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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发光，令人爱不释手。经检测，其含金量在90％以上。同时发现了一件金制酒器，是带盖、方唇直口，浅腹平底矮足，双环耳名“盏”的酒器，是迄今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重约2150克。
考古人员从墓主人尸骨周围清理出500多件玉饰品。因为先秦诸侯下葬时往往头戴饰满珠玉的冠帽，身挂佩饰。从它们在棺内的位置及与死者的关系来判断，可分出两类，一类为墓主人生前用品，一类是死后的陪葬品。按照当时的风俗或礼仪，用来陪葬死者的玉器为“墓玉”，是专门为了保存尸体而制。墓中出土的玉器大部分制成了种种动物形状或雕绘纹饰，是这批玉器中最精彩的部分。，即上置于口中的玉器，这位墓主人口中竟含了21件玉雕动物，如玉牛、玉羊、玉鱼等，迄今仅此一例。尽管这些器物小如豆，却都刻画出细如发丝的线条，特征明显，比例协调，栩栩如生。曾侯乙墓出土的玉缨是一件16节的龙凤玉挂。龙凤自古就是帝王和王妃的象征，曾侯乙的许多佩饰就是两者的形象。这件玉挂通长48厘米，宽8。3厘米，厚0。5厘米。全器用玉料5块，每块之间用活环或玉销钉串接，可自由卷折，第一节顶端穿孔套在冠上，全器为一变形龙。各节分别透雕成龙、凤或壁、环状，并两面相似雕刻或阴刻这些龙凤的细部，或加刻龙凤蛇和谷纹、斜线纹等。整件玉挂集透、平、阴雕等玉雕技艺于一身，共刻有大大小小的37条龙、7只凤及10条蛇，皆栩栩如生，玲珑剔透，实为古代玉雕之精品。另一件罕见的玉雕精品为四节龙凤玉挂。它由一块玉料透雕而成，分四节，以三个椭圆形环（中环活动）串连，能折卷。各节为左右对称的龙、凤透雕，两面用细如发丝的线条阴刻龙凤细部或蛇纹，共刻有7条龙、4条凤和4条蛇，布局严谨，造型美观。
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为了确定季节与农时，特别重视天文和历法的观测。楚人祖先祝融曾任火正，是观测天象之官，故楚人对天象历法的研究，由来已久。现存的楚帛书中，记载了楚人观察天象和确定季节的历史。在曾侯乙墓东室西南角靠近主棺的地方，出土了一件髹漆衣箱。箱长82。8厘米、总高44。8厘米，内壁朱漆，外壁黑漆，黑漆上绘有朱漆纹样。箱盖面一端绘青龙，另一端绘白虎，中心朱书一个象征北斗星的大“斗”字，围绕“斗”字，按顺时针方向排列一圈的是篆文书写的二十八宿古代星名。这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在观象授时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对日月五星的运行及位置作系统观测，绕天一周选取28个星座作为观测标志，叫做二十八宿。它的出现，对日月五星运行周期和运行轨道的测定，对编制较为准确的历法，以及对恒星的观测和天区的划分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衣箱盖上的二十八星象图的发现，是二十八宿完整名称的最早出现，是二十八宿与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配的最早记录，表明了北斗星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把我国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可靠记载提前到了战国初期，对进一步探讨中国二十八宿的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和资料。
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旷世奇观的古代音乐圣殿
楚国巫风浓厚，楚地自古又是音乐之乡，音乐在巫术中扮演了沟通人与神鬼世界的角色，祭祀必以歌舞以乐诸神。
《左传·成公九年》及《定公五年》记载有乐官钟仪钟建二人。钟仪曾说“乐”是其先父之职。先秦时代，被视为国家要职的天文、史官、巫祝等皆以世袭形式出任，因而楚国有世袭专职乐官，这说明了音乐在楚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曾侯乙墓出土的数量众多的青铜礼器和乐器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这些编钟及其他古乐器的出土，是中外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乐器或由青铜构件和木石构件混合组成，或由木竹制成，共125件（套）。其中的编钟，是目前中国出土乐器中规模最大、质量最佳、完整性最好、音律协奏性最高的顶尖精品。
对中国音乐史研究贡献最大的应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钟和编磬。编钟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打击乐器，由青铜铸成，依大小和音高为序。编钟悬挂在钟架上，演奏时以小槌或木棒敲打而鸣。曾侯乙墓出土的整套编钟由钟架、编钟和演奏工具三大部分组成，计有青铜编钟65件、挂钟铜构件65件、大型钟架1副、作为演奏工具的棒或槌8件。更为珍贵的是，整套青铜编钟出土时仍依照当时演奏时放置的原样排列，可使现代人一睹2400年前演奏时的盛况。
编钟的钟架为铜木结构，由立柱和横梁搭架而成，长架长约7米，高约2米，短架长约3米，高约2米。整个钟架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6根圆柱承托。又分上、中、下三层。6个铜人皆造型端庄，神态肃穆安详，口、鼻、耳刻画细腻，着长袖曳地长袍，细腰束带。虽整组编钟重达2500公斤，但现场试奏时仍不见晃动。
是编钟中体积最大的，只有一件，呈椭圆形，表面铸有铭文3行共31字，内容主要是记载它的来历。此最大的意义在于所刻铭文使考古学家能比较准确地确定墓葬的时间，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
甬钟共45件，下层13件体积较大，有3件挂在短梁上；其余32件置于第二层，短梁上有11件。最大者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高约50厘米，重约15公斤。钟体上窄下宽，表面分布18个枚，枚间空隙处和上部雕满龙纹。
编磬是另一件组合乐器，由架、磬块、挂钩和槌构成。由于长期浸于水中，石质已溶蚀损坏，所以不能测音。但精美磬架保存完整，磬架由青铜制成，双层结构。由两只鹤状怪禽（由多种动物形体构成）支撑。圆立柱身全是错金花纹。磬块共32件，分列4组。磬面刻有文字，约700字，为音律、音阶的名称和编号。
除此之外，出土的乐器都是单体乐器，有鼓、瑟、箫、笙和琴等。箫是用13根依次缩短的细竹管并列而成，再用剖开的细竹管缠缚而成。出土时，其中一件有七八个箫管可以发声。笙则以葫芦作笙斗；以细竹为笙管，管内有竹质的簧片。瑟由整块木料雕成，腔体完整，彩绘十分精美。鼓的皮面已朽烂，仅存鼓腔。鼓中的精品是一件建鼓，鼓座由青铜制成。此鼓应为作战时激励士气所用，所以体积特别巨大，形体也相当精致。
还应讲一下钟铭，在曾侯乙墓出土的钟铭共3755字，刻于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钟铭字体纤秀，运笔细匀流畅，比较规整，字体随钟体大小而变化，布局精致。铭文内容可分为记事、标音和乐律关系三部分。除钟体铭文外，仔细观察，才能发现钟架的木质横架上也有铭文，约180字，是悬钟位置的标记，便于挂钟时能对号入座。另外，编磬亦有约800字的铭文，包括记事、编号、标音和乐律关系。这些铭文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乐理专著，它的发掘与研究，使中国音乐史上许多长期争论的问题得以解释。曾侯乙钟铭为现代人揭开了先秦乐律学史中光彩夺目的一页，因为钟铭所使用的乐律学术语，表现出相当精密的程度。这些乐律术语约有2/3不见于过去的乐律学著作。
1979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厅里，世界名曲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优美旋律，时而清脆明亮，时而深沉浑厚。它既不是钢琴的弹奏，也不是提琴的弦响，更不是铜管的鸣号。这旋律发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巨型青铜打击乐器——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及其他乐器的学术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它说明早在战国早期，中国就已具有丰富多彩且较为完整的音乐文化。如今，复制而成的曾侯乙乐器已能演奏各种曲乐，使世人感受到中国古老乐器的迷人魅力。
第四部分：秦朝“军队”秦始皇兵马俑历史重现 兵马俑横空出世
在1974年3月的一天，正当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时候，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面1。5千米一个鲜为人知的偏僻小村——西杨村，几位农民正在奋力打井。奇怪的是，随着土井变得越来越深，却丝毫不见水的踪影，几位农民纳闷不已。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农民感觉到挖土的铁锹碰到了硬物，会是什么呢？几位农民满怀好奇，小心翼翼地把硬物挖出来。原来碰到的硬物竟是一个陶制人头。农民们十分泄气，因为据说挖井挖到人头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于是，他们悄悄把人头埋好，又换了个地方继续挖井。可是，没想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这次他们挖出了许多陶制的身体和手。农民们感觉到了事情的蹊跷，因为当地离秦始皇陵很近，说不定跟陵墓有什么关系哩，于是他们迅速地报告了有关部门。
中央和陕西省对这一发现都非常重视，有关部门立即派来了考古工作者，展开了钻探和发掘工作。当地表层被掘开时，神话般的奇迹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在5米多深的深坑内站满了身披铠甲、手持兵器的威武健壮的武士俑和拖拉木制马车的陶马俑。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一号兵马俑坑。1976年6月，第二号和第三号兵马俑坑又相继在一号俑坑北侧20米处被发现了。这是继一号俑坑以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三处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以东约1000米的地方，正当东门大道的北侧，从所处方位来看，显然这些兵马俑的修建旨在护卫陵墓的地下建筑群，可谓是秦始皇的从葬坑。
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兵马俑再一次让世人对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赞叹不已，也使得古老中国的悠久灿烂的文明再次散发出熠熠光辉。可是，古人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修建这项浩大的工程呢？兵马俑究竟有何用处呢？这还得从秦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