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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准了，赶紧说：快，向前转移。
在后来有名的大洼战斗中，林彪指挥所距前沿就１里左右，他就站那儿观察指挥。７１军溃兵跑旁边村子里，林彪让警卫员去抓。
此前在开原阻击新１军，林彪干脆跑到７旅前沿阵地去了。季中权和参谋处人员劝他别跑得太远，他不理睬，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个“天下第一军”。炮弹从头上“嗖嗖”掠过。季中权从未见过这阵势，不觉中把脑袋伸到工事外面去了。林彪伸手按下：小季，要打死的呀。
从锦西撤退到四平保卫战结束，林彪经常跑到前边去，目地只有一个：知己知彼。
上下齐台那仗的印象是：敌人火力强，不好打；自己队形太密集，易伤亡，而且是一面推。
于是，撤退路上，这位“撤退将军”脑子里车轱辘般转来转去的那些问题中，就增加了两个内容：“一点两面”，“三三制”。
第九章“最后一战”
“独霸东北”之后的口号，叫作“最后一战”。
喊得和“独霸东北”一样响。
口号是什么？口号是为了达到一定目地，完成某项任务，而提出的具有强烈感召力量和鼓动作用的一句话，一个正确的口号，简洁明了的语言中蕴蓄的思想，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
站在八十年代的峰巅上回顾历史，我们在中国历史进程的任何一个阶段中，都能找到一些代表那个阶段的口号。凡是口号比较正确的阶段，革命和建设都比较成功、顺利。反之则反之。而一个正确的口号，来源于对局势和前途的客观的、冷静的、不带一点虚妄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即顺应了历史的规律和潮流。反之亦反之。提出并执行正确的口号，需要天才、意志、信念、勇气和干劲。
识别并抵制错误的口号，尤其需要天才和勇气。
黑土地“万花筒”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５日，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日本投降后，“我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主，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输入者注：此处原有一个“⒀”，显然不对，故删去。）毛泽东在延安和重庆曾多次讲过类似的话。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在以毛泽东名义颁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防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也都讲过同样的话。
“文化大革命”中，“和平民主新阶段”被视为“投降主义路线”大加杀伐，并把它的版权归属于刘少奇。这并不奇怪。如果“叛徒、特务、内奸、工贼”这四顶每顶都如泰山压顶般的帽子，不是给了刘少奇，而是戴到别的什么人头上，也是同样下场。
“独霸东北”和“最后一战”，都源自“和平民主新阶段”。
确实，“八·一五”后，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一个新阶段正在开始。
但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
是战争，还是和平？
优势在敌，还是在我？
应立足于大城市，还是把主要力量投入到农村和中小城市去？
今天，这一切早已没有什么谜底了。但在当时，一个个问号就像一道道沟壑，纵横在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
杜聿明两个军就把林彪逼得一路后退，后面还一窝蜂般跟进着五个军。
优势在谁，应该说是明确的。加上苏军决意把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共产党唯一的出路就剩下了农村和中小城市。这也应该是明白的。可由于大前提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认识并实行这一切，也就困难重重了。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５日３时，彭真和罗荣桓发出一封电报：军委并林、程、高、陈：⒂㈠根据塔斯社一日马帅⒃谈话来判断：第一，沈阳以南我可以继续放手，第二蒋顽接收沈阳，长春，似仍系空运，据渝电，两处兵额均系一万人。
㈡除北宁路作战部队外，我仍可集中三万至四万主力争夺沈阳，并可集中一万主力威胁长春。
㈢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第一，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第二，如蒋顽到后，苏军仍不撤退，于蒋顽进入沈阳三至五日后，我即以相当兵力跟踪。逼近沈阳，并争取在城内公开发动群众，进行各种活动，在顾及苏军国际信用条件下，以各种形式与蒋顽争夺沈阳。
㈣为了达到上述之目地，必须阻断北宁路前之敌，或予以歼灭性之打击。因此在北宁路方面，除林所指挥之主力作战外，提议程、詹⒄集中二、三万主力，同时向秦皇岛，山海关，绥中一线之顽敌进击。
㈤可否请示。
彭罗
微三时
同一天，高岗、陈云覆电“彭罗”，表示了不同意见⒅。
１２月７日，刘少奇在覆电中说：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林彪冬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
１２月底，东北局撤出沈阳后，仍不肯远去。先撤到本溪，呆了一个多月，又转到抚顺。围着沈阳，恋恋不舍地打转转。
１２月２４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可靠的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务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该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⒆１２月２８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这种根据地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目前“我产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⒇。
问题到此应该结束了，下一步是怎样具体实行的问题了。干这个，共产党人轻车熟路，个个都是行家里手。可行家里手中的巨匠，早已发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毛泽东，由于本文将陆续写到的种种原因，一度却把希望寄托于那位后来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将军马歇尔，把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变成了“最后一战”。
“八·一五”后的近十个月里，是一个色彩纷繁，变化多端，像个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阶段。
曾有那么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很喜欢把大千世界的各色问题，一刀齐地截成红与黑两种颜色。对于黑土地上的这段“万花筒”时期，则以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那天为界。此前违背这个指示精神的，可以忽略不计。此后再不“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为“错误路线”。
这样分，连毛泽东本人都难站到“正确路线”上了。
这是个需要并将产生领袖的时刻。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同样是当之无愧的。但领袖毕竟只是领袖，而不是神－－尽管“袖”字最后那一竖，再往下出点头，差不多就变成神了。
错误口号，必然导致失误和混乱。
因一部《兵临城下》，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较早罹难的白刃老人，闯到关东后担任共产党安东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不久，上级还说要来个国民党的台长，让他有个思想准备。老人说，当时觉得真别扭。两个台长，怎么工作，听谁的？还不成天斗嘴吵架？
有的老人说，大家议论“最后一战”了，和平了，统一了，咱们是不是也要授衔了？一些人就算计自己能弄个什么“校”，什么“尉”。有的挺高兴，觉得弄块牌子扛扛，“土八路”就“洋”起来了。有的说：咱可不能戴那玩艺儿，那不成国民党了？
撤离城市时，有些机关和部队把家具都带着。火车、汽车，一路装上卸下，不辞辛劳。有的为多装家具，竟丢下弹药不管。“最后一战”了即便不刀枪入库，也没有沙发、沙发床和地毯什么的，来得实惠了。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有一段文字：有的同志掌握不住自己，花天酒地，听戏，闹陈设，逛市场，找老婆，下馆子，没。车不走路等，好像有点习以为常的事，有的同志结婚不摆宴席，甚至想用小汽车铺张浪费，在当时战争观念是很淡薄的。（21）
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４日，黄克诚在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这样写道：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厌战，希望在城市享乐腐化，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
有些机关和部队，进城第一件事是找房子，好“洋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沙发和沙发床。头几天像掉进棉花堆里：这有钱人摆的什么穷阔？过几天习惯了，舒服了，就感慨万端起来：会走路就拿打狗棍，这些年今天伤一个，明天亡一个，哪曾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呀！这帮人可真他妈的会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