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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军区和分局领导派人来调查，首先就找张普景谈话。
张普景一听说这件事情就懵了，暗暗叫苦不迭——出鬼了出鬼了。
千真万确，这份材料就是他写的，初衷也确实是写给军区和分局的。可此一时，彼一时，后来他又放弃了这个行动。虽然又抄了几份材料分发到几个同志手里，但是时隔不久他挨个督促都收回销毁了。江古碑的那份是张普景收回来自己销毁的，老王和老窦的是当着张普景的面撕碎的。老杨的那份倒是没有销毁，杨庭辉说销毁干什么？我留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问题今天没有不等于明天不会出现。还开玩笑说，我过个时期就把它翻出来，同上级的文件对照着学。那么，到了最后，除了张普景自己的那一份，就只有老杨手里还有一份，难道是杨庭辉自己告了自己一状？真是活见鬼了。 张普景向江淮军区和分局特派员解释了这份材料的来龙去脉，并且一再声明，当时有许多模糊认识，有些问题证据不足，他写这个材料的真实意图是引起杨庭辉的警觉，后来同杨庭辉同志交换了意见，又在分区党委和特委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得到了澄清。这个材料是他写的不错，但这一次不是他送的。 江淮分局和军区派来的同志对张普景的态度没有表态，不说相信，也不说不相信。但张普景后来从别人的谈话中得知，人家是不相信，认为他搞阴谋，是受到某种压力或出于某种心态反悔了，企图“撤诉”。 这真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张普景只好自认晦气，也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了革命的复杂性。再同杨庭辉在一起，心里就有许多不自在，平白无故地担了个阳奉阴违的小人名分，脸色阴暗了许多日子。 在这段阴暗的日子里，张普景把知情的几个人都琢磨了几遍，杨庭辉是可以排除的，王兰田也是可以排除的，就算窦玉泉和江古碑有这个动机，可是他们手里的材料是销毁了的，而军区和江淮分局特派员手里的材料又确凿是他亲笔所书，只是隔日许久，他已不可能分辨是谁手里的那一份。如此排除来排除去，就只剩下自己手里的一份。 到了最后，张普景甚至都有些怀疑自己了，难道真是自己一时混蛋派人送了这份材料？难道是梦游了吗？ 想到这里，张普景惊出一身冷汗，再回过神来去找自己的那一份，这才大惊失色——自己装在公文包里的材料当真不见了。这就由不得他不疑神疑鬼了，这疑神疑鬼的毛病并且愈演愈烈，甚至延续到数十年之后——此为后话。 不久，新上任的分局和江淮军区党的组织对所属各分区干部进行调整，鉴于种种可以明说的原因和种种不可以明说的原因，拟调杨庭辉担任江淮军区副参谋长，由窦玉泉担任凹凸山分区司令员，江古碑担任分区政治委员，王兰田担任特委书记，李文彬担任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特委副书记，而张普景则稀里糊涂地被降了一职，改任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特委宣传部长。
这个动作显然太大了，无疑就是对凹凸山分区和特委的大换血。
杨庭辉对这个安排不能接受，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表示坚决反对，陈述自己熟悉凹凸山部队，掌握了大量的敌伪内部情况，这样的安排来得仓促，自己没有思想准备，恐怕不利于凹凸山斗争大局，请军区和分局从长计议，让他在凹凸山再坚持工作一段时间，顺利完成交接。
杨庭辉同时还提出，尤其是分区政委，绝不能让江古碑担任，政治委员虽然是政工干部，但毕竟是军队的政治工作者，江古碑完全是军事斗争的门外汉，担当不起这个重任。如果硬性调整，他请求离开鄂豫皖，到陕北抗大学习，并提议由王兰田担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最好不要换人，张普景同志虽然有缺点，但是原则性强，做人正派，不应该降职使用。如果不同意王兰田担任政委，也可以由张普景担任。
杨庭辉的请求不卑不亢合情合理，江淮军区和分局当然不能不予重视。而且，如果事情闹大了，杨庭辉当真跑到陕北去，反映军区和分局新领导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改组凹凸山分区，或者跑到江南去向老司令员程度和老政委李志坚发发牢骚，显然对大局不利。新的军区和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也认为不宜操之过急，遂采取一个折衷办法，让杨庭辉离开岗位到军区学习，名义上还是凹凸山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在正式调整命令没有下来之前，窦玉泉暂时代行司令员职责，江古碑临时代理特委书记，其他人员原职不动，实现稳妥过渡。
第十章（六）
徐贵祥
窦玉泉期待指挥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来到凹凸山的时候，他就怀着大干一场的抱负随时跃跃欲试——他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一个文韬武略的英雄，他虽然算不上熟读兵书，但治军带兵用兵的道道还是揣摩过一些的，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也积累了颇为丰富的战术思想，这些当然都是土生土长的匹夫之勇所不能比拟的，他自信可以成为中国的夏伯阳。但是，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个理论上的英雄，他没有夏伯阳那样可供纵横驰骋的领域。来到凹凸山之后他才发现，他充其量不过是个军师谋士，凡是涉及军事行动，尽管他可以把方案推敲
得严谨缜密滴水不漏，但是行不通。杨庭辉等人还是习惯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偷鸡摸狗似的游击战争，凹凸山的革命方式是杨庭辉式的，凹凸山的军事斗争方式也是杨庭辉式的。他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地试着扭转了几次，杨庭辉的态度是，部队可以按正规战术训练，但打起仗来不能用正规战术要求，不仅要因地制宜因情制宜，而且要根据这支队伍的现状制宜。同杨庭辉暗中较劲，几次交锋败下阵来，窦玉泉就难免有些沮丧，只好好自为之了，暗暗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原则，克制克制再克制，服从服从再服从，只要时机不是绝对成熟，就当一个绝对安分守己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尽管是代理，英雄毕竟有了用武之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是天赐良机。代理不要紧，只要给他指挥权，哪怕只有半年，他就会充分显示他与众不同也不同凡响的指挥艺术，而当他完全更新了凹凸山军事斗争局面并且建立了功勋之后，他的根基也就稳固了。于是他决定不失时机地大干一场。无论如何，这都是个机会，绝不能甘于平庸。
哪怕他会受到挫折，甚至有可能遭到失败，也绝不能沉默。一将功成，往往就是一次契机，抓住了，就是转折，就是奠基石。抓不住，那就只能眼看别人建功立业叹自己无能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窦玉泉是春天蓬勃的参天大树，要扬起理想的风帆，也许，就是这个转折，会奠定他一生辉煌的起点，从取代杨庭辉开始，向着更高的目标，最终展示雄才大略。 在这个充满了萧瑟气息的秋天，在一片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中，窦玉泉年轻的、一直沉默着的血脉被煮烫了——他的事业开始了。 在窦玉泉就任代理司令员和江古碑就任代理特委书记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场面，这种热烈是江古碑带来的。江古碑慷慨激昂地说，革命应该是扬眉吐气的事业，是波澜壮阔的事业，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东躲西藏了，那不是革命，是软弱，是屈服，是投降，是…… 具体到战斗实际，江古碑提出，仿造彭德怀百团大战的模式，组织一次较具规模的破袭战，在全凹凸山组织十个大队和独立营的兵力，在东北方向切断洛安州至庐州和南京的运输线，西南方向则袭击南河、太阳畈、施家桥等地敌人的据点，使洛安州成为一座孤岛，从而围困日伪。 张普景现在进入的是一个痛苦的自我反省阶段，他对江古碑过分的、带有夸张表演性质的提议回报以冷眼相观的态度。他已经开始怀疑了，如果说我们的革命队伍还不够纯洁，难道江古碑这样的人就是纯洁的革命者？以他现在的心态，与其把革命事业交给江古碑这样的人，还不如交到梁大牙的手里。 窦玉泉是受过大兵团作战训练的，制定作战计划得心应手，但是窦玉泉在经过一番冷静地思考之后，将敌我兵力对比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反复权衡，最后还是认为，如果按照江古碑的思路，投入血本孤注一掷，是不理智的。洛安州和各县的日伪军两万余人，而且踞险守固武器精良，刘汉英数千精锐尚且按兵不动，可见抗日的事情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党的领袖有过英明预见，抗日战争不胜的悲观论调是错误的，可是速胜的盲目乐观同样是错误的，还是要打持久战，在持久的基础上，在绝对有利的前提下尽量有所作为。江古碑不懂打仗，完全是意气用事一厢情愿，窦玉泉自然不会听他的。但在政治上，他必须有支持者，他只能选择张普景了。 窦玉泉向张普景陈述利弊，要选择榆林寨拔点战斗牛刀小试。榆林寨曾经是凹凸山游击支队的根据地，后来被日军占领，修筑了碉堡，共有一个日军小队和两个伪军中队把守，是安在凹凸山根据地边缘的一颗钉子。 张普景虽然最近情绪低落，但在抗日的大局面前他不能低落，在那份告状材料上，究竟是谁做的手脚，张普景疑心生暗鬼，看谁谁都像，窦玉泉当然也是重点怀疑对象。但窦玉泉提出的作战计划却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听完窦玉泉信誓旦旦地介绍了计划，张普景说：“你是军事指挥员，打仗的事你负主要责任。我可以搞动员，组织后方保障。” 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