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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丕汉到底想要干什么？9月26日晚10点，市委书记胡建学打电话给公丕汉，让他到泰安东都宾馆五楼会议室谈话。
胡建学问：“不是让你只查泰山区公安分局李某的案子吗？怎么要查阎克争？”
公丕汉说：“作为检察官，我不能抓了小的而放了大的，您说是不是？因此，我建议，对阎克争应尽快立案侦查。”
胡建学表情极其严峻地说：“你有把握吗？”
公丕汉答：“如果此案办错了，我将辞职。即使我不辞职，您也有权建议撤我的职。”
胡建学考虑良久，淡淡地对公丕汉说：“好吧，你去准备材料吧，向书记办公会汇报。至于立案的问题，等开过书记办公会后再说。”
公丕汉四面楚歌
汇报材料交上去了，书记办公会却迟迟不开。公丕汉再三督促市委，但市委方面总是回避他。最后，被他逼急了，一位副书记难为情地对他说：“再单独给胡书记写份报告吧。”
公丕汉明白了这位副书记的暗示：是胡建学在从中作梗。为了更加明确地证实这一点，他将计就计，又写了一份汇报，详细陈述阎克争的6大受贿罪证，要求尽快批准立案。公丕汉将汇报交给那位副书记，并亲眼看着他拿着汇报走进胡建学的家门。第二天，公丕汉打电话给胡建学，问是否看到汇报材料？胡建学居然硬说没看到。公丕汉开始明白：他真正的对手，可能是泰安地区的顶头人物。
鉴于公丕汉的“顽固不化”，胡建学开始给予警告，他在某一会上放风：“有的人，敢与市委对着干，绝对没有好下场。”
阎克争在市公安局里的几个哥们儿，终日忙着为阎克争串供、转移赃款赃物和销毁证据。某晚阎克争将汪德海行贿给他的那只用6万余元买的“觚”，转移到小哥们陈某家。后来风声日紧，陈某害怕，问阎克争怎么办？阎指示他将货想法还给汪家。陈某便约汪家人在一偏僻的加油站会面。深夜，两人在一辆摘掉车牌的轿车里交货。这时，背后100米处，一辆上海轿车突然亮了一下车灯，陈某是干公安的，心想这一定是检察人员在跟踪，拍下了他们的举动。所以，当检察官暗中去传讯他时，他毫不隐瞒地坦白了转移赃物的经过。检察官赶紧顺藤摸瓜，追到汪德海弟媳父亲的小仓库里，缴获了重要的犯罪证据——觚。
10月6日上午，公丕汉坐车出了家门，七绕八绕，甩开了后面的跟踪，直奔省城济南。
公丕汉将整个案情及市委的态度向省检察院检察长赵长风作了汇报。很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反常的案例，市委一帮人为什么要如此袒护一个副县级干部？赵长风态度很坚决：此案已到这种程度，一定要一查到底！他立刻找来副检察长于冠杰，让他立即组织力量，当天赶赴泰安，介入此案。
省检察院突然来人，胡建学感到不妙，当即向一位副书记发出指令：“我暂不出面，你去对付，无论哪里来人，只准许办理泰山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某的案子，对其他的人不许立案。”
就在此时，省院派来的两位同志将全案了解后，说调查不细，证据不足，阎克争是否犯罪的问题不好认定，返回了济南。
公丕汉犹如当头挨了一棒。打电话向赵长风告急。赵长风说：“沉住气，继续办案，今后有什么事，可直接向我汇报。”他请求检察长给他以“火力”支援。
赵长风把电话打给了胡建学。交谈中，赵长风痛责公丕汉办案不力，有袒护包庇之嫌，言语之强硬，火气之旺盛，令胡建学吃惊。
胡建学召集孙庆祥、卢胶青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对付赵长风。在战术上，他们制订出三道“防线”：第一，以阎克争在要害岗位为由，提出由市纪检委查办此案，将办案权从检察院手中夺回来；第二，若第一条不被赵长风接受，那就设法让市纪检委和市检察院联合办理此案；第三，若前两条意见赵长风不接纳，不妨就让他们对阎克争立案，只要人还在泰安，就不愁没有办法。
10月14日，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公丕汉及泰山区公安分局局长一行来到省检察院“汇报”工作。赵长风听完案情汇报后，斩钉截铁地表态：前两条不行，阎克争的罪行已明显超出市纪检委的职权范围，必须马上交检察院立案。
“汇报”会一结束，公丕汉马不停蹄地回泰安。下午6点，他宣布：今晚就抓阎克争。
阎克争被捕，胡建学大惊。迟迟不开的“书记办公会”一经对阎克争立案，却马上召开了。
胡建学严厉地批评公丕汉，质问检察院抓阎克争之前为什么不向市委报告？简直是目无“党纪”。
胡建学阴沉着脸，宣布了一项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市委决定要加强对此案的领导，从现在起，成立以市委某副书记为组长、以纪检委书记和公丕汉为副组长的三人领导小组。三人小组要以党性作保，要与市委保持高度一致。三人中，谁的头衔都比公丕汉大，检察长的权力被剥夺了。
公丕汉原以为一旦立案就会打开局面，至此才发现自己想错了。他白天无法进行调查，一切活动只能在夜间进行，还要避开李惠民的耳目。
赵长风敲山震虎
10月19日，赵长风因事路过泰安。他告诉胡建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同志很关心此案，希望市委给予支持，一定要将此案搞彻底。
赵长风一走，胡建学立即发出一道“市委指示”：“所有办案点上的材料统统上交市委，不准扣留一页，若留一页，也算是黑材料，是非法！”
阎克争不交待自己的问题，却将孙、卢、李三人的问题透露了一点，为何这样做？大概是想吓唬一下公丕汉，让他知道自己的事牵扯到市委大人物，让他知难而退；同时也给市委施加压力，让胡建学等人别忘了救他。他这一招没吓住公丕汉，倒吓坏了胡建学。胡建学赶紧找孙、卢、李三人，让他们看了刚收上来的材料，同时，他指示市委一个领导人，立即去找阎克争谈话，不许他乱讲。
原来，阎克争与泰山石化集团公司的“老板”们“关系”密切。1993年1月8日该公司股票发行时，徐洪波将30万股、价值60万元的股权证，行贿给胡建学和卢胶青。随后，徐洪波又将山东“鲁润”的40万股、价值40万元的股权证，行贿给胡、卢二人。当初，在胡建学的办公室里，胡曾百般叮嘱徐：千万把事情做仔细，否则，就会被——他用手向下猛地一抄，做了个“一窝端”的手势。
如今，阎克争被检察院抓了，为防止“拔出萝卜带出泥”，胡、卢等人岂能不拼命地保他。
胡建学等人开始对市检察院全面施压。重压之下，办案组中，有几个人背叛了公丕汉。公丕汉腹背受敌，精神接近崩溃。
10月31日，卢胶青将公丕汉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亲热得如待贵客。他说：“再有1个月，市党代会就要召开了，咱们都得进市委领导班子，准备让你主管政法工作，建学同志让我给你透个风，党代会之前，阎克争的案子最好结案。你尽快了结这项工作，准备接受更重的领导担子吧。”
公丕汉明白：他们已是黔驴技穷。
公丕汉又悄悄地给赵长风打电话，说出自己胸中所有的苦闷和疑虑，请求省院再次增派援兵。
赵长风派出了以省反贪局副局长李少华为首的另一省院调查组。
李少华雷厉风行
李少华是位办事泼辣、果断的女同志，她11月4日到达泰安，和省检察院刑侦处副处长魏炬华等人，24小时不休息，仔细研究案情材料，最后与公丕汉的结论一致：阎克争的6大罪状，条条可以认定！
胡建学深感情况不妙，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逼迫此案终结，定出口径：“阎案只有2700元可以认定为受贿，其他问题不能定。”他命三人小组立即向赵长风汇报。
11月19日，李少华、魏炬华秘密回到济南。
11月21日，赵长风接见三人小组，在座的还有省检察院几位副检察长及反贪局的正、副局长。
三人小组组长汇报了市委对阎案的看法和处理意见。省院在座的人们当即给予否定，并逐条予以驳斥。赵长风表态：阎克争的问题铁证俱在，为什么要说没有问题？如果泰安检察院无力办理此案，那么就由省院直接查处！
胡建学碰了个大钉子。从此，他又不得不全力应付省检察院。胡、卢等人又开始启动他们的关系网，一时间，各种压力压向赵长风。
以李少华为组长的省院调查组再赴泰安。赵长风叮嘱她：泰安市委如此反常，其背后肯定有更大的东西。
调查组日夜不停地工作，四处秘密取证。这哪里是要帮泰安市委的“忙”？胡建学得知这一情况后，方知上了赵长风的当。
这时，胡建学又想出一条计策：让泰安市法院提前介入此案。他派人找到法院院长，让他们将案子接过来，以此甩开检察院。
公丕汉冷冷地说：“此案仍在侦查中，还没到该你们介入的时候。再说，省检察院也不允许提前移交此案。”
一天，办案人员去李惠民处取证，因为阎克争交待曾送过他一条金项链。没等取证的人回来，李惠民便报告了胡建学。胡建学派人质问调查组：“找县级干部谈话，为什么不通知市委？”魏炬华不客气地回答：“我们依法办事，想找谁，就找谁。”赵长风因病住院，知道此事后，对魏炬华说：“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他：‘你胡建学管得了泰安市检察院，管不了省检察院，更管不了法！’”
12月16日，赵长风在本院召开检察委员会，让公丕汉列席。会上，大家意见一致：阎克争受贿人民币11070元、港币1万元，必须立即逮捕。
12月21日，检察官们冲破数月来的重重阻碍，终于正式逮捕了阎克争。
在李少华凌厉的审讯攻势下，阎克争陆续交待了向孙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