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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而且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这倒实在是很可诧异的。”他不只一次说着这样悲愤或悲苦的话。
他从不讳言： 他是主张报复的。不但报复恶鬼，也希图得到恶鬼的报复——这才是报复的彻底论者。
他坦言道：“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
可谓“无毒不丈夫”。然而他说，形诸笔墨，亦不过“小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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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9）
权力是不可能分享的，政府对民众的操纵和压迫是必然的——至少在可目见的历史时段内是这样。此等情形，议会政治固然不可避免，就算“革命政权”，也常有借众凌寡，甚于独夫的倾向。凡这些，其实在他青年时期的论文中就已经作出明确的否定了。因此可以说，他与一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绝大部分左翼激进分子的分歧是带根本性的。
对权力的认识，是问题的起始，也是归宿。
对他来说，报复、斗争、革命，都是针对某一种社会势力而言的，而非对付个人，更非要人性命，一如他所说。他是从来把个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的，所以只要涉及到人，总是首先强调生存的权利和意义。
保存生命，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同样贯穿于他的论争。在别人眼中，不管如何的“刀笔吏”，他也决不会使用罗织，构陷一类古已有之的把戏，不至于因此陷“对头”于实际的威胁之中。的确，他也曾给论敌加过不少谥号，如“帮闲”、“叭儿”、“乏走狗”、“洋场恶少”，“富家赘婿”之类，但都一律不具危险性，漫画性的，只是为了突出其文化特性而已。
相反的情形是，一些“学者”、“作家”诬他以“拿卢布”、“汉奸”、“反对基本政策”之类，在当时倒是十分险恶的；“四条汉子”关于“实际解决”的警告，也都专横得可以。然而，他的所有这些来自右面和左面的论敌，一旦遭了他的反击，都好像蒙了天大的冤屈似的，甚至至今仍然有人为他们抱屈——因为据说他们都很“宽容”。
据日人对他的回忆，说有一天，他获接中央苏区杀害大批农民的消息，为之坐立不安，声言要劝告共产党，立即制止这类行为。他是不能坐视无辜的死亡的。正因为曾经寄予过希望的国民党借“清党”为名，“用共产青年的血洗自己的手”，所以他才与之彻底决裂。
很难想象，一个萦怀于膏于鹰吻的鸽子的羽毛，容心于给蝇虎咬住的苍蝇的悠长的叫声者，怎么可能主张报复和斗争？又将如何进行他的报复和斗争？
改革有大改革，也有小改革；战士有终生战斗者，也有战斗一时者。在他眼中，章太炎是终于“拉车屁股向后”的；刘半农最后确乎被拖入“烂泥的深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群体，在一场恶战过后，则大多“杀人放火受招安”去也……
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也如此。《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甚至《伤逝》的子君和涓生，都是各各经过一场奋斗之后，最后躬行了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而拒斥了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来。
“老社会”的势力如此，即使韧战，也几乎不能动摇丝毫。
然而，他说：
“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 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
１５火
火焰仍在燃烧！
普罗米修斯，这位神界的叛逆者，把火从神的手中传递给人类，乃出于道义，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哀怜。而他，人界的叛逆者，自称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因为他自觉身外的黑暗与内心的黑暗有关。
有两类放火者： 一类为秦始皇，希特勒一流烧书的名人，一类为《长明灯》中声言“我放火”的疯子。
在中国，火神长期受着崇祀。无论被了火灾和尚未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因为他们知道，惟有以感谢的礼仪去换取可能的安全。
这种崇敬恶神的文化心理，大约算得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之一种罢？
他一面放火，一面抗击火神。以火攻火。从生命到文字，由来一样热烈，用他的话说，他是把自己全烧在那里面了。
他一直把文艺看成是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一直希图以自己的文字为底层的人们照明。可是，在为他所多次恶毒诅咒过的繁难的汉字面前，他是绝望的，因为他们几乎全是盲者。
１９１４年，世界大战开始时，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观看夜幕降临时点燃泰晤士河岸上的路灯时说：“整个欧洲的灯火都熄灭了，我们这一代人将不会再看到他们点燃的时刻。”
让火燃着！
然而，至今谁是燃灯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 Вич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俄国作家。因反对沙皇的专制制度，被判死刑，后改为苦役及充军。其父因虐待农奴，被农奴殴打致死，在精神上对他造成重大影响，著有《穷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他自称“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鲁迅在文中多次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的倾向于穷人的道德观，以及对于人的内在精神的拷问，是鲁迅特别看重并加以肯定的。
１６道德
道德大于思想。
如果说思想是航驶的桅船，道德就是河床；如果说思想是果实，道德就是园林，原野和泥土；如果说思想是火焰，道德就是可以燃尽，或可不断添加的柴薪。
他是“二重道德”论者。
外部的二重性，是目下还有主和奴，男与女，因此道德并不划一；内部的二重性，对他个人来说，为人与为己是不一致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他常常把一种虚拟的光明显示给青年，留给自己的一面则是绝望，黑暗与虚无。
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明确表示说：“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后来还补充说道：“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他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态度，而今常常得到“前进”的批评家的批评，仿佛其有拥护极权主义的嫌疑似的。其实，他是拿了异国的情形与中国革命——辛亥革命——的情形相比照进行取舍和评价的。
中国革命的结果，是革命的对象得势了，反动派屠戮了革命派。他所经见的，是王金发被杀，范爱农自溺，而杀害秋瑾的凶手章介眉等逍遥复逍遥的大量类似的事实。只要翻翻过去的“血的流水账簿”，他便有权利质问： 为什么对于那些凶残的人物就不可以采取“血的方式”？他认为，有人为“俄国的上等人”鸣不平，以为革命的光明的标语，实际上倒成了黑暗，就是不足为怪的。可以设想，“假使遏绝革新，屠戮改革者的人物，改革后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那所处的倒是最稳妥的地位。”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怎么可能永远如此美妙呢？“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
在苏联问题上，他评价的是革命，不是革命的异化；甚至可以认为，
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итино вич Ллеханов； 1856～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早期为民粹派活动家，1880年受沙皇政府迫害，流亡国外，在国外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1882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翌年创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先后写了大量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也颇有贡献。一度与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合作，后分道扬镳。鲁迅于1930年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在艺术发生学等一些理论观点上，接受过普列汉诺夫的影响。
他评价的是观念中的革命，为中国问题观照下的镜中的革命，不是事实的革命。而且，他评价的也并非革命的全部，而只是集中在平民——相应地必然联系到“上等人”——被置于何种位置这一焦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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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10）
上世纪３０年代，法国作家纪德撰写了一个名为《从苏联归来》的小册子，检讨说是“我最大的过错是轻信了赞美”。
而他，终其一生是一个怀疑论者。一方面，他呼唤革命，赞美革命；另一方面，却又对革命和革命者抱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他经历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经历过国民党的“清党”，还经历过共产党内部的叛卖行为与“左联”烈士的牺牲的事实。以他一贯的否定性的思维逻辑，以及为“革命”所放逐，为“革命者”所排斥和迫害的经验，因此，即使未能如纪德一样亲历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