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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沦落女子多擅诗文对古代沦落女子的赞誉，主要表现在其生前与士大夫酬答唱和，身后诗文书画被保存流传，真假遗迹受人凭吊，被人评论，褒多于贬。
著名沦落女子日常侍奉的，多系达官贵人、名流学者、风流幕客和读书士子，其中的官妓，不是这类人，也不易征召到她们。她们凭借这个条件，与上层人士往来，清吴友如绘《古今百美图·薛涛》互赠诗词、书画，会因受到赏识而被赞赏，名声鹊起，不仅当世口耳相传，以至文献记录，延誉千百载，薛涛就是显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内有西川节度使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王播、李夷简、段文昌、杜元颖，诗歌名家元稹、刘禹锡，郎中李程，员外郎卢士玫，御史中丞萧祐，刺史郭某某、郑某某，侍御吕某某等等。元稹、白居易、王建（大历进士，工乐府），都有诗赠她。和贵人往还，并得到他们的揄扬，大大提高了沦落女子的声誉。
唐代沦落女子多能作诗，其佳作即被口耳相传，并有流传于后世的。清康熙间编辑的《全唐诗》第八○二卷所收全是妓女的诗篇：第八○○卷是“名媛”诗，然而在作者中有红绡妓、寿春妓；第八○三卷和第八○四卷分别是薛涛、鱼玄机的专卷；第八○五卷则是汇辑女冠李冶、元谆、女尼海印的诗。薛涛、李冶、鱼玄机的诗最引人注意。薛涛的诗集《锦江集》五卷，北宋以前有蜀刻本；《薛涛诗》一卷，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成都洗墨池刻本；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内含《洪度集》；《薛涛李冶诗集》，收入《四库全书》中；《洪度集》，光绪陈矩刻本；张蓬舟笺注《薛涛诗笺》，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枣梨，是薛涛诗的第一个笺注本；陈文华校注《唐女诗人集三种》，为薛、李、鱼三人诗集，并将有关三人的古文献资料也辑录进去，此书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薛涛的诗，还被一些选家收入诗歌汇集或选入诗话中，这里不必再说，倒想对李冶的诗就此作些说明。李诗除了上述与薛、鱼合刻本外，大量出现在诗汇和诗话里，就笔者所知，至少有以下20种：《又玄集》、《才调集》、《文苑英华》、《唐诗品汇》、《中兴间气集》、《唐诗纪事》、《名媛诗归》、《唐诗快》、《唐文粹》、《唐诗选派会通评林》、《乐府杂录》、《全唐诗录》、《唐宫闺诗》、《唐诗别裁》、《吟窗诗集》、《全唐诗》、《分门类纂唐歌诗》、《唐音统签》、《唐才子传》和《中国历代女子诗词选》。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流传90首左右，李冶的有十几首，虽说不多，已属不易，且寻找并不困难，《全唐诗》提供了最大的方便。
沦落女子的被赞誉古代名妓有遗迹或后人制造的遗迹流传，为人瞻仰，让人寻觅她们的芳踪，向往与评说她们的事迹。杭州西子湖畔西泠桥下有传说是苏小小的坟墓，是以白居易《杭州春望》诗云：“柳色春藏苏小家。”涉及薛涛的“古迹”最多。薛涛颇享哀荣，由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作墓志铭，墓在成都锦江河岸，即今成都东郊望江楼公园附近；唐末郑谷《蜀中三首》诗之三专写其坟，其碑题曰“唐女校书薛宏度墓”。薛涛的画像有多种，有石刻的，今存成都望江公园。薛涛居住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时创制花笺，以后盛名传播千百年；大约是明朝人据以造出薛涛井，谓为造纸之水。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说，井在锦江南岸，时属蜀王制笺处，每年定期命匠制纸，“用以为入京表疏”。柳如是自身遗留下多幅山水画和诗词，清人余秋室为她绘制的《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保存完好。
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古今人对沦落女子和她们的诗词给了许多赞扬和评论。明人编《名媛诗归》，收入薛、李等人的诗，把她们视作“名媛”。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亦皆载入”，沦落女子则被当作“才子”看待。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将诗人区分为主客两类，每类又各分上入室、入室、升堂和及门四等，将薛涛列入李益为主的“清奇雅正”类的升堂等第，给了一个不错的诗人位置。
宋人编的《宣和书谱》说薛涛“虽失身卑，而有林下风致”，将她视为士大夫一流的人物。在以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清代，康熙间官修《全唐诗》辑录薛涛诗，在她的小传中，也认为她“有林下风致”。稍后官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薛涛的诗“托意深远”，“宜其名重一时”。
同时评价李冶的诗，与“大历十子”相提并论。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说她的诗，“幽闲和适，孟浩然莫能过”。明清之际黄周星在《唐诗快》中为鱼玄机的被杀而惋惜不已：“夫造物待才人，固极刻毒矣，何其待才媛亦复尔尔耶？”大体说来，古人赞赏著名沦落女子的地方，多在承认她们的文学造诣，特别欣赏她们的诗画有男子气，以及像男人一样关心国事。在这些评述中夹杂着写了她们的一些史事，而对明清之际的董小宛、柳如是、陈圆圆、李香君等人，都有专文传记——《冒姬董小宛传》、《柳夫人小传》、《圆圆传》、《李姬传》、《影梅庵忆语》。还有专写沦落女子的《板桥杂记》，称赞她们“侠而慧”，“能辨别士大夫贤否”。
柳如是画作近现代学者对沦落女子的历史亦有所关注，有专门论著，而评价之高，则为古人所未及。国学大师陈寅恪因柳如是作有“金明池·寒柳堂”词，晚年乃用“金明”、“寒柳”为书斋名和著作名，如《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陆键东在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书中，盛称柳如是为“性格奇异、人格闪着光芒的历史人物”。王书奴的力作《中国娼妓史》在讲到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时，说她们“亮节高风，柔情侠骨，其可泣可歌举动，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得到的”。
20世纪初楼藜然在《灵峰草堂本洪度集序》里，认为薛涛的留名后世，是历史上有些须眉男子所无法比拟；又以为，若薛涛生在“震旦维新，女校林立”的时代，“教习员中必当高置一席”对待她。康正果在《风骚与绝情》一书中对古人赞扬沦落女子的立足点和某些论点颇不以为然，提出着眼于维护女性尊严的观察角度，认为“妓怨诗的中心愿望：向往一种与男人建立伦理关系的生活”，并从鱼玄机的《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七律，看到女诗人提出了过去从来没有提出的怀才不遇的新问题。
1988年乔以钢在《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一书中指出唐代女冠、乐妓生活方式上有开放型特点，从而放任不羁地表现爱情心理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名妓受褒奖的原因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全唐诗》卷八○二）清吴友如绘《古今百美图·徐月英》唐代江淮间娼妓徐月英的沉痛《叙怀》，正如康正果所说，表达出她们要求的是正当的、也是正常的两性生活和家庭关系。由此可见，在研究沦落女子历史时，需要摒弃男性中心观念，只用女子主体论也不理想，而要考察两性关系和使用性别理念。综观古往今来人们对著名沦落女子褒奖的原因，笔者以为可以归纳为下述几点：
适应上层男性社会生活需要，被捧成名角与上层男性交往的沦落女子，知名度历久不衰的，自然有其自身的条件，同时也是受知于男性，是被男子捧出来的。在古代，对于伤风败俗的女子，诅咒犹恐玷污了嘴，怎么会彰扬呢？原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规范环境下，男性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需要名妓配合，著名沦落女子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产物。唐代科举制度正式确立，进士中式时，大会曲江池，招引官妓，纵情调笑。更有甚者，平时带着妓女，驾着小牛车，前往名园曲沼游玩，脱去帽子，又把衣服脱掉，用草遮盖，并且狂呼大叫，不拘礼节，也不管旁观的人怎么看，还将这种情形叫作“颠饮”。著名沦落女子往往聪慧过人，谈吐风雅诙谐，深谙音律，擅长诗赋，是文士雅集的理想座客和监令，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付，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士人雅聚，往往要吟诗作赋，工词赋的沦落女子，可以参与讨论，并可即席演唱，主人自然高兴与她们唱和。
文士特别爱读她们的诗词，因为她们写的情诗，比较能反映心声。如同乔以钢所说，不像良家妇女那样受礼教观念的约束，男士当然爱看，而赞赏她们有才。所以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是以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有名诗句。
在“内讳不逾闲”的古代，良家女子的笔墨不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