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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张江的话，它用了一种新的机制，就是“一点二”的机制，就是首先张江是一个开发公司的运行，在组织规划就是实施这个园区的开发的功能，同时呢，张江又成立了一个陈良宇市长，周禹鹏和严隽琪副市长，各个委、办、局参加的一个领导小组，那么这个领导小组就是站在上海高新技术发展策略的这个高度，总体来规划来推动来支持张江的发展，同时呢，对下面有一个办公室，上海市和浦东对张江领导小组办公室给予最大的授权，在一个楼里所有的章都盖了，在一个楼里什么事情都办了，所以我们是一个政企合一的一个机构。
这真是上海一百多年城市发展这种契约精神非常非常宝贵，我不知道，但是您回头见了梁局长是什么关系？
见了梁局长有两个关系，第一个是我们要遵守政府的法规，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政府的整体的规划来运行，那么第三个我要争取他的支持，我要尽多地把他拉到张江来，解决张江的问题，尽多地挖他口袋的钱，为园区的企业发展，来支持。
但是梁局长您要到张江去就比较别扭了，过去要是有个管委会，有个政府部门，您就可以政府和政府部门说发一个文件就完了，现在它是一个公司，或者叫一个商人，政府和商人又如何合作，同样又是一个新的模式？
刚才段总他说了中关村的发展的两个阶段，事实上浦东从刚才开始，我们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浦东的发展不是一个张江高新技术园区，有陆家嘴，刚才沈总提的，有外高桥，有金桥，不同功能的区域，但是张主持，我们的做法都是说刚开始我们的政府模式，就是说委托一些权利，让开发区，那么政府组织呢，做一个刚开发，刚开始时候的准政府的组织，一直到2000年建立浦东政府的正式的政府组织，这两者之间是一种配合关系，我们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所以我们的一切，可能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就是服务于企业，我们没有自己的本体，所以您刚才一直问的这个官本位问题，我们可能更多是说如何让这个区域，不仅仅张江，金桥，外高桥的创新创业，更加红火，我们的经济更富有动力，这是我们科技的一个责任，所以对于沈总来说我是他的仆人，是他的服务者，作为政府的园区办，办公室，它在行使一门式的服务过程中，更多的是全面的free of charge，就是免费的这样服务，但是很多人可能很难去tolerate（忍受），很难去忍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并不是因为过程更长，而是因为他可能熟悉他生物医药的试剂，他的试瓶，他可能不熟悉政府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委托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做。目前呢在张江、在浦东很多民营机构都在作为政府的服务上能够使得这个过程不仅单是成为一个高的平台，一下到一个低地，而是中间充满了专业的服务，我认为这个可能作为一个区域的政府环境的造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认为，我们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使得我们整个区域的科技环境更加好，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局，我们是小政府大社会，有信息办的职能，有科委的职能，有知识产权局的职能，有科协的职能，四个职能合在一起16个人，我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关注我到底多少利益被出卖了，我只感觉到，我可能有多少的企业，在我这么小的一个组织下，在那么多园区的配合下，成长起来，这是我的骄傲和我的一种欣喜。
你看过去这个京剧北京是发祥地，但是上海也唱京剧，上海一唱，京剧就形成了海派了，也挺受欢迎，那么您再看看上海这种形式，是仅仅适合海派呢，还是在全国可以推而广之？
上海的商业文化非常好，这种商业文化是市场经济里边的一个润滑剂，是市场经济必须的一个氛围，所以上海的商业文化应该是全国所有凡是想把经济搞好都应该学习的。
那郭先生除了您对中关村的感情之外，看到这么优惠的政策，这么好的服务态度的官员，会不会动心，在上海驻足？
我们在上海已经有比较大的投入，而且应该说跟上海市政府还有一些承诺，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项目去做，其实刚才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为中关村着急，因为不管怎么样，自己在这个地方生活，工作还是非常有感情的，还是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世界的焦点，整个全球的焦点，因为它确实蕴藏了非常大的宝藏，这个人才没有地方来比，包括硅谷，也比不了中关村的条件，它无法聚集这么多的人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非常希望它能发展壮大起来，因为只有它的发展壮大我觉得才能够真正能够看到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希望，所以我是觉得反过来讲它的压力就在于刚才段总讲的，就是这种服务的意识，比如说政策法规的条件来说，北京应该说在全国肯定是最好的，但是执行起来，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的地位也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我们讲，中国的企业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中国的面向全国的企业，就是如果你不在北京肯定不行的，你一定要在北京有一个据点，有一个基地，但是北京的企业要想走向全中国，或者走向全世界，你如果不到上海，也是不行的，因为实际上华东非常大的市场，而且华东有它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但是确实我自己人在中关村，我是真的为中关村还是比较着急，因为我是感觉到上海的速度，确实比北京某些方面要做得好。
你看段总非常有意思，很多问题表面看可能是直接原因来自于政治，来自于经济，但是最后投射到都投射到文化层面上，那么现在中关村要大发展，是不是也有一个文化的瓶颈？
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金融支撑体系的问题，中关村是全世界罕见的这种创造力最凝聚、最集中的地方，全世界罕见，刚才郭为说的，但是这种创造力如何发挥，这得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金融支撑体系的问题，这种体系不建设，绝对没希望，第二个是创业文化的问题。
那是硬件，这就是软件了？
对了，那么一硬一软。
那么创业文化里头，中关村地区比较自由，自由地讨论问题，这种氛围是比较好，但是呢，中关村文化里头，整个普遍的，服务意识比较差，所以这个意识我觉得变不过来的话，中关村的创业文化里总是缺那么一块，这么好的资源，全世界都看重的资源，你说哪个大公司不在中关村开研发机构，我们自己如果不尽快用起来的话，确实是我们很着急。
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客观环境，要改变的话，还得一段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背景，文化状态，那么我们作为这里边的生存的企业，要营造自身的文化是适应它，还是要营造新的文化去改变它？
我觉得两者都有，一个作为就是说你一个企业你要创新，你还离不开大环境，如果大环境不允许的话，你创了半天你会失败的，但是你又不能向环境完全地屈服投降，还得不断地希望这个环境能够往前走，往前改进。
上海的企业家两大特点，一个是“见风使舵”，一个是“见缝插针”，那么这是上海的企业氛围，经营商业氛围，但是这个文化传统呢，恐怕完全依赖于它现在也不够用，那么上海包括高新园区还要建立什么新的文化？
浦东呢，是浦东的发展呢应该是说利用了整个上海的综合优势，但是浦东它是全国的浦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刚才我们知道给大家的印象，可能浦东净是穿西装的，但实际上浦东还有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这种投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只是不同的是浦东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企业，和什么别的，自己创立的名牌企业，对，所以浦东就是说在整个舞台上，我们怎么样为全国的为世界的，各方面做好服务，那么，您刚才说的文化，那么可能如果说您说的是真的话，可能在浦东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是一个来自安徽的，从复旦毕业以后在浦东工作，那么，20世纪90年代初我跟段总说过，我也创业过，也是科技企业，当时开始做计算机从搬砖头开始，刚开始有利润，后来发现没利润，开始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现在知道了，是没有比较竞争力，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要发展科技，转过来为科技企业，科技的环境造就，做好服务，那么，在我作为一个外地人，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被同化的这样一个外地人的感觉，应该是说浦东主人翁的感觉非常强，没有感到很多说可能是胡雪岩小说给大家留下的比较灵活的商人机制，我想上海大概作为企业家来说，给大家留下优势印象是守约诚信，但是同时另外一块是我科技这块是最要创造的，是活力的东西，就是创业，那么，中关村提供了这么好的创新平台，我不认为中关村要有怎么样的完全的齐备，浦东是很好的创业的平台，我们这两个机构组合在一起，这是中国最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哑铃式的模式，所以我们想今天的对话会更有意义，那么两地的文化确实不同，但是因为五彩斑斓，而让我们感觉到生活的意义。
我觉得在上海应该非常倡导的是一种就是创新和创业的一种文化，因为我在开发区这么多年，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在北京的话，它的创新和创业的精神它是非常地积极，所以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去年（2001年）中关村区域，兴办的创新企业就有2800家，这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那么在上海来说呢，就是好像有一种白领文化，就是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他宁可去一个大公司就业，而好像不是非常积极地出来办一个公司，所以我在开发区，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开发区里很多创新的创业者，老板，都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