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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变法奏折〔5〕。同年7到8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呈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从1901年开始，朝廷主导下的改革在各个方面逐步展开，一些从制度上进行改革的呼声也慢慢出现。
就在国内出现改革呼声的同时，日俄战争的结果再次加强了人们“宪政救国”的信心。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正如当年战胜中国一样，小小的日本能够战胜强大的俄国的原因在于日本实行的宪政。正处于民族深重危难中的中国人对于宪政的功效有了更加浪漫的想象，甚至希望能够立竿见影。1904年，驻英公使孙宝琦上书朝廷请求立宪，地方大员中的重要人物如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纷纷响应〔6〕。1906年，慈禧太后在召对中问张之洞如何平息留洋学生排满，张之洞轻描淡写地说：“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宪政在各方面的不同期待中正式出场了。
二、武装反清：革命派的活动
1894年，孙中山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李不予答复。孙情绪低落，转而起程旅欧，归来后，与爱国资本家何宽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准备策动革命。差不多同时，香港商人杨衢云在香港发起成立辅仁文社，作为革命组织。不久，孙与杨会合，两个组织在合并为兴中会总部后，积极筹备起义〔7〕，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8〕的口号，确立反清革命宗旨。
1895年，革命派在广州筹划第一次起义，但在中途流产。随后，孙中山流亡英美，把自己在伦敦被捕和脱险的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该书在英国的畅销使孙中山的中国革命领袖地位确立起来。孙中山在1897年与该书的俄文译者谈话时针对国内方兴未艾的维新变法活动表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9〕同年内，孙中山还在《伦敦蒙难记》及相关文章和谈话中明确宣布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他自己则“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见坚定”。可见他认为革命是建立立宪政府的惟一途径。进一步而言，孙中山事实上也认为宪政是中国走出危机的惟一选择，与国内的立宪派所不同的仅仅是道路选择上的分歧，在近期目标上都是通过立宪政治挽救民族危亡。但上书遭冷遇使他对温和的道路最终绝望了，而康有为则因为受到朝廷的重视而不愿意放弃改良。同时，太平天国残部的反清力量大量分散于广东及香港，形成的帮会势力，使孙中山认为自己反清的路途上并不孤单。他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开始依靠他们发动军事暴动。
为争取革命力量，孙中山在国外大倡激进革命的同时，也暗地里与康梁派通好，一方面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说康有为放弃改良，一方面以同志身份与他们共同探讨救国方略，议论时事。但其时正值康、梁在国内走红之际，康有为认为与孙中山这样的在逃犯交往不利于自己的声名，便拒绝与孙中山通好。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率梁启超和大批维新变法的信徒流亡日本。孙中山再次伸出橄榄枝，托人转告康有为，认为“非革命，国家必无转机”，劝他改弦易辙，共商革命大计。康有为却不领情，大谈“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先后流亡日本、英国、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并自任会长，高唱反对暴力革命的论调。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维新派的第二号人物，识见与乃师大不相同。他主动接近孙中山，同情革命，并以《清议报》为阵地，为革命派大做政治宣传，直到1903年〔10〕。在这段时期，梁启超与康有为处于事实上的分裂和对立状态，他不但很少为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奔走，反而连续在《清议报》上发表《俄公使论中国瓜分之易》、《爱国论》、《中国积弱溯源论》、《自由书·国权与民权》、《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文章〔11〕，驳斥专制主义，阐发民权与宪政等思想。1900年，孙中山一面争取李鸿章在广东割据独立，一面通过梁启超的弟子唐才常等人在国内发动自立军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又和以往的所有起义一样失败了，但却使原本拥护康有为的保皇主张的一部分人分化到革命派阵营中来，壮大了革命力量。梁启超也用自己丰富的舆论宣传经验和畅快淋漓的文字鼓舞了许多留日学生，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初期革命的骨干力量〔12〕。
1900年，孙中山策划了惠州起义。同时，国内不同于孙中山的具有政治反对力量色彩的组织也渐次出现，并且规模较大。1902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名为编写教材，实则另有所图。1903年，黄兴在内地长沙发起成立华兴会。这些团体自动组织拒俄运动，遭到镇压之后漂流日本，和正在日本进行革命宣传的革命者一起，在1905年合并为同盟会。
受到新政政策的影响，从内地东渡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几年里激增，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人在日本受到革命宣传鼓舞的同时，又亲眼目睹了清政府每况愈下的政治现状，也开始自办刊物，讨论时政和革命思想。1903年初《湖北学生界》在东京问世之后，其他省的留学生也纷纷效法，《直说》、《江苏》、《浙江潮》等陆续创刊，有些刊物的影响甚至远及国内。同时，《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出版刊行，从国外悄悄流传到国内。《苏报》在上海出版，从国内影响最大的反清革命宣传刊物，创刊仅仅三十七天就遭到封杀，就此由章太炎与政府在租界的法庭上公开为之辩论，“清廷虽讼胜，而章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13〕。《苏报》被封后，原《苏报》另一主要人物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宗旨，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同盟会成立以后，创立《民报》〔14〕，作为机关刊物和舆论阵地，随后立即由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等人主笔，与重新回到康有为门下的梁启超主笔的保皇派刊物《新民丛报》展开辩论，澄清了革命的主张和可能的后果，也驳斥了保皇派的无谓担心——他们担心中国革命会遭到列强干涉，并由此引发中国被瓜分的浪潮。
革命派一边同保皇派进行论战、宣传革命，一边积极筹备和发动武装暴动，一边也偶尔从事暗杀活动。1905年以后，革命宣传逐渐淡化，直接的武装暴动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活动。此后的几年里，由孙中山以同盟会的名义在西南地区发动了几次比较大的起义：
自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前夕，凡六年间，同盟会和受同盟会影响的国内其他反清分子组织和领导了十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它们是：（1）1906年12月由同盟会骨干刘道一、蔡诏组织发动，由湖南会党领袖龚春台具体指挥的“萍浏醴起义”；（2）1907年5月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会党领袖陈涌波领导的潮州黄花冈起义；（3）1907年受孙中山指派的会党领袖邓子瑜领导的七女湖起义；（4）1907年7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5）1907年8月会党出身的同盟会会员王和顺领导的钦州防城起义；（6）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广西镇南关起义；（7）1908年3月黄兴直接领导的马笃山起义（又称“钦廉止思之役”）；（8）1908年孙中山委派会党领袖黄明堂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9）1908年11月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10）1910年2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原岳王会会员）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11）1911年4月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冈起义”〔15〕。
其中，1907年就有五次之多。1908年以后，回国后加入国内新军的留日学生在内部自觉地组织共进会、文学会一类的组织，暗地里发展革命力量，策划武装起义。武装起义逐渐转变成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活动。
三、反抗的行动：宪政改革的过程
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提出“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以一年差满回国”〔16〕的建议，但未被重视。朝野上下就立宪取得一致意见后，由朝廷的军机大臣瞿鸿等人重新提出，得到朝廷首肯。随后，朝廷派镇国公载泽等五位大臣远涉重洋考察宪政。宪政考察团回国后，大肆宣扬宪政国如何上下一心，民风如何淳朴，建议朝廷实行宪政。1906年，清廷向国内外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同时，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消息后，也成立政闻社，研究各国宪政模式，为以后的参与做准备；杨度在东京组织以拥护朝廷的人为主要成员的宪政讲习会。除上述三个为君主立宪做准备的研究团体之外，比较有影响的地方性君宪团体还有“广东的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等”〔17〕。各地士绅纷纷自发组织这种预备立宪团体，讨论和研究宪法，准备在正式立宪以后参与政治活动。
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以后，朝廷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现出很大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考察的结果是，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表明立宪决心。第二天宣布改革官制，派载泽等十四人编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鸿、孙家鼐总司核定。同月6日，编制馆成立，开始做政府机构改革的准备。11月6日，发布厘定官制上谕，正式改革官制。在公布的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七人、蒙古人一人、汉人五人，比原先规定的满汉对等原则下的官制倒退了一点。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