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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回事呢？”
“……你先喝茶。”
我坐下喝茶。
“老侄呀！你总说叔顾虑多，心数多……”他像打赌赢了时的口气，“现时看，叔顾虑的事，没错！”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五里镇公社书记在广播上讲话，说乡村里耍神闹鬼，投机倒把，强奸妇女，偷人抢人，都是啥……污染！还说所有污染的根子是‘一切向钱看’……”
“这与你卖油糕有啥关系呢？”
“卖油糕是不是为挣钱？挣钱是不是‘向钱看’？‘向钱看’当然就是污染嘛！我给自己也会上纲挂线了。”鬼秧子乐叔说得很认真，“公社书记在广播上连说带喊，嗓子都喊哑了！你看看，县长刚给万元户戴花没过半年，公社书记又这样说……”
“没你的事！只是文艺和教育界……”
“老侄儿，叔已经安置妥当了。”鬼秧子乐叔给我压着指头，说他早已谋划好了的措施，“我干了三年多，确确实实挣了一点子钱。我把这钱全数存着，房不盖一间，家具也没添一件。我给娃们交代：日后要是来运动，要退赔，那好，咱把钱交给工作组。要是真的不来运动，那当然好，就算是爸给你们留下的家当，你们兄弟俩一人一半。这钱是我揉面团挣下的，我现时不敢花，你们也不要花。等我死了，随你们的便！我活着，你们不要想动它一张……”
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可见心死如铁了。五里镇公社那位书记怎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演说，吓得鬼秧子乐叔缩手蜷足，关了油糕铺店，从五里镇回到自己的老窝里来了，而且把挣下的一笔款子，分文不花，准备着将来某场运动中退赔出去……我曾经为冯幺爸在乡场上挺起了腰身而欢呼，也曾经为可爱的黑娃兄弟走进照像馆出尽洋相而鼓舞，我可实在没有想到，我的远门堂叔给我留下这样曲曲拐拐的心的轨迹！即使五里镇公社书记在广播演说中喊哑了嗓子，我看县城和五里镇的农贸市场依然熙熙攘攘，小铺小店里的个体户的生意也照样兴隆，唯有鬼秧子乐叔……大约太诡秘了吧？太精明的人，有时也往往失算，倒比那些头脑简单一些的人更多一层忧虑吧？
……
今年春天，我从南方归来，到五里镇下汽车，走进街巷，看见鬼秧子乐叔和他的二女儿家的那片铺店地址上，已经竖起两层六间的楼房，外观十分漂亮，楼媚上书写着一排潇洒飘逸的行书字：“一字歌饺子馆。”
鬼秧子乐叔在门口看见我，连拽带拉，就把我拉上楼去了。下层三间，两间作饭厅，一间为作坊，二楼上开了一间雅座，供那些比较讲究的小镇上的“上层”人物莅临就餐。五六个青年男女，一律白衫白帽，很有气魄。坐下后，鬼秧子乐叔弄来几碟小菜，定要和我喝几盅。
“老侄儿呀！我这回豁出来罗！”鬼秧子乐叔呷下一口酒，“啃个鸡爪子也算动了荤，咥（吃）个全鸡也是动了荤，我宁愿咥个全鸡！”
我惊异他的变化，不用问，他就告诉我，油糕铺息火灭灶的时月里，他心里其实很痒痒。看着那么多票子别人挣，心里那个味儿是很难忍受的。直到春节，两个女儿和女婿来拜年，向他声明，他不干，他们可要干了，而且要大干大闹，只是资金欠缺，要老丈人把那一笔款子借给他们兴建楼房。老汉阴沉着脸，说三天以后给他们回话。后来……他和两个女儿家合股……
“嗨！一号文件一下达，我就在心里骂五里镇公社书记，这回，你把嗓子吼出血，也吓不住我了！”鬼秧子乐叔畅快地笑着，“人都说我诡，这回不诡啰！我把全部家当拿出来，摆在五里镇上了。咱一生担惊受怕，心里多刻了几道渠儿，而今，我要耍一回大胆哟！”
鬼秧子乐叔几口酒下肚，脸像猪肝一样红了，话多了，声壮了，简直没有我插言的缝隙，他自嘲地摆摆花白的脑袋，感慨地说：“叔这多年里，就像在月亮地里走路，把自个的影子当作鬼了，自己吓自己……哈呀！”
“你这个饭馆的名字起得好！”我也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心情很畅快，“‘一字歌’，很雅致，也有意思！”
“我请了几位中学教员，摆了一桌酒席，请他们给我的新饭馆起名。”鬼秧子乐叔十分得意，“那些文墨人，起下二十多个名字，我就选中了这个，它合咱的心。”
我很畅快，就起身告辞。鬼秧子乐叔却兴致正高涨，死活不让走：“我还跟你没说完哩！”
我又坐下，他告诉我，前几天，五里镇公社开会，动员大家给学校捐款，多少不拒，一块两块欢迎，千元百元更好。鬼秧子乐叔当场站起，报了一万元，全场立时响起掌声。那个在广播上把一切乱七八糟的怪事都引申为“污染”的公社书记，带头站起来，当着千余人的面，代表五里镇几千名小学生向鬼秧子乐叔鞠躬致礼，感动得老汉热泪扑洒。
“人家领导问我有啥要求？我说，修好学校以后，把我的名字刻上，就这话。”鬼秧子乐叔说，“我跟朱举人平排坐着了！”
我在五里镇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讲校史时，说五里镇小学的前身，是朱家寨在清末中了举的一位朱举人捐款兴建的。正堂上的一块青石碑上，记载着这位举人给家乡文化建设所作的义举，在世世代代的庄稼人中传为美谈。“文革”中，那块碑石给搬掉了，不知扔到什么角落里去了。前年，被谁从庄稼人打土坯的土壕里发现了，抬回五里镇小学，重新栽在花园里。鬼秧子乐叔也想在五里镇这个小小的社会里，留名青史，我可没有料到。
“公社答应了！”鬼秧子乐叔有点得意，“公社书记亲自给我说，‘你的碑子跟朱举人的碑子并排放着。’”
“叔呀！你给咱家乡的子孙后代做下一件好事，群众不会忘记你的。”我喝了几口酒，对鬼秧子乐叔的进步大加称颂，“你而今心里踏实了吧？再不……”
鬼秧子乐叔灌下一杯酒，撇着嘴唇，讥诮地瞥我一眼，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打断我的话，眼里又露出那种诡秘的气象，说：“好老侄儿，不瞒你说，我捐出一万元来，权当这几年没挣。捐出去，让五里镇公社的每一户庄稼人都得一点好处，免得日后来了运动，乱口纷纷咬我。二来呢？我把一万块票子捐给你公社书记，你书记在成千人面前跟我握了手，亲口答应给我立碑，青石上刻下我的名字，看你日后还抓不抓我的‘污染’？”
鬼秧子乐叔得意地剖白他的诡秘的打算，又使我意料不及了。我正在心里琢磨着他的义举里所包含的新的意义，新的进步，新的心理变化……却想不到他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我不能不考虑留下退路！”鬼秧子乐叔扬起头，瞪着眼瞅着我，“傻瓜才只知朝前跑而不想退路哩！我捐出一万块，把上下左右的嘴都堵住，日后万一政策变卦了，看你咋好开口整我？”
他很得意地笑起来。
我喝不下去了，愉快的心情又转为沉重起来，点燃了一支烟……
小说写到这里，本可告一段落；又一回想，觉得不免有图解政策之嫌；再想想，却无法完全回避。鬼秧子乐叔的所有诡秘的言行举措里，无一不折射着我们施行过的政策的余光。也许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同肤色的农业人口中，鬼秧子乐叔的诡秘的心理算是一种独有的怪癖；因为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农民毕竟有职业上的共同之处，譬如丰年的欢乐和灾年的忧愁，譬如对于粮食价格的升跌的担忧。独有鬼秧子乐叔除了御自然灾害之外，又多了一层奇特的又是根深蒂固的变态心理，使人难以揣摸准确……令人可喜的是，而今刚刚成年的一代农民，譬如鬼秧子乐叔的二女儿凤子和她的丈夫，将不会循着鬼秧子乐叔曲里拐弯的心的轨迹思谋筹划他们的前程了！
无论如何，我仍然虔诚地祝愿，鬼秧子乐叔开张不久的“一字歌饺子馆”生意兴隆……
1984。10。21。于西安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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