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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羽说她在地区资料室查出过当年公审魏富堂大会的照片。她这一说，几个人都很兴奋，特别是张保国，问照片上都能看出谁。冯小羽说年代太久，又是远距离，全景式，谁也看不清。既找不到她的父亲也找不到魏富堂，只看见一个小人在讲台后头站着，前面黑乎乎一片人。郑培然说那个小人定是赵家坝的三娃子，公审会上发言的就他一个，一件事来回地说，翻来覆去就是魏富堂怎么怎么杀了他爹。冯明说他还记得赵三娃，那是个苦大仇深的孩子，他的爹是让魏富堂枪毙了的，那是魏富堂的一条重要血案，单是这，魏富堂就该杀。郑培然说魏富堂枪毙三娃子他爹是因为三娃子的爹抽大烟还偷了人。青木川的人不许抽烟，这是大家都在公约上按了手印画了押的，连女人也不例外。三娃子的爹按了手印画了押还要抽烟，还要偷人，全是自己找死。冯明说，他偷，是因为他穷，他不偷就要饿死，穷则思变！
郑培然说不是所有的穷人都偷人，三娃子的爹穷是因为抽，抽光了家产，抽没了人格……
冯明说，反正三娃子的爹是被魏富堂给杀了的，这笔血债我们会永远记着，我们的子子孙孙也会记着。
郑培然说，还说什么子子孙孙，到了三娃子这儿就已经忘得光光的了。三娃子的儿子跟他爷爷一样，也是抽，比他爷爷瘾还大，进了三回戒毒所毛病也没改掉。
青女说，三娃子的老子、儿子都有嗜好，也是遗传，他们家到现在还困难得常揭不开锅。
郑培然说，那儿子的打扮就特别，青木川独一份儿，红头发，跟镇东的佘家成天混在一起，给佘家从外头往山里一趟一趟背东西。
冯明说那天开公审会发言的不止一个赵三娃，他记得发言的人很多，很踊跃，人们争着抢着往台上跑，控诉恶霸魏富堂罪状。字字血声声泪，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要报仇，要申冤，血债要用血来偿。那天的口号声在川道里久久回荡，震的林子里的鸟儿不敢下落。魏富堂跪在台子下面，脸色死灰，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喔，没有高帽子，戴高帽子的是他自己，那是“文革”的批斗会，跟青木川的会是两码事。魏富堂的脑袋是光着的，头天刚刚被剃了头。魏富堂的旁边是他外甥李树敏，李树敏在地上半跪半趴，不时地被站在他后边的解放军提起来，他在台上感觉到李树敏的灵魂已经出窍，在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震慑面前，李树敏裤裆里变得很不清爽。他还记起来了，开公审会那天早晨，他遇到过郑培然。他遇到郑培然的时候，郑培然在提着糨糊桶刷标语。
郑培然惊奇地说，你还记得那天的我？
冯明说，记得，不但记得，而且记得一清二楚。
开公审会的时候，富堂中学已经正式改名为青木川中学，学生们都规规整整在操场台子跟前坐了，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郑培然是个例外，他要在大会之前把手里的标语贴出去，这是老师黄金义的安排。黄老师让郑培然在树上、墙上、石头上、篮球架上都贴上革命标语，能“武装”的地方都要“武装”起来，要显示出公审会的政治气氛，这是冯教导员的命令……
那天的冯明，挺拔利落，英气逼人，换上了警卫员头天为他新洗的军装，打上了新的绑腿，早早地往“斗南山庄”而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分区首长要来，地区政府领导要来，报社记者要来，十里三乡的农民兄弟要来，将地主土匪恶霸魏富堂、李树敏绳之以法，为劳苦大众报仇雪恨，这是大事。1952年春天的这个早晨将是一个让他和青木川所有百姓永远记住的早晨，是历史的转折。
在解放桥上，他遇到了郑培然，这个富堂中学的应届毕业生原本要到县里读高中，冯明让他暂时留下来，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青木川需要他这样有文化有眼光的当地青年。郑培然说帮忙可以，不过他的志向是要考大学，学工业，将来要造魏富堂乘坐的那样的汽车。冯明纠正他说这不是帮忙，这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是干革命的大事业，是时代赋予他这一代年轻人的重要责任，一定要勇敢地承担起来。冯明的态度是诚挚的，绝不像以后当官的那些空话套话，听着冠冕堂皇，其实屁事不顶。当时冯明的一席话说得中学毕业生郑培然满腔热血沸腾，心甘情愿地留在青木川刷标语了，把造汽车的事搁置起来。郑培然的留下当然也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丝个人得失的计较在其中，他完全把自己交给了革命事业，交给了刚刚起步的共和国。那天两人在桥上相遇，冯明看到满身糨糊的知识青年郑培然，内心十分感动，他记得郑培然要造汽车的志向，分手的时候拍了拍郑培然的肩说，好好干，革命成功了，国家会送你上北京读大学，学造汽车。
郑培然大声回答，绝不辜负党的希望，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献身。
郑培然的心里确实是很激动的，说献身的话是想到了教导员才牺牲了的未婚妻，那个美丽的女子是被土匪开膛破肚的。教导员能将巨大悲伤强压心底，仍然斗志昂扬，充满激情地干工作，让他这个中学生敬佩。什么是革命者啊，这就是革命者；什么是忘我啊，这就是忘我！所以，冯明在拍郑培然肩膀的时候，郑培然内心竟有一股隐隐的怜悯情绪在生成，这种怜悯情绪和时代的滚滚风雷有些格格不入，在眼神上就有些游离。
从李树敏的“斗南山庄”到青木川中学不长的路上戒备森严，相隔几十米便有军人警戒。为保证公审会的顺利召开，军区做了严密的防范，昨天晚上将魏家甥舅从县上押回了青木川，关在那座旱船式房子的底楼。没有铺盖也没有上路的酒饭，两个人靠墙坐着，也没有交谈，甚至连眼光也没有一次对视。魏家的亲属很知趣，没有谁提出送饭探望的请求；李家的人也四分五裂，七个少爷，死的逃的，全无踪影，所以魏富堂和他的外甥在“斗南山庄”度过的最后一夜就非常清冷寂寞，连惯常在屋内钻进钻出的老鼠那天也不见了踪影。有人说这是因为临死之人杀气太重，动物是有感应的，早早地避了。除了解放军外，直接看守他们的是张文鹤。张文鹤搬了个凳子坐在窗户外边，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就枯坐着。
屋外，风声飒飒，泉水淙淙，张文鹤一袋接一袋地抽烟。
十点多钟，解放军领来个剃头匠，给魏富堂和李树敏剃头。魏富堂没说什么，刀子在脑袋上沙沙响，任着剃头匠将脑袋刮得没有一点儿头发茬。到了李树敏这儿，李树敏不干了。李树敏说他从来是中分，只能修整，不能剃光，他不能光着脑袋去见他的娘，让娘认不出。剃头匠像没听见他的话，拽过来，只几下，李树敏的满头乌发便齐齐落地，转瞬间也成了光脑袋。张文鹤没见过光头的李树敏，他觉得很新奇，甚至怀疑这还是不是在青木川镇上晃荡的风流倜傥的五少爷。李树敏抱着光头对魏富堂说看来明日的活儿是要在脑袋上做了，他体面的面孔到时候会被整得面目皆非，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魏富堂说，没有剖肚子就是便宜你了。
李树敏说他情愿被剖肚子。
夜的深处，“斗南山庄”后院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叫，是李家丫头黄花临产，孩子横在产门，死活下不来，叫唤两天了。黄花细胳膊细腿儿，发育不良，一脑袋稀疏的头发，没人喊她黄花，都叫做黄毛。黄毛的爹领着她从外地来到广坪，租了李家几亩山地种，那年竟是颗粒无收，便将黄花送来抵租。黄花一天到晚哭丧着脸，不知怎的竟怀了李树敏的孩子。五少爷三十整，无儿女，黄毛怀上了他的孩子，总是五少爷一份希望，每日地盼着。如今到日子该生养了，五少爷却该上路了……镇上人说这孩子是催命鬼托生，是李五少爷自己给自己种下的克星。本来黄毛应该随着李家的人一起扫地出门，那天是刚看完青木川中学剧社演的歌剧《白毛女》，有谁议论大肚子的黄毛是个“没逃进深山的喜儿”。说喜儿被杨白劳抵了债，黄毛也是被她爸爸抵了债的；喜儿被黄世仁奸了，将孩子养在山洞里，黄毛的肚子也凸起来了……工作组想树个青木川“喜儿”翻身解放的典型，把这任务交给了张文鹤，让张文鹤去启发黄毛的阶级觉悟。张文鹤是本地人，又是成过家的，有些话“好张嘴”。张文鹤去了，没有一袋烟工夫回来了，谈话的结果让大家失望。原来是“喜儿”自愿跑到少爷床上去的，理由很简单，当丫头得干粗话，吃黑馍馍，跟了少爷能吃小灶，有精白米还有新棉袄穿。冯明对张文鹤的谈话不满意，把“喜儿”喊了来，亲自启发是不是李树敏强迫，黄毛说是和他父亲商量好了的，是父亲的主意，没人强迫。这样一来，跟歌剧《白毛女》唱的就不太一样了，杨白劳非但没喝盐卤自杀，反而鼓动喜儿上黄世仁的炕，让喜儿争取当上黄姨太太，不说承袭家产，至少也要争取个衣食不愁的好日子……冯明不好再说什么，让黄毛以后多参加学习，提高觉悟，从此再不提什么喜儿和杨白劳的话。
天交子时，“青川楼”的厨子张海泉端了一盆红烧肘子，一壶酒，踢踏踢踏地走了进来。张文鹤感到惊异，厨子怎会到这森严之地。张海泉说，上路的酒饭是任谁也不好拦的，我厨子不来送就没人给送了。说着向关押魏富堂的小屋瞄了一眼。
张文鹤说，把饭搁下快走吧，说那么多话做啥子，少惹事。
张海泉对张文鹤说，部队的人都同意让犯人吃饭了，你难道比部队还部队？
张海泉隔着窗户将肉递进去，对魏富堂说，魏老爷，我给您做了三个肘子，真正的青川冰糖，您……吃得好了，记着我厨子老张，到了那一边保佑着我……
话没说完，被张文鹤拉开了。张海泉说，拉我干啥子，魏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