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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市场中的特殊问题（5）
说明这种市场失灵的一种方法是，它的产生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如果艾伦举行烟火表演，她就给那些不交钱看表演的人提供了一种外在利益。当艾伦决定是否举行烟火表演时，她没有考虑到这种外在利益。尽管从社会来看烟火表演是合意的，但从私人来看无利可图。结果，艾伦作出不举行放烟火表演这种从社会来看无效率的决策。 尽管私人市场不能提供小镇居民需要的烟火表演，但解决小镇问题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当地政府可以赞助7月4目的庆祝活动。镇委员会可以向每个人增加2美元的税收，并用这种收入雇佣艾伦提供烟火表演。小镇上每个人的福利都增加了8美元。烟火的评价10美元减去税收2美元。尽管艾伦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家不能做这件事，但作为公共雇员的她可以帮助小镇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在这里，烟火这种物品没有排他性，因为要排除任何一个人看烟火是不可能的，而且它也没有竞争性，因为一个人观看烟火并没有减少其他任何一个人观看烟火，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由于公共物品没有排他性，搭便车者问题就排除了私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但是，政府可以潜在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政府确信总利益大于成本，它就可以提供公共物品，并用税收为它支付，这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好。现实正像这个故事描述的一样，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重大的节假日放焰火，让群众享受到难得一见的喜庆气氛。 思考和练习 1．公共物品和外部性有什么联系？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2．说说你们身边的发生的“搭便车”现象？它的后果什么？ 贫富差距 前面关于外部性等市场不灵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缺陷方面，这种缺陷可以通过一定的办法来加以矫正。但除了前面的两个问题，就算经济运行完全符合效率原则，消除了市场的不良影响，市场仍然有可能导致一种缺憾：那就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 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里，个人收入的水平往往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个人生产能力和他们所能拥有财产的生产能力不同造成的。一个人生产能力越强，他的收入就越高。在这样的制度下，多创造的人多收益，同时限制了不劳而获、瓜分别人创造财富的机会，因此可以促成社会的经济繁荣。 但是，一个人生产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一系列因素，除了包括努力程度、教育，又包括继承权、要素价格和运气。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家庭出身的偶然性可能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福布斯》杂志每年列出美国前400名富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的财富是继承而来的，又有很多人以所继承的财富作为跳板进而攫取了更多的财富。因此，人们可能会问：一个人仅仅因为继承了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或因其家庭所拥有的油井，就应该成为亿万富翁吗？ 其次，一个的收入跟他的受教育程度和储蓄能力有很大关系。但这两个因素同样受到出身条件的影响。有些人先天条件不好，他们不可能对教育作出任何投资，更谈不上储蓄，因而他们的生产能力很低，收入也很低。如果他们得不到额外的帮助，就很难改变贫困的命运。 在市场运行中，商品分配遵循的是货币选票而不是其他因素。富人的猫所喝的牛奶，正是穷人孩子维持建康所必需的；社会在高尔夫球场草坪上施肥的支出，可能高于它给穷人孩子提供教育的支出。这正是市场发挥作用的表现。可是难道为了达到最优的经济效率，就应该对这种情况放任自流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下面来看一个思想试验，这个试验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1971年在他的著作《正义论》中提出的： 设想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出生之前，凑到一起开会，设计统治社会的规则，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时我们对每个人对自己出生后的生活状况——才能高还是才能低，勤奋还是懒惰，受教育多还是受教育少，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穷家庭——都一无所知。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我们都处于“无知面纱”背后的“原始状态”。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能客观地决定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吗？ 罗尔斯认为，在这种原始状态时，我们可以为社会选择一套公正的规则，因为我们必须考虑这些规则将如何影响每一个人。由于所有人都处于相似状况，没有一个人能设计有利于自己特殊状况的原则，所以，用这种方法设计公共政策和制度能使我们对什么政策为公正的判断保持客观的态度。
第五部分市场中的特殊问题（6）
然后，罗尔斯考虑在这种无知面纱蒙蔽下所设计的政策要达到什么目标。特别是，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最终是在收入分配的最上层、最下层还是中间层，他会认为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公正的？罗尔斯认为，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人会特别关注处于收入分配最低层的可能性。因此，在设计公共政策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社会中最差的人的福利。 由于最大化标准强调的是社会上最不幸的人，所以，它证明了旨在使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公共政策是正确的。通过把富人的收人转移给穷人，社会增进了最不幸者的福利。但是，最大化标准仍然允许收入不对称，因为这种不对称可以增强激励，从而提高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 罗尔斯提出的思想试验非常引人注目。特别是这种思想试验使我们把收入再分配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形式。这就是说，从无知面纱蒙蔽的原始状态的角度看，收入再分配很像一种保险政策。房主购买火灾保险是为了应对他们的房子着火的风险。同样，当我们作为一个社会选择向富人征税以补助穷人的政策时，我们就为自己成为穷人家庭成员的可能性进行了保险。由于人们不喜欢风险，所以我们应该为自己出生在一个给我们提供了保险的社会面感到庆幸。 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帮助贫困者，不仅仅是因为人类本身具有的同情心，更因为客观实际存在的两条经济原因：一是提高这些穷人的生产能力，能够提高较富裕的那些人所拥有的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因而对富人同样有利；第二它缩小了现行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不均，从而可以导致一个较好的对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由于上述原因，社会没有必要将竞争市场的结果作为既定的和不可改变的事实接受下来；人们可以考察收入分配，并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收入的分配。在救助贫困的目标下，可以由政府采取一系列可能的措施： 首先，它可以采用累进税。相对于低收入者而言，对富人按更高的税率征税。它可以对财富和巨额遗产课以重税，以砸碎世袭特权的链条。所得税和遗产税就是这种带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累进税制的实例。 其次，由于低税率并不能帮助那些根本没有收入的人，因此政府可以进行转移支付，即向私人支付货币等。今天，转移支付的对象包括老人、残疾人和拖儿带女的人，还有为失业者提供的失业保险。这套转移支付制度编织了一张“安全网”，保护不幸者免受困苦和不至于挺而走险。 最后，政府有时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也给予补贴，向他们提供食品券、医疗补贴和低价住房等改善生活的福利。 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福利计划包括的内容甚广。以较早实现福利国家的瑞典为例，包括：第一，养老金制度，从1960年起不仅对全体老年人实行基本养老金，而且还对退休老人实行补充退休金制度。第二，扩大到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各级政府承担经营医疗服务的责任。第三，建造住房及住房津贴制度。第四，广泛推行了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制度，对病休职工的现金补贴提高到工资的90％。第五，通过对部分企业的国有化和补贴提高就业水平。第六，其他福利补贴，如向大学生普遍提供的奖学金和贷款，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补贴，等等。 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理想。社会保障与福利计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理想。市场经济早期的贫富对立曾引起无数有良知的人的谴责。只有在二战后各国实行了名目繁多，且数额巨大的福利计划之后，社会才基本消灭了贫穷，每个人过上了能保障基本需求的生活。穷人分享到了经济进步的好处。这种平等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多少年来奋斗的结果。贫困的消除也促进社会的安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人活着并不只有平等一个目标，如果平等是人生的惟一目标，大家就应该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具有音乐天赋的人，就应该用他额外的才能去帮助那些五音不全的音乐盲，便所有的人都有相仿的音乐修养。这样一个清一色的世界恐怕未必会使多数人感到幸福。 正因为人们并不希望结果一律平等，所以才会有这许多人关心奥运会百米赛跑的纪录；也正因为要从竞赛中分优劣，百米赛跑的纪录才会一再被刷新，而且从来没有人建议，为了公平，应排除那些有特殊赛跑遗传基因的人参赛。所以说，保持这个世界的五彩缤纷，包括人们收入水平的差别，丝毫也不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试想一个例子。晚上纸牌开局的时候，各个玩家的筹码的数量是相等的。但玩了一段时间后，数量就会不相等了。当晚收局时，某些人成了大赢家，另一些成了大输家。按照平等的理想，是不是赢家把赢的钱还给输家呢？如果真是这样，游戏就会变得毫无趣味，连输家也会觉得没意思。他们也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