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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胡、陈、任“金坚玉洁”友谊的诬蔑，也是对陈、任爱情的亵渎。陈衡哲和任鸿隽十分气愤，带着杂志来找胡适，胡适看了也十分生气。他们认为这是有意造谣和诽谤。胡适立即写信向该刊编辑进行质问，信写好后，任、陈做了修改，胡适重新抄写了一遍，再请任、陈过目，经他俩同意后，将信寄到编辑部，要求将此信登在下期《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栏内，并要求公开向被攻讦诬陷的三人赔礼道歉。胡适在信中对“象恭”的短文逐条批驳，辨明是非，以正视听。他指出：“象恭”先生此稿，事既绝不真实，又明明含有攻讦他人的作用。胡适在信中举出四条理由，用事实来加以批驳，说得有理有据，义正词严。例如其中的第三项说：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讯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胡适、陈衡哲既是名流，又是“强者”，更何况手里掌握着铁一般的事实，正义属于他们。《十日谈》的编辑只好将胡适来信登出，并表示道歉。
白云苍狗，世事茫茫。《文坛画虎录》的“风波”结束了，四十年之后，又出现了新的“余波”。“风波”与“余波”是不同的，“风波”是捏造事实，“攻讦他人”；“余波”则是根据事实，着重分析；手段和目的，都截然不同。不过，同一事实，经过不同人的分析，见仁见智，结论也会出现差异，这不足为怪。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分析与思考了。
1920年7月，胡适应南京师范学校之约，为该校举办了第一期暑假学校讲学活动。时间大约一月有余。8月26日回到北京，江冬秀于16日生了一个女儿，胡适为女儿取名素斐，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六十年之后，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先生才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素斐夭折，胡适还写作了一首《素斐》的短诗。唐德刚先生认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6〕苏雪林女士则认为：“胡博士替女儿取名‘素斐’，与衡哲洋名‘莎菲（SOPHIA）’字体与发音相去均远。唐德刚硬将博士悼女诗《素斐》二字换作SOPHIA，硬说胡博士‘悼女’实则‘怀旧’，更属无稽之谈，况别人的诗文，你可以随便乱加窜改的么？”〔7〕比较起来，美籍学者夏志清先生说得更客观一些。他说：“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8〕
唐德刚也好，苏雪林也好，夏志清也罢，他们的看法只不过是猜测、分析，在这一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胡适博士自己了。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曰：
重上湖楼看晚霞，
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健，
添得新枝姊妹花。
还在诗末加注说：“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胡适博士在这里说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后来，胡适的爱女素斐因病夭折，任鸿隽、陈衡哲还把自己的女儿给胡适做了干女儿，足见他们的友谊弥足珍贵。
陈衡哲回国后，1924年在《小说月报》发表了短篇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后结集在《小雨点》里。小说中的瓦德白朗是大学哲学教授，洛绮思是他的研究生，他们相爱了，并订下了婚约。洛绮思虽然极爱自己的老师，但为了事业上的成就，主动提出解除婚约。瓦德白朗成全了她，并与一位中学体操教师结了婚。这是一篇充满诗意的小说，表现的是事业与爱情的矛盾，为了事业，洛绮思坚持不婚主义，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胡适在《小雨点·序》中说：这篇小说“我和叔永最先读过，叔永表示很满意，我表示不很满意，我们曾有很长的讨论，后来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部分”。对于这篇小说，夏志清先生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他甚至说：“胡、陈二人可能没有通过情书，但《洛绮思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迹的情书。”〔9〕苏雪林女士则认为：“衡哲回国后，撰写了《洛绮思的问题》，是否写她单恋胡氏隐秘的心事，我们不知道。对于人家隐秘心事，乱加附会，是不应该的。”〔10〕
新时期开始后，胡适的研究得到了重视，并方兴未艾，逐步深入。而作为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女作家、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的陈衡哲，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应该写上陈衡哲的名字的。
注释：
〔1〕《西风·序言》。
〔2〕《小雨点·自序》。
〔3〕《中国新文学史·中卷》。
〔4〕《胡适存件》。
〔5〕胡适《留学日记》。
〔6〕《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先生的婚恋生活》。
〔7〕〔10〕《我的朋友胡适之·也谈胡适留美时的女友》。
〔8〕〔9〕《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太太和女友》。
打假要靠谁
——对梁彗星先生的诘词
？ 陈云良
依照习惯思维，人们通常会认为这是明知故问：打假要靠政府，不靠政府又靠谁呢？
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4年1月1日实施生效以来，由于出现了知假买假的“王海现象”，对于如何理解第四十九条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引起了人们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解与适用，不同法院对相同性质的案件乃至同一法院对同一原被告、性质相同的两个案件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例如，1997年2月、1998年1月王海先后两次向天津市河北区法院起诉天津伊势丹商场销售无进网证的无绳电话机，要求“1＋1”赔偿，前一次王海大获全胜，后一次则兵败滑铁卢。司法实践在适用第四十九条上的混乱状况，令消费者迷惑不解，法律的尊严大打折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王海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打假英雄成了奸商们声讨的“刁民”，猫捉老鼠成了“老鼠打猫”。
最近，《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又准备将知假买假者排除在消费者之外，掀起轩然大波，引起社会强烈反对。据搜狐网网上调查（至2002年7月31日止），近百分之八十八以上的人反对这种做法。但是知名民法学家梁彗星先生则一如既往否定“知假买假”式的打假行为。此次，他又接受《南方周末》（2002年7月25日）的采访，向公众重述了他那一套与其私法学家身份极不相称的迷信公权的观念：如果购买商品不是“为了生活消费的需要”，那就不是《消法》保护的对象；判定是否为生活消费需要，要靠“经验法则”；打假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能和责任；建议设立“消费生活中心”等机构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一、消费恐惧症
现时的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平民，几乎无一例外都染上了一种恐惧症——消费恐惧症。无论衣食住行，无论生活、工作、学习，人们无时无刻不担心会受到假冒伪劣的袭击。一位业内人士说：“中国的消费市场除了消费者支付的钞票不能是假的，其他的一切都可能有假。”有一幅广为流传的漫画《战斗的消费者》生动地描绘了消费者这种恐惧心态：画中一位战战兢兢上街购物者身背显微镜，手拿计算器，怀揣伪钞鉴别仪，腰挂弹簧秤。这是对处于恐惧中的消费者的真实写照。
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消费者的消费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不仅使消费者人身、财产权利倍受侵害，使消费者失去对社会、法律的信心，同时，还会严重制约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何况中国的消费者频频被假冒伪劣猛“咬”。消费者因为害怕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普遍不敢消费、害怕消费，导致需求不旺，市场过冷，经济疲软。近年来，国家通过降低利率、增发国债、提倡消费信贷等各项措施刺激消费，以图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消费启而不动，经济拉而不长。今年，工业生产、投资、出口等各种宏观经济指标都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好转，但消费需求增长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下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