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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被卿大夫家族势力淹没掉，必须强化君权，晋文公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想把吕、郤家族铲掉，族人全部杀死，尽灭其党羽。这固然是国君一族为了自身安全着想，对卿大夫家族的反击，无可厚非。但赵衰进谏说：一旦打杀起来，晋国势必大乱，再次陷入动荡。晋文公放弃了这个极端的冒险想法，遂颁行大赦。
但是吕、郤党羽看见赦文，半信半疑，交头接耳，人人自危，蠢蠢欲动。晋文公挺发愁，怕他们再起来闹事。这时候，晋文公重耳流亡初期，那个卷了钱财逃跑的财务部长——名字叫“头须”，来找晋文公承认错误道：“国人都知道您最恨的是我，因为我卷跑了您的钱，使得您一路没的吃喝，在五鹿被迫吃泥——到现在还落下了嘴谗的毛病。所以，如果您能给我一个官儿做的话，国人都知道您不念旧恶，心胸宽广，吕、郤党羽也就群疑尽释、安心下来，不想轻举妄动了。”
晋文公一听，好办法，立刻给头须恢复原职，国内紧张气氛遂缓和下来。头须这家伙也算是有胆有识啊，够精明。当初卷钱逃跑，现在回来又捞了官，便宜都让他占尽了。这人干财务却是屈才，应该炒股票去，做期货也行，搁现在，准能赚几个亿！
下一步是大家最开心的事，封赏功臣。晋文公举善授能，任用胥、赵、狐、栾、先等追随重耳的新兴家族担任国家要位。参加过流亡的那些老叫花子：狐偃、赵衰、胥臣、魏仇等九袋长老与其它八袋长老，终于可以弹冠相庆了。这不光是出于对老叫花们的报答，也是晋文公通过扶植忠于自己的老叫花新家族，去抵挡吕、郤之类的旧的有势力家族。当时北方诸侯还没有想出设立县制，用易于管理的县官建设、保卫国家。所以只能沿用旧的分封模式，卿大夫家族获得封地，势力坐大，国君一族也往往对他们惧之三分，与他们分享政权，在同一个槽子里吃饭。国家既需要他们建设和保卫，又要避免他们势大废君、弑君。不容易啊！国君必须和这些被分封的家族必须保持微妙的平衡。怎么保持平衡呢？最好的办法是，国君必须找到一批亲他的家族给他撑腰，也就是效忠国君的家族（也就是这些老叫花）。有take就得有give，国君获得了他们的效忠，也必须对这些家族恩宠备至，允许他们世袭官爵，他们犯了错误也不深究，不敢用苛法，反而礼遇他们。法外开恩，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这个背景下出现的。这就出现了特权家族。且不说特权家族乱法给国家带来的危害，特权家族自身也出问题：我们说，龙虾放久了也会生蛆，官爵世袭，任人唯亲而不是择优选拔，都使得特权家族的人能力越来越低下，一代不如一代（所谓“肉食者鄙”）。而国君偏又倚赖这个家族，国家哪能强大？
在战国时期，为什么六国都打不过秦国，就是因为六国沿用分封制比较厉害，特权家族多，培养了很多愚蠢的人把持朝纲，所以完蛋。而秦人的分封基础差，可以大行郡县制，聘任县官（职业化官僚）来管理郡县，从而取代了卿大夫家族的世袭封邑，取消官爵世袭，启用军功考核，进一步打散了有特权的卿大夫家族，战力远远超过六国。到了秦国统一以后，秦人自然而然继续发扬他们的成功经验郡县制和职业官僚制，不再搞分封和卿大夫家族，并且把这一模式继续推动到唐宋明清。至此，商、周时代流行的分封制体系，彻底一去不复返。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到公元前636年，62岁的晋文公即位当年，除了培植老叫花子成为新家族，还发布了新的政令：（1）废除旧债，以前谁欠谁的钱，都不算数啦；（2）照顾无保户；（3）发展农商——当时国道上设有关卡征收关税，不利于商业发展，重耳减轻关税。晋国很快出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百姓大悦。
但是，也有一些不高兴的人，第一个是炊事班班长。这位班长先生很不高兴了，他说：“流浪时期，我为了照顾主公您，跑前跑后，脚上磨了一万个泡。别的爷都不肯干活，唯独我最累。可你给我的赏赐却最少。”
晋文公说：“用道义礼仪来辅佐引导我的，我给他最高赏赐，比如狐偃、赵衰；冒着矢石立下汗马功劳的，我给他次一等赏赐，比如魏仇；违逆我的意愿，多次举发我的过失，我给他未等赏赐。至于你这种劳力之人，要在末等的末等。”周天子的史官听到这件事，说：“晋文公大概会成就霸业吧（懂得反对搞脑体倒挂啊）！从前的圣王把德行放在首位，而把力量放在其次，晋文公也是如此啊！”
另一个不高兴的人就是“介子推”。晋文公赏来赏去，惟独把我们那位牢骚大王“介子推”给赏忘了。这家伙在流浪时期，割大腿肉给晋文公熬汤吃，味道很好，回国却没有领到赏。自怜自艾，一气之下，带着老妈隐退山林——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去了。
晋文公知道后，一拍大腿，我怎么把他忘了，非常懊悔。赶紧改穿了凶丧之服，以示自责，并向士民百姓下令说：“有谁能找到介子推，有赏。”有人报告说介子推跑绵山里去了。晋文公赶紧到绵山底下，攥着喇叭往上喊：“老介——你出来——，老介——你出来——”
喊了好几天，老介还真拧，就是不出来，只有空谷无言的回答。
也不知道是谁又出了一个馊主意，举火焚林，像打猎似的，把老介轰出来。结果介子推宁死不出，跟他妈一起抱着，被烧死在枯柳之下。对于介子推的死，另一位很拧的自杀者屈原有诗赞道：
介子忠而立枯兮，
文君寤而追求。
封介山而为之禁兮，
报大德之优游。
思久故之亲身兮，
因缟素而哭之。
晋文公把烧死介子推的大树劈成板子，做成木屐，穿于脚上，每每听到木屐之声便会叹惜：“悲乎足下。”表示对介子推的怀念。“足下”一词的典故即出于此。为了悼念介子推，晋文公还下令：每年这一天是寒食节，家家户户不得动火，都饿着。到了唐玄宗时期，诏令天下寒食节上墓，终于演变成了清明扫墓。那个雨纷纷的时节就这么出现了。
晋文践土八
晋文公即位同年，周天子的老窝发生内讧了，给了晋文公以勤王表现的机会。
周襄王的庶弟王子带，不是个省油的灯，勾结狄人，把周襄王打出了洛阳老窝。晋文公闻讯，采纳狐偃建议，把逃跑在外的周襄王救回洛阳，擒杀王子带，平定周室内乱，颇是露脸。周襄王以其有功，拿出自己的八个城邑赏赐晋文公，位置都在老周的洛阳附近（老周也真豁出血本了）。这八个封邑使晋人获得了从山西向南跨过黄河以后挺进中原河南省的落脚点，使郑、卫两个中原诸侯直接处于晋的威胁之下。
晋文公名利双收，捂在被窝里乐了三天。俗话说：Don’t push your luck（不要得寸进尺），晋文公赚了便宜还没够，又向老周伸手，要求死后使用“隧礼”——就是死后的坟墓里修上墓道。当时的坟墓，都是坑穴式的：从地面挖个大坑，把棺材用绳子系下去，再往上填土盖满。你看电视上，挖开的夏商周的坟，都是这样的敞天大坑。人压在这个大坑里，住着当然不舒服，一旦死后又复活了，想从土层里钻出来都不可能。所以春秋以来出现墓道，就是棺材一侧，有地道直通地面，开口于地面某个隐蔽的地方（见图片）。这样的话，人复活了，就能顺着地道爬上来，地道口隐蔽，盗墓的人也不好发现，不易钻进去。晋文公就是想要这么一条地道。
周襄王不同意，周说：“我们大周天子拥有天下，以方圆千里的土地供养上帝（其实是自奉，说打粮食给上帝吃，其实都塞自己嘴里。但周天子的职责就是奉养上帝，所以养自己等于养上帝）。方圆千里的土地以外，其余分封给诸侯掌管。我们再去管理诸侯。我们怎么管理诸侯呢？靠的就是礼仪。从中央到地方，服饰器物的花纹色彩都代表着尊贵卑贱，一切次序绝对乱不得。变换佩玉就会改变人的步伐（佩带不同的玉，台步走得不一样），变换礼仪更怎么可以。只要我们姓姬的还掌有天下一天，叔父你作为诸侯，死了以后就不能用隧礼（地道）。该怎么埋就怎么埋。”
晋文公赶紧闭嘴，出了一身冷汗。礼仪这个东西，确实有用，大周天子要靠礼仪去震慑那些实力越发强悍的诸侯国君们。晋文公也是这样，他要想镇得住他在晋国所分封出的实力将不断积聚的卿大夫家族，也要依靠等级礼仪。所以晋文公不敢再谈“请隧”的事了，他维护周天子的礼，也等于在帮自己。分封制是一个金字塔，从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这个塔越往下走越有实力，有实力的下一层人之所以还能听上一层的话，全靠了礼仪的维系。大周朝就是依靠礼仪凝固起来的整体，没了礼仪不堪想象。老周宁可给晋文公土地，也不肯破坏礼仪，就是这个道理。礼仪对于大周朝真是性命攸关啊，特别是当他的军队已经孱弱，对维护金字塔秩序帮不上忙的时候。
另外，老周奖赏给晋文公的土地，干吗不从别的地方随便送一点给他呢，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干吗非从身边洛阳宝地里送呢。这事确实耐人寻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是他自己吹牛。从前的商王也好，后来的周天子也好，所直接控制的土地，都不是整个天下，而只是都城周围一个有限的圆圈，直径区区五百公里而已（也就是上文周襄王所说的“千里的土地供奉上帝”）——当然，这个面积随着历任商王或者周天子的能力大小而有缩有长。你不要嘲笑这个面积小，其它诸侯的面积还不如这个大呢。所以，商王或者周天子只是相当于“头等大诸侯”。因为他头等的大，所以其他的诸侯们都听他调遣，他扮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