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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陶渊明一样幡然醒悟：觉今是而昨非。岂止是“今是而昨非”呢，简直就是觉得过去的感觉和认知害了他，他现在要像“文革”中从这一派跑到另一派的有些人一样对先前的一派要“反戈一击”，要重新认识鲁迅和胡适的谁是谁非。不，就是读了那几篇文章之后，就已经完成了这种“重新认识”的“飞跃”过程，把他“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只有鲁迅才是敢于直面的，因为鲁迅骨头最硬”的“感觉”扔到了九天云外，已经又认定这鲁迅简直就不是个东西。不是吗？请看作者的“言之凿凿”：胡适们在那反对国民党的专制，鲁迅却要对这反专制的人“多次对其施以投枪”；更让人对鲁迅感到“可恶”的是，从邵建先生的文章看，好像鲁迅就是专门对胡适反人治的这一举动“施以投枪”的。而专门对反专制的人进行的反专制举动“施以投枪”的人难道还不罪该万死吗？何况可恶的鲁迅还是“从‘人权派’的背面发起进击”呢，不是从正面而是从“背面”啊！如此说来，鲁迅“阴险毒辣”之至，就如同自己坦白的大半生来一直在骂鲁迅的苏雪林女士骂的那样，鲁迅“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1〕，也就是说鲁迅简直就不成其为人了吧。这当然还不算，还有鲁迅的“胆怯”。你看，“胡适借刘文典事问难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发起了由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制政府的第一次冲突，它是面对面的冲突，即知识分子作为冲突的一方既不躲闪也不退让。这种方式颇不同于鲁迅的‘壕堑战’（尽管这种战斗也是必要的、奏效的，并且是精彩的），而是从壕堑里站出来，不，应该说胡罗二位从来就没有壕堑过”。并且“早在1923年，因当时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而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时，胡适作文表示：‘我是不跑的……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后来查看鲁迅年谱，他是1930年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许绍棣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才于3月19日离家，“往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家中避难”。也就是说，鲁迅在1923年还没有“跑”到租界去，那时与胡适的关系也还没有破裂，不然胡适这话就是冲着鲁迅来的，而邵建先生也会因此大有文章可做了。至于鲁迅、宋庆龄等与胡适关系因何破裂，有历史在，我们不必还在这里自作多情。倘若不是胡适在那反对史沫特莱女士将一份控诉北平军分会监狱使用酷刑虐待犯人的材料上交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认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所发的由宋庆龄签名的文件是不可置信的，后又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说什么“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我想他也不会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现就职《北京晚报》、研究鲁迅的专家孙郁先生在他的专著《鲁迅与胡适》中对此是这么说的：“胡适的思路，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在根本点上不同，其公允、平和的语气后，蕴含着对现政权的暧昧态度。宋庆龄、鲁迅对胡适的反感，由此而增大了。”又说：“鲁迅世界中，固然缺乏胡适那样的法的观念，但他以为，对一个专制的政权，讲公平与合法，是空泛之谈。……在这个世界还有着奴隶主和奴隶的时候，‘法律’是不存在的。”〔2〕孙郁先生接着引了鲁迅写于1933年9月20日、后收入《南腔北调集》的《偶成》。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奴隶主和奴隶的世界。孙郁引了鲁迅文章之后，又说道：“胡适不会有这样的思路……平等、自由、法律在什么基点上，可以生长出来呢？胡适以为应从现政权入手，慢慢地进化。不论胡适主观如何，但客观上这一观点是帮了执政者的忙，为之辩解、服务了。鲁迅则以为，在世上还存在着‘我们’与‘他们’的不同阶级，所谓的公理、宽容、自由，均是难以成立的。”而这些历史，邵建先生是不会全都写出来的，因为一写了出来，他的文章就站不住脚了。也还是不说也罢。回过头说，现在看来，就连鲁迅所说的战士上战场“穿甲”要注意保护自己似乎也成了罪过。鲁迅1935年3月13日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就写有这么一句：“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难道鲁迅说得不对吗？难道鲁迅要战斗者学会保护自己也有错吗？难道鲁迅要人讲斗争策略，学会“韧”的战斗反而成了“胆怯”吗？鲁迅胆怯不胆怯，同样有历史在，有他的那些文章在，不是谁说他胆怯他就是胆怯了。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委员杨杏佛被暗杀，鲁迅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但他并不胆怯，仍是亲赴杨杏佛入殓仪式现场——要知他是被国民党通缉的人啊。当然邵建会说，我不是在文章的括号里也说“这种战斗也是必要的、奏效的，并且是精彩的”了吗？是。但既然有括号里说的话，为什么在括号外又要那样来“做文章”呢？读者是能明白这作者的意思的。鲁迅早就说过：“战斗一定有倾向。”〔3〕现在已经反戈一击的邵先生也不会走中间的路。有一事想请教邵建先生：这就是，既然鲁迅是这样一个“不明事理”且“心理阴暗”的人，是这样一个逆社会潮流而动的家伙，是这样一个反民主反人权的坏蛋，当时广大的知识阶层为什么没有群起而攻之呢？他写了在邵建先生看来是何等大逆不道的文章之后的不几年后去世时，“乌烟瘴气”的上海为何竟有成千上万的人给他送行呢？他的身上怎么会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呢？是那成千上万的人都“瞎了眼”“看”错了人，还是大家都让鲁迅蒙骗了？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此的“大是大非”，难道还要等到邵建先生今天来搞“明白”吗？真让人难以置信。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说“日本的学者比我们对鲁迅了解得深入得多”，其实何止是“日本的学者”呢，台湾谷风出版社在出版《鲁迅全集》的序言中的几句话，我看也比我们的某些人要有眼光。那序言指出：要“以文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民族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看鲁迅；如果仍然有人坚持以褊狭的政治眼光来端详鲁迅，那将是文学的罪人，时代的罪人”〔4〕。
其实说到底还是邵建先生欺负一些没有读过鲁迅的读者。可以说，读者只要自己去读鲁迅写于1930年初的那篇万余字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或许就不会还相信邵建先生写的这篇极好的“说理”的文章了。这里只想举几个小例子，就能看出作者是在怎样地欺骗读者。比如，邵建先生说鲁迅这篇文章“本来是单挑梁实秋”的，可只要我们从头读下去就知道，鲁迅决不是在“单挑梁实秋”，而是还有个“们”。鲁迅在这篇文章第二部分一开头就这样明明写着：“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却决不只一人。”在第五部分又说道：“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此外，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点了一长串梁实秋“们”的名字，我们从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鲁迅决不是“单挑”，尤其是邵建只抄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第六部分的最后两个自然节，他却不抄这部分的第二自然节。鲁迅那话是这样说的：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是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我想，抄了这些，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哪怕读者也像邵建先生一样也以他们“今天的眼光看”——化用邵建先生的句子，这就是说，我既不怀疑读者的能力，也不怀疑读者的动机。再退步说，即便读者读了这些，也还是要得出与邵建先生一样的“结论”，那虽然是没有法子可想，但于鲁迅至少多一点公道——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七十年前的某些事已经并不公道了。现在该说一说鲁迅与国民党，或说鲁迅到底反不反国民党。
真巧，1999年第3期《新华文摘》上有篇文章，题目就叫《鲁迅与国民党》，原发在1998年第6期《湖北大学学报》上，作者王敬文。这篇文章当然没有说鲁迅是如何反国民党的，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国民党与鲁迅的关系。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于上海，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这就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革命日报》上便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而梁实秋说的是鲁迅‘到XX党去领卢布’。要知道在当时，这句话如果坐实了，就会被杀头——引者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许绍棣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鲁迅不得已于3月19日离家出走避祸，直到4月19日返家。此后，1931年春柔石、殷夫等革命作家被捕，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委员杨杏佛被杀，鲁迅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