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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持其最高宗教地位，加强对平民与奴隶的统治和国家政权的控制，将过
去的传说、神话、神学观念加以系统化与理论化，公元前9至前6世纪臻于
成熟，并居于统治地位。该教教义的中心是维护婆罗门的至高地位与种姓制
度，以加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具体如下：
第一，梵天崇拜。婆罗门教信仰梵天为万物之源，万物之本，其经典“吠
陀”（意为神圣的知识，简称“圣知”）亦为梵天创造，故具有永恒性、不
可变更性，即所谓“吠陀天启”。所以梵天是其最高崇拜对象，由此认为宇
宙间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唯一真实的梵天世界，一个是现实的苦难世界，
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非本质的，因而现实的苦难亦非真实，人们只有克服
情欲，始能达到其神秘的宗教最高境界，梵我合一。以此欺骗社会下层忍受
现实的苦难，甘作奴隶制度的顺民。同时，它既然认为梵天是创世者，因而
认为种姓制度与奴隶制度亦为神创，种姓的贵贱顺序亦不能变更，从而肯定
了种姓制的神圣性。
第二，轮回业报。为维护种姓制度与婆罗门至高无上的地位，婆罗门教
相信因果报应、轮回与业的说教。“业”指人的动作行为，“轮回”即灵魂
转世，以此来说明今生之富贵贫贱与种姓的高低，是根据其前世之“业”决
定的。婆罗门种姓所以地位至高无上，是由于前世积“善业”，而某人生为
首陀罗，则因其前世积“恶业”，善恶的标准是婆罗门教的达磨（法），即
虔诚敬奉神灵、尊守吠陀之规定。如首陀罗要安守本份、安于现状、遵守达
磨，来世则有望上升到高等种姓，亦即前世之“业”决定今生，今生之业决
定来生。并有“三道”之说，即天道、祖道、兽道，凡积善业多者，死后最
高可入“天道”（具有神的地位），其次为祖道（灵魂转世为人），依善业
之程度分别转世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等，如果恶业累累、不信神灵或违
背种姓制度之规定者，则沦为“兽道”，来世转生为首陀罗、贱民甚至胎生
兽类、卵生之禽鸟，以及虫蚁植物等。这种说教显然是为了肯定现实社会的
不平等、不合理的种姓制以及婆罗门的最高地位，并对劳动者提出威胁与恐
吓，使之服从认命，放弃反抗。因果报应、轮回与业的思想后来为佛教所继
承，传入我国后，产生了相当影响，在我国民间称恶业为孽，善业为德，轮
回称为“投生”或“淘生”。
第三，祭祀万能。婆罗门教作为民族宗教祭祀种类繁多，内容繁琐，必
须奉献祭品，认为只有通过祭祀方能得神恩惠。其种类之多可谓从生到死、
从年到节、均有祭礼，献祭之贡品从植物到动物，甚至以人作为牺牲奉献。
但无论何种祭祀，均有婆罗门主持，大型祭祀有众多的婆罗门参加，这是祭
祀有其神效之关键，因为婆罗门教认为，婆罗门为神人之中介，无婆罗门之
主持，无其诵唱的赞歌与咒语，则该祭祀无效，以此肯定婆罗门之特殊地位。
婆罗门教于公元前9—前6世纪，广泛流传于古印度各国，但由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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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婆罗门教信仰发生了危机。
（2）公元前6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当时古印度的历史开始从小国争霸进入列国
时代，在16个大国中，最强大的是摩竭陀，国王瓶沙王（公元前544—前493
年），首都王舍城，此时古印度已出现了统一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经济的
发展所决定。
①经济的发展。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促进了工
商业的发展，据说当时出现了八个大城市，多为各大国的首都，如摩竭陀之
首都王舍城，佛经中记载说，其人口有1亿8千万，显系夸大记载，但亦说
明城市人口的增多。手工业的发展表现为分工的增加，《佛本生经》记载当
时有木、铁、皮革、画、石、织、陶工匠人等共18种手工业，内陆商业与海
外贸易活跃，与斯里兰卡、缅甸、西亚地区均有商业联系，香料、布匹、宝
石出口甚多，并出现了打有重量印记的银、铜货币，加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佛经中多处记载商人到海外贸易的故事，如 《佛本行集经》记载，“此阎浮
提 （即印度）内五百商人……时诸商人，皆共集会合议言：我等今可办具资
粮入海之具，诣彼大海。”“尔时500商人，具办所需入海，货物有3000
万。”说明了当时商业的规模。工商业的发展要求有统一的市场与货币，而
经济的统一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一，因而此时在民间出现了统一的要求。
②阶级矛盾的发展与社会矛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阶级关系的新
变化，表现在各种姓政治、经济地位的消长和四种姓内部的进一步分化。
婆罗门种姓原为宗教贵族，现在不仅垄断宗教活动与讲经的特权，而且
在经济上成为大奴隶主和土地所有者。《佛本生经》记载有的婆罗门拥有大
量土地，一半出租，一半由奴隶耕种，他们在经济上拥有特权，如可以接受
大量布施与赠礼，而且不向国家交税，借贷可以延期，在政治上，地位最高
的婆罗门担任国王顾问，通过宗教活动、占卜，参与与左右军政大权。刹帝
利种姓随着战争的频繁与王权的增长，其政治、经济地位逐渐超过了婆罗门，
各国国王已成为政权的君主，他们依靠战争掠夺一般均成为大奴隶主。然而
在婆罗门与刹帝利两种姓中，也有少数人经济地位下降，不得不从事低种姓
的职业。
分化最为剧烈者为吠舍种姓，他们原本从事农、工、商业，由于商品经
济的发展，其中少数成为大商业奴隶主阶级，有的甚至参加了政权活动，但
绝大多数受兼并战争与横征暴敛之害，日趋贫困，甚至丧失土地，被迫充当
雇工或从事首陀罗的职业，如《佛本生经》提到有些吠舍从事成衣匠、陶工
等首陀罗所从事的职业，还提到有些吠舍与首陀罗到婆罗门家里去劳动，与
奴仆一处工作。首陀罗的处境更加恶化，多数成为奴隶，或充雇工。被排斥
在种姓之外的贱民人数较前增多，生活更加悲惨，规定他们必须住在村外；
必须穿死人穿过的衣服；必须用破食具吃饭；只能与同类人结婚；只能从事
最脏的工作。
政治经济发展所导致阶级关系的变化，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既有
以奴隶为主体的广大社会下层与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日益激化，亦
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当时阶级斗争激化的史料尽管极少，但据佛经记载，
亦可说明问题。当时北印度各国以奴隶为主体的广大社会下层的起义与反抗
暴君统治的斗争不断发生，据《杂宝藏经》记载：“尔时佛在王舍城，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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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城、毘舍离二国中间，有500群贼。”这很可能是摩竭陀王国的起义军。
即使在佛出生的边地小国，斗争亦很尖锐，《五分律》记载说：“尔时诸释
500奴叛，住阿炼若处，诸释妇女欲往问讯布施之僧，诸奴闻之共言，我等
当于道中抄取。”人民反抗奴隶主统治者，驱逐国王之事，亦时有发生。在
《佛本生经》中也多有记载。如谈到迦尸国的波罗匿斯城，由于奴隶主的残
暴统治，引起了群众的暴动，当国王乘大象过街时，人们高喊：“捉住暴君”。
他们用矛、箭、石块、棍棒杀死了国王。这些情况均说明广大社会下层反抗
斗争的激烈，已经冲破婆罗门教的精神枷锁，进行了反种姓制度的武装斗争。
旧的婆罗门教的思想统治已经发生了重大危机。
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社会除奴隶及广大社会下层与奴隶主的矛盾外，还
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即刹帝利、吠舍大商人与婆罗门的矛盾。随着王权
的加强与统一趋势的出现，这一矛盾日益突出，其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经济与政治利益的矛盾。在王权增长的过程中，各国的刹帝利逐渐掌握
了军政大权，控制了全国的土地与人口，但其宗教、政治与社会地位均居于
婆罗门之下。据婆罗门教的经典《吠陀》规定：“王为一切之主，但婆罗门
除外，”“王与婆罗门相遇，应让路与婆罗门。”还记载“100岁的刹帝利
见到5岁的婆罗门，就应象儿子见到父亲一样。”在王权日益增长的情况下，
刹帝利不甘心在种姓制度中低于婆罗门，而吠舍大商人在经济地位上升后亦
产生了对政治上的要求；同时，他们也对婆罗门享有经济特权不满。当时规
定，同种姓或低种姓的人借钱不能偿还者，应成为债务奴隶，以服苦役相抵。
但高种姓无力偿还低种姓者可以延期，这对刹帝利和吠舍大商人极为不利。
此外，他们也不满意婆罗门享有免税特权。因此刹帝利与吠舍大商人在反对
婆罗门至上这一点上，利益是一致的，刹帝利只有反对婆罗门才能巩固与提
高王权，吠舍大商人只有支持王权、反对婆罗门才能增加其经济利益。第二，
在统治手法上的矛盾。婆罗门教对社会下层的统治是赤裸裸的公开宣布首陀
罗以下（包括贱民）者不仅在政治与经济上无任何出路，唯一的任务是为高
种姓服务，从事低贱工作，而且在宗教上亦无出路，绝对不许参加宗教活动，
并永世不变，包括其子孙在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