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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仗接一仗，伤亡大，俘虏没法送，就随抓随补，听口音是老乡，就说你到我们班吧，老乡见老乡，首先唠家乡。你家几口人呀？
村里有没有地主呀？地主干活吗？地主吃的甚麽？你家吃的甚麽？一天行军没到头，一个人差不多就“赤化”了。
张耀东老人是在大黑林子战斗中被解放过来的。第一仗打彰武，一人抓23个俘虏，立一大功。第二仗打王道屯，又立一大功。
5师打下义县後，补1千8百名俘虏，打锦州100多人立功，打锦州前减员用义县俘虏补，打廖耀湘兵团用锦州俘虏补。长春解放後，王牌师新38师两个炮兵连成建制火速调往辽西前线，人是原人，炮是原炮，就是炮口调转了方向，後送伤员，天亮了，一看怎麽抬著个国民党呀？民工火了，拽下来就揍。伤员喊：我是八路呀，刚解放就打仗，哪有功夫换衣棠呀！
某军政治部原副主任郭俊老人说，8师23团9连连长刘山，是个老兵油子。在冀东当伪军被缴过五次枪，每次拿5元钱回家。最後一次嫌少了，说他还带过来几个人，不走就留下了。不怕死，能打仗，从战士一直升到、长。在柳河强奸妇女被枪毙了，枪毙时面不改色。
这种有奶便是娘，在哪边都不是孬种的人甚麽时候都有。而且国民党大势已去，被俘後再也端不起“国军”、“正牌”架子了。这也是个因素。但举足轻重的，还是在倒苦水中自己解放了自己。
占领沈阳第二天，“林罗刘”看望5师时，和5师政委石瑛有这样一段对话：
罗荣桓：谈谈伤亡情况。
石瑛：团以上干部伤亡11个，连排干部伤亡比编制还多，全师死亡7千8百多人。
罗荣桓：还有多少人？
石瑛：南下时是１万6千人，现在1万7千人。
刘亚楼：这不都是俘虏吗？
黑土地上最能打的王牌师，此刻简直就是个“解放师”了！
《辽东三纵队的诉苦教育情况专题综合报告》中，有这样一段：
据七师一九四七年十月冬季攻势前统计，全师九千五百六十八人中就有解放战士三千二百五十四人，占全师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到辽沈战役结束时，一般连队解放成份都占百分之五十四左右，有的连队甚至达到百分之六十。许多解放战士已经成了战斗骨干，有些还入了党，当了干部。……通过诉苦，杷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为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使蒋介石不但在作战物资和武器装备上，而且在人力上也成了我军的“运输大队长”。⑹富於历史主动性的共产党人，以最便捷，最实际的方式，把蒋介石的士兵一批批变成他的掘墓人时，蒋介石只能在那儿漫无边际地开着“耕者有其田”的空头支票，咒骂“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产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公妻”⑺。
赔了老本的“二道贩子”蒋介石，最终是不敢把底牌亮给人民的。
声泪俱下地控诉一番，再千好万好地歌赞一通（若配之以野菜糠皮之类“亿苦饭”，效果更佳），“阶级感情”和“阶级斗争”的热力就火山般喷发了。这在建国後的“阶级斗争”中是屡见不鲜的。
当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和平到来之时，就应该用科学文化去打动人们的心，向更高层次的解放进军了。可惜，历史又一次被愚昧和贫困魇住了，于是，这种曾使人们从蒙昧中获得了最初的，也是最原始的自我解放的诉苦运动，就在“一抓就灵”，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自相残杀中，历史地走向反面了。
政治元帅
陈世勋老人说，微山湖西“肃托”时，抓的抓，杀的杀，提心吊瞻，人人自危，拷打的爹呀妈呀的，受不了谁知道会胡乱说出谁呀？
就在这时，罗荣桓坐条小船赶到湖西。“放了。”一句话，全解放了。
在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即没有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也不像陈毅那样火烈生动，兴之所至，出口成章。在青岛大学攻读过土木工程的大学生，若不是那副眼镜在土八路中有点突出，很难看出和常人有甚麽两样。
于保之老人在山东给罗荣桓当遇警卫员，老人说，下边部队一些领导，有事没事，有机会都爱去罗帅那儿坐坐。在外面站岗，看他们唠得像亲兄弟似的。有时仗没打好，或是出甚麽问题，被罗帅找来了。罗帅批评人可厉害了，一点不讲情面。来时哭丧著脸，没精打彩的，走时一个个都心情舒畅，像换了个人似的。也不知怎麽谈的，反正罗帅就有这本事。
权威并不都是由职务决定的。同样，说罗荣桓是位军事家，也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履历中有“115师代师长”和“山东军区司令员”这两个职务。1937年7月，他指挥的梁山战斗，歼灭日军600多名。1945年11月，中央要在锦州西部打大仗，指名道姓要林彪或罗荣桓前去指挥，毛泽东肯定是深思熟虑了的。
但是，从红军时代的连队党代表，到建国後的第一位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主要贡献还是在政治工作上。
做为黑土地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罗荣桓主要从事部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後勤工作。这是一项十分浩繁的工作。
7师开展诉苦运动後，有人不以为然，甚至说三道四。罗荣桓立即感到这是个创举。诉苦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後，有的单位查三代，使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悲观失望，觉得拚死拚活革命，倒成了革命对象。罗荣桓及时住意并纠正了这种过火行为，使诉苦运动沿著正确方向深入发展。
对于土改中乱抓乱斗乱打现象，罗荣桓都及时提出建议，使问题得到解决。
有的老人说：跟罗帅做政治工作有安全感。
回首不堪回首的“阶级斗争”史，我们最缺少的不就是安全感吗？
在接连反攻的新形势下，一些人思想还停留在山沟里，没认识到城市被夺占就将永远保持下去。加上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对城市有种天然的抵触和反感，觉得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後就得好好整一整。罗荣桓对这个问题盯得很紧。他在各种场合说明这个问题的危险性，以政委名义向部队发出措词严厉的《关於政策问题的指示》。根据他的意见，东北军区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攻下锦州，战火刚停，他就亲自进城检查执行纪律情况。
罗荣桓在黑土地上另一个贡献，是成立和训练二线兵团。
随著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部队伤亡也越来越大，兵员补充也越来越紧迫。在他的建议、筹划和主持下，各军区都成立起独立团。大批农民入伍後，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上升的阶段，由野战军抽调干部和老战士做骨干，短期训练後直接补充主力，或成立新的作战师。到1948年8月，主力部队已扩大到12个纵队70万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105万人。
在把大量心血默默地倾住到这些工作中的同时，罗荣桓无时不在关注着主力部队的思想建设。四平攻坚战中，1纵伤亡很大，有的师失去元气。他来到1纵总结经验教训，整顿部队，恢复士气。8纵打锦州前出了纰漏，情绪受影响。他来到8纵，和纵队领导谈话，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林彪在关键时刻犹豫动摇，他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使林彪重新下定决心。
一位战争年代先後给罗荣桓和林彪当过秘书的老人说：有的文章把林彪犹豫动摇，想回师打长春，罗帅去找林彪，写成两个人都拍了桌子。这是不可能的。从他们的性格看不可能，从他们当时的关系看也不可能。
老人们都说：罗荣桓和林彪，在黑土地上配合得很好。
罗荣桓不赞同“最後一战”这个口号，为此，他曾给林彪写过一封信，并请林彪转报中央。
在四平撤退後的范家屯紧急会议上，罗荣桓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林彪撤退到松花江北的主张。
病魔缠身的罗荣桓，在黑土地上的“万花筒”时期，不仅表现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也显示了不俗的军事战略家目光。
老人们说，罗帅和林彪都性格内向，爱思考。在双城时，林彪没事几乎不出院，罗帅也轻易不到林彪那儿，来了就有大事商量。每次都谈得好好的，没听说有甚麽口角，即便有，也是正常的，罗帅很大度，林彪也不小肚鸡肠子。各纵队和师的干部配备，一般都是罗帅先拿出意见，再和林彪商量决定。署名的“林罗”和“林罗刘”的电报，发走後再给“罗刘”看，也未听过有甚麽异议。
有人说，罗帅很会当政委，有兄长风度。
一句话道出了一位政治元帅虚怀若谷的忘我精神。
从红1军团到115师，罗荣桓和林彪应该说是老搭档了，也应该说彼此在各方面都比较了解和信任。他们各有自己的魅力，两种魅力相辅相成，互相完善。比林彪大4岁的罗荣桓，有时做为下级，有时做同级，一直相处到平津战役结束，关系一直是和谐的，融洽的。
实实在在，那时候自己人斗来斗去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堂。
第23章 大练兵
“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
秋季攻势刚刚结束，东北野战军参谋会议上，林彪明确提出这个新时期的军事指导思想。
在以诉苦为主的政治练兵热潮中，共产党人以这种军事思想为指导，在黑土地上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军事大练兵。
“练好兵，打长春”墙上刷著“练好兵，打长春”。会上讲著“练好兵，打长春”。请战书和决心书上写著“练好兵，打长春”。
练“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老人们都这麽说。“九·一三”前的回忆录上这麽写。“九·一三”以後就不这麽写了，再版的文章也把这些字样删掉了，或是换上了别的文字。比如，“三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