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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认为上海系重要港口，又是中共的工作中心，国共双方必争之要地，拟速即在
上海筹建侦察机关。当时国民党中央对特务工作经验不多，也无适当工作干部，物
色上海特务机关负责人颇费周章。中央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广东人，上海
青帮中间人，曾在上海日本洋行工作，多次找杨登瀛帮忙特务工作，杨登瀛同中共
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有点关系，一九二五年“五卅”反日运动时认识上海中华海员工
会的杨剑虹。因此杨剑虹每来上海秘密工作时，常找杨登瀛话旧，俩杨无话不谈。
陈立夫、张道潘每到上海，杨登瀛亦常周旋其间，杨登瀛与张道潘之间更有一段政
治特殊关系，张遂成为杨登瀛在国民党中央的积极支持者。
杨登瀛，广东人，原名鲍君甫，自幼留学日本，在东京读完高等学校後，又毕业
于东京私立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对马克思主义略有所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
时期，杨回国投身运动，一度在上海日本洋行工作。又参加过一九二五年“五卅”
反日运动。他交游广阔，因长期在日游学，遂与若干日本通讯社有密切关系，也同
一些日本商人有经济往来，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很熟悉，同国民党中人也有来
往。杨曾加入国民党，清党时被捕，旋被保释。
杨原住中共自称的党校 上海私立上海大学江湾附近（校址原在闸北青岛路
），因与上大很多员生相识，与中共特二科的陈养山，刘鼎等人亦熟识，陈养山一
九二六年秋在杨家习日文，而认识杨买办。一九二八年春，陈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
败，到上海无处安身，便借住在北四川路底杨老师家。当时杨剑虹经常到杨家来闲
谈两人公私事，陈嘱其与杨剑虹保持良好关系。杨剑虹每次来都要杨登瀛参加工作
，杨登瀛早知陈养山为中共党员，故嘱其适时回避。陈亦籍此知道上海一些清党事
。
杨登瀛认识一些中共党员，其本人也同情中共，对中共的请求，也尽量照办。但
杨接受参加国民党反共工作後反复思考，如不告诉中共，不仅得不到中共的帮助，
事情办不成，对不起朋友，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如果能帮助中共做点事，即可从
中弄到一些中共消息交差，又不担风险。他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又想同
中共建立关系。
杨登瀛为了安全展开工作，亲自去找他的学生陈养山商量，助他一臂之力，找中
共的关系。杨登瀛把杨剑虹两次找他在上海从事反共工作，准备如何在上海侦察中
共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办案机关，同租界当局协同作战等情况，全盘告述“
党内同志”陈养山，并表示愿将所了解的情况全盘提供“党内”参考。
陈养山遂将杨登瀛所谈各节报告中共中央，建议同杨建立绝密的特情关系。中共
经过周密研究後，认为在政治上虽不可靠，但在情报上很有需要，决定使用杨登瀛
，派中共特二科科长陈赓与杨秘密见面。陈赓先与陈养山谈话，以详细了解杨的一
切具体情况後，一九二八年五月乃直接与杨洽谈。陈赓要求杨同中央调查科继续保
持联系外，应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市政府、上海凇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
取得友好合作关系。杨提出工作上需要一些钱，如果上级向他索取中共情报，应如
何办？陈赓逐项答复同意照办。
陈赓复于同年五月底再找杨谈以後的工作部属，如何来往，如何联系，决定将陈
养山调离杨家加入中共特二科工作，改派连德生为杨的保镖，成天陪杨到处公干，
有了情报连德生立即转报陈赓。实则连德生是杨在中共方面的领导人。连德生原是
上海电车第二二二号售票员。“五卅”时期领导电车罢工，无法再回去工作了，中
共仍派之往苏俄学习，此时刚回国即奉派担任此一新要职。陈赓还经常与杨见面研
究情况，寻求方法，如何更进一步获取国民党的情报。
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之争斗，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月自杀，中央调查科顿失去在
上海之得力工作人员，不得不借重杨登瀛，同年十月逐正式任命杨登瀛为住沪特派
员，派令内称“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杨登瀛自此
有了更大的权利，对中共越能作出更多的贡献。从此杨登瀛即是国民党上海情报机
关的领导人，又以原名鲍君甫成为中共特二科的绝密工作人员。他就是中共在国民
党情报机关中第一个反间谍，厥功甚伟。国民党的杨登瀛就是中共的鲍君甫，真是
一部间谍双簧名戏。
由于杨登瀛的关系，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共机关，一开始就在中共特科影响下工作
。杨还照中共的要求，为国民党制定一些反共计划。从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一九三一
年四月顾案发生三年间，杨登瀛表现杰出，深为中共所器重。为了使杨得到国民党
的重视，中共还特地为他准备情报，给他送去不重要的中共文件，如中共的宣言、
传单、“红旗”、“布尔什维克”等，还供给他一些中共活动情报。还布置一些机
关或留下一些机关，让他率员去破获，凡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团员，让他去逮捕。
中共特科除供给他交际费用外，陈赓还特别呈准中共中央特委为杨登瀛买一部汽车
，真是舍己为人。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新任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对杨登瀛更加重用，予以财力人
力支援，在上海重大案件多交由杨独自处理，徐每到上海必到杨家探望，对杨常亲
自函电指示工作，但从不检查杨的工作，以示信任之专。杨常代表政府在租界法院
出庭参加陪审，与京中显要常有往来，俨然是上海国民党要人。杨升任国民党中央
上海特派员後，中共特为杨特派员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立一办
事处，作为情报集散之处。陈赓特为此一办事处除派安娥（张红惠）做杨的秘书，
连德生也在此做联络工作外，还给杨配备有其他中共人员。杨把所收集到的情报集
送办事处处理，凡属中共有用的，由安娥秘书即时抄送给陈赓，杨常在此处与他的
工作人员洽谈公事。
杨升任特派员後，活动方便，赋有更大权利，掌握了更多的情报。他还利用这个
身份协助中共派员潜入国民党军政机关中，协助中共购买枪枝，应中共的要求，为
中共镇压它的叛徒、内奸、更有效地保护中共地下机关，免于中共人员被捕，或在
被捕後以其特殊身份加以营救释放。好一个国民党的“杨家将”竟保卫了中共中央
在上海各机关的安全。
杨登瀛的主要工作对象之一，是英租界巡捕房政治处的人。租界巡捕房是一般的
称呼，正式名称为警务处。国民党也要他同巡捕房建立密切关系，以便随时可以协
助逮捕中共党团员，中共也要他在巡捕房收集各种情报。杨与英巡捕房政治处西探
长兰普逊（Lampson） 、帮办谭绍良都有良好工作关系，巡捕房政治处是专门对付共
产党的机关。英国巡捕房也要利用杨与上海凇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为捕房办事，兰
普逊对共产党问题都与杨商量，巡捕房的政治情报，杨都可以看到，巡捕房有时抓
人，也请杨同去。杨把各种情报都尽先及时通知中共特二科。杨为一日本通，当时
日本在上海北四川路驻军颇多，英国租界深感威胁，兰普逊同日本进行交涉的时候
常借重杨的专才，以解决疑难。
杨与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关系也密切，亦是巡捕房的顾问，政治处下设社会
股、外事股、查缉股、文书股、译报室、马笼（P。Maron） 特务班、物价管理处、司
法警察等八个单位，其中除物价管理处外，多为处理共产党事务的单位，杨与之充
分合作。在政治处中有中央调查科的探员，也有中共特科的包打听，也潜伏有中共
党员在内。协同法租界巡捕房收捕中共人员及文件最多的，要算中央调查科的游定
一。国民党情报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共的计划、命令，都因杨的关系，中
共特科事先即已获悉，受到损失较少，遇到临时有人告密，杨总事先通知中共特科
，然後才同巡捕房人员出动，中共人员多能及时逃逸。
杨登瀛掌握的情报日益争多，对中共的贡献也日益加大。从杨提供中共有关内奸
的情报，使中共从而了悉国民党的对敌作业情况，中共则尽量利用他的关系，派人
打入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宪兵队中去卧底，侦察中共自己的叛徒加以惩治，杨
在特派员任内，在上海为中共作出了极大贡献，计有下列各案：
（一）白鑫案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市公安局忽接中共党员提供密报，破获了位于新
闸路麦特赫司脱路上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彭湃、杨殷等五人均被捕。中共中央军
委书记周恩来本应参加会议，临时因要事未去，命大得以幸免。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破获前两个小时，杨始获悉，已来不及通知中共中央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于
当日下午开会时做记录，虽一同被捕但旋即释放。中共特科遂认定白鑫为告密人，
将加以制裁。白鑫，湖南常德人，一九二三年左右加入中共，曾就读黄埔军校一期
。此时早已密任上海凇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及特务科副主任。
中共特科决定在彭湃等人于八月二十六日从市公安局解往警备司令部途中，使用
武力劫持，先嘱杨登瀛参与审讯彭湃等人时，暗示中共将予营救，但因时机错过，
八月三十日被杀。中共虽经过一番努力，一时未打听出白鑫身在何处，中共特科对
此采取两个步骤。先嘱杨登瀛以特派员身份找白鑫谈话，次令中共机关达生医院的
柯麟、贺诚查访，白鑫是柯麟的病号，当容易知其下落。九月十四日上海“国民日
报”称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白鑫系黄埔学生，误入歧途，准予保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