成果：其一，是宣扬个人自由与个体自治；其二，提出并实行以个人为起点的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接纳了这两个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运动是这一激进思潮的产物。后来运动转向了，队伍分化了，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作新的聚合，这些都可以视作权力关系的变化；但是，权力的性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鲁迅这个堂吉诃德，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以个人的方式推进思想革命。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进行的社会革命，是对政治权力的根本性消解，但是，由于目标过于远大，又是独立进行，故而在短时期内看起来简直近于无效。学者指责鲁迅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倘从国家权力中心的观点——“国家的理性”——看问题，自然是不无道理的。
知识分子的实质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从随随便便杀人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惟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对此，鲁迅是清醒的，准备充分的，所以称作“绝望的抗战”。他不但反对专制统治，也反对“奉旨革命”，临到最后，还夺“元帅”的“鞭子”，拒绝进入“统一”的“天罗地网”。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
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异常尖锐地指出鲁迅身上的突出的存在：个人主义与自由意志。其实在此，他已经有力地触及了个人行为背后的隐形结构。然而，鲁迅的自由——权力哲学长期成为禁区，即使有人论及，也都十分薄弱。而今，毛泽东以猜想的形式打破了这个禁区。我们发现，在科学研究中，猜想可能比实证准确。
１９８４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过，即着手写作这部鲁迅传记，完成已是１９８９年。整个８０年代中后期，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鲁迅世界——中间，感受是深切的。传记的框架，也就是鲁迅的人间性，就在真理、权力、自我三者的互动关系上展开，自由与权力构成基本的内在张力。９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