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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显然过份，好果子自然还是国民党吃的多。大批国军的全副美式装备，派运输机和军舰将国军送往东北及其他各接受地，等等。但共产党一方却占了〃人和〃。国民党接受大员的贪污劣迹，兼之穷兵黩武，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信誉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此种〃烂透了〃的形像极大地动摇了美国政府的信心。蒋介石在抗战中建立的崇高声望迅速滑坡，许多美国人士开始怀疑是否〃看错了人〃，是否应该转而去支持共产党。美国国内确实有人主张放弃国民党，支持中共，使其成为〃南斯拉夫第二〃。随着国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美国方面的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宋美龄赴美求援，遭到极不客气的冷遇。虽然美国官方表面上还站在中国官方一边，所谓国际关系中的〃官官相护〃原则，实际上却大有文章可作。
〃忘了〃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强渡长江，攻克南京。国民党政府远迁广州，一些外国驻华使馆跟随同迁，其中包括苏联使馆。别有深意的是，美国大使馆却稳坐南京，仿佛在等候盼望多时的共产党到来。此时，是共产党方面打开美国政府的心结，建立友好互助关系的最佳时机。中共中央已迁入北京（北平）城，忙着扫平全国的剩余战场，联系各界人士，酝酿缔造一个〃新中国〃，却〃忘了〃怎样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与合作。按说毛泽东有意或无意中〃忘了〃此事还情有可原，他是〃人民战争〃的发动者和指挥者，不免忙于内而疏于外。作为有过在东洋、西欧及苏联长期生活经历，曾与美国官方及军方人士多方周旋，被马歇尔赞誉为〃大外交家〃、〃最出色的外交家〃，内定为新政权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忘了〃此事就说不过去了。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曾通过民主人士罗隆基提出，美国政府准备向共产党政府提供四十亿美圆贷款，以示友好。共产党方面迟迟不做反映，相反还流露出相当强烈的敌意，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要〃一边倒〃。司徒雷登这才在八月二日离开被解放军占领了三个多月的南京，静悄悄地回国。毛泽东赶在他身后又接连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流的檄文，公开嘲笑、批判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这种缺乏国际观点、以意识形态来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显然是幼稚的。周恩来既然极具外交才干，为什么不提请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最符合新政权利益的、积极沟通，化失望为友的对策？当时的毛泽东，还远没有走到后来那样独裁、霸道的地步，颇有开国明君之风，在对外事务上也依仗周恩来诸多，周进一言所起到的作用应当是相当大的。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和毛一样，都被快速赢得的全国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在乎海外还有一个曾支持过自己的敌手的美国，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同它建立〃外交关系〃。
一边倒地投向苏联
接着，〃新中国〃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投靠苏联集团，明摆着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敌，摆出一副至少是〃井水不犯河水〃、心怀戒备、〃管你怎么看我〃的姿态，人为地划上一道与世隔绝的篱障，重新把中国带进闭关自守的年代。〃一边倒〃地投靠苏联，另一个恶果，是将对苏关系中为本国争取最大权益的筹码几乎丧失殆尽。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十几年以后，吃了〃兄弟党和国家〃不少大亏，才逐渐明白过来：要利用美国这张牌，来打苏联。也就是〃老祖宗〃说的，〃以夷制夷〃。
对苏关系，是中共新政权外交的重点，或叫〃中心〃。这本是最自然不过的。中国共产党从政党性质、意识形态、历史渊源，都与苏俄有着血亲关系。苏联又是全世界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建立外交的国家。其他苏联集团的国家，也紧随其后与中国建交。中共把苏联称为〃老大哥〃，常说要〃饮水思源〃，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苏式的道路走得通走不通，历史已作出了有力的回答，这里不再赘述，只谈两国关系中的问题。
新政权建立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请教〃建国大计〃。建政才两个月，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就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一面参加斯大林的七十大寿的庆典，一面想讨个〃既好看又好吃〃的红包，——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猜不懂毛泽东的哑谜，毛只好赶紧从国内召来周恩来，与苏方反复谈判、协商，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一笔贷款。可见毛泽东倚重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新中国依赖苏联支持的态度。中国派驻苏联的首任大使是王稼祥，一年后又改派张闻天，这两位都是中共高层的留苏派人士，都在长征中支持毛泽东策动〃担架上的政变〃，王曾与毛、周同为长征〃三人团〃成员，张更担任中共总书记达八年之久。派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出任驻苏大使，其意显而易见。
跟苏联老大哥闹崩
苏联给予中国大量援助，这是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建设〃新中国〃所必须的。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亦十分沉重：放弃交好美国的可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听从苏联这个大家长的调遣，与西方集团对抗，给予苏联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和新疆的利益，等等。最为沉重的代价当然是中国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参战朝鲜，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部署〃。周恩来以秘密使臣的身份到莫斯科，落实斯大林先前许诺的苏联空军协同作战，但直到中国宣布参战后，斯大林才告之周：苏联无法出动空军参战。此一出尔反尔的行为，把中国推到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及至开战，本着〃有钱出钱，没钱出人〃的原则，中国投入了大量兵员，牺牲惨重且不说，到战争结束苏方开出帐单，巨额军费开支竟全数算在中方头上，还要加上一大笔利息。这一切，周恩来居然事先一无所察，一再上当。
虽然如此，中苏之间也没有必要闹到破裂、甚至刀戎相见的地步。对苏关系一直由毛泽东亲自主导，在与赫鲁晓夫的明争暗斗上，毛的〃民族气节〃、索性而为，使这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分道扬镳。自然，赫鲁晓夫责任至少不会比毛要小，其意气用事至今仍为人所指摘，但他占了中国〃一边倒〃政策的大便宜却无人提及。两国交恶，中方的不利明显甚于苏方。中方是负债国，苏方是债权国；中方是农业经济，科技、军事落后；苏方是工业大国，有强大的科技及军事力量；中方只有苏联这一重要邦交，在国际事务中几乎毫无影响和地位；苏方却挟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扮演着与西方集团对抗、交往的领袖角色。
一九六四年，一颗原子弹爆炸，一台万吨水压机建成，中国逐渐从三年大饥荒的噩梦中拔出脚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意与刚刚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联重修旧好。苏共新领袖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也有此打算，按理应该是一拍即合，两相情愿的事。不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使整个计划泡汤。
放弃中苏和好的机会
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召开的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对周恩来开了一句玩笑：〃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
周恩来闻言，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他：〃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
马利诺夫斯基还不罢休，跟在周恩来后面继续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
周没听到后面这句话，但其他随员听到了，中国代表团立即罢宴离开，回到住所。周恩来分析了整个情况，认为此事绝非偶然事件，是对中国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第二天，苏共新领袖勃列日涅夫亲自拜会周恩来，周向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苏方回答，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先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恩来不承认道歉，认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对此，勃列日涅夫再次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中方道歉。波德戈尔内也说，我们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线。周恩来仍不接受这种说法和方式，认为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在之后的谈判中，中苏双方态度转趋强硬。苏方坚持中苏分歧与赫鲁晓夫时代完全一致；中方则表示既然完全一致，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率团乘专机回国，第二天抵达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到机场热烈欢迎，献给周一束他最喜欢的马蹄莲花。
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为优先考虑
赫鲁晓夫下台，是结束中苏敌对状态的最佳时机。却被马利诺夫斯基一番话给搅了局。不论他是〃酒后胡言〃，还是〃酒后吐真言〃，也不论他是〃开开玩笑〃，还是真心要〃向中国人民挑战〃，既然苏方最高领导人上门一再表示道歉，阐明并非苏方立场，此事便不必纠缠不放，反给对方一种〃得理不饶人〃、缺乏应有诚意的口实。从情理上说，马利诺夫斯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