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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一笑场也,装鬼脸,跳猴圈,乔腔种种,丑状般般。我欲大恸
一番,既不欲浪掷此闲眼泪,我欲埋愁到底,又不忍锁杀此瘦眉尖。客
曰,闻有买笑征愁法,子易效之?予曰,唯唯。然则笑倒乎,哭倒也。
集《笑倒》。
《笑倒》和《笑府》的序态度颇有点相近,都是发牢骚,借了笑话去嘲
弄世间,但是到了《笑得好》便很不相同,笑话还是笑话,却是拿去劝善惩
恶,有点像寓言了。《笑得好》一卷,二集一卷,首有自序,说明用意,而
文殊不佳,今姑录存于下:
人性皆善,要知世无不好之人,其人之不好者总由物欲昏蔽,俗习
熏陶,染成痼疾,医药难痊,墨子之悲深可痛也。即有贤者,虽以嘉言
法语,大声疾呼,奈何迷而不悟,岂独不警于心,更且不入于耳,此则
言如不言,彼则听如不听,真堪浩叹哉。正言闻之欲睡,笑话听之恐后,
今人之恒情,夫既以正言训之而不听,曷若以笑话怵之之为得乎。予乃
著笑话书一部,评列警醒,今读者凡有过愆偏私矇昧贪痴之种种,闻予
之笑,悉皆惭愧悔改,俱得成良善之好人矣,因以‘笑得好’三字名其
书。或有怪予立意虽佳但语甚刻毒,令闻者难当,未免破笑成怒,大非
圣言含蕴之比,岂不以美意而种恨因乎?予谓沉疴痼疾非用猛药何能起
死回生,若听予之笑,不自悔改而反生怒恨者,是病已垂危,医进良药,
尚迟疑不服,转咎药性之猛烈,思欲体健身安,何可得哉?但愿听笑者
入耳警心,则人性之天良顿复,遍地无不好之人,方知刻毒语言有功于
世者不小,全要闻笑即愧即悔,是即学好之人也。石成金天基撰。
用笑话作教训,说得古一点,这倒是孔孟的传统罢,不过物以希为贵,
古人偶一为之,后世又当作古逸笑话的吉光片羽,所以很有意思,若是整本
的去做,就难免是笨伯了。而且顶奇怪的是在这道学派的笑话集中特别多那
些极不堪的故事,有些简直除猥亵外别无什么可取,附加的教训自然全是胡
扯,在这里我想那编者的态度实在也同普通说猥亵话的一样,教训只是一种
掩饰,向来标榜名教而写淫书的人便多是如此,《野叟曝言》著者夏二铭即
其一例。但平心论之,石天基《传家宝》四集的宗旨大都是教人苟全性命于
治世而已,卫道气还不十足,其编集笑话虽内容芜秽,也还肯用真姓名,这
是还可取的一点罢。
中国现时似乎盛行“幽默”,这不是什么吉兆。帝俄时代一个文人说,
讽刺是奴隶的言语,这话很有意思。乡民相遇,说某人“伽蓝菩”了,虽与
当铺钱店的伙计酒醉饭饱将头比屁股为戏仿佛相似,实际却有一个暗黑的背
景。让人民去谈论,发泄他们的鸟气,无论是真的苦痛或是假的牢骚,这倒
是一种太平气象罢。在此刻来编集笑话,似乎正赶上幽默的流行,有点儿近
于趋时,然而不然,我没有幽默,不想说笑话,只是想听人家说的笑话,虽
然听笑话在笑话里也要被嘲笑。我现在找几种编者署名的笑话书,再由我署
名编选为一集,当作俗文学及民俗资料的一种,将来如能找到原刊《笑府》
和《开卷一笑》下集加以补正,那便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中华民国廿二年七月廿七日,周作人记于北平。
□1933 年9 月刊《青年界》4 卷2 号,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潮州七贤故事集序
林培庐君辑《潮州七贤故事集》,来信索序。这我当然乐意做的,只是
照例难免拖延,一直拖到书已将印成了,见到林君的催信,才急忙拿起笔来
写,空虚之上加以仓卒,其写得不行当然是意中事了。
《七贤故事集》的校样承林君寄给我一份,好好地读了一遍。这是传说
类的名人故事,但其内容与童话自多共通,又因这种轶事大抵以游戏玩弄为
主,自然更近于笑话,如平常所说的徐文长也是如此。明末墨憨斋编《古今
谭概》,清初竹笑居士删订为《古笑史》,又编《笑府》,后游戏主人改编
为《笑林广记》,是很好的例。《谭概》本来都是“古笑史”,其特色是在
笑话上规定了时地人,《笑府》却是泛指的,他的脚色是塾师聋子之类而不
是张龙赵虎,这便是童话而不是传说了。但是这些故事有地方与笑话颇有差
别,笑话的重心是他人的愚蠢和失败,虽然读者的愉快出于自己的优胜感这
一点似乎原是一样。其实也是无害的消遣,在这点上却容易受到非难,无论
是故事或笑话。我在《徐文长的故事》的说明里曾说过这几句话:从道德方
面讲,这故事里的确含有好些不可为训的分子,然而我们要知道,老百姓的
思想还有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即是理,无论用了体力智力或魔力,
只要能得到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这只要
检查中外的童话传说就知道。现在我们又不把这些故事拿去当经书念,要找
出天经地义的人生训来,那么我们正可不必十分去认真了。
七贤故事是地方名人传说,这又是很有趣味的一点,他们都是文人,也
都是官,官固然不尽是文人出身,但文人的顶高的出路是官,那是五百年来
的定理了。故事里的名人或英雄大抵有两种。一是官,一是文人,前者如包
龙图海瑞彭宫保,后者如罗隐秀才解学士徐文长,至于聪明的白衣——例如
后世社会上很有势力的流氓,则不大有份。这或者因为在科举制度下的社会
里起码非秀才不能有势力,或者也因为那时流氓便由秀才们兼做去的缘故
罢。总之这一点里与西洋很有不同,假如不把主教来当作官,教徒与武士当
作文武秀才看。七贤是本地人,他们在故事里的地位所以并不是官,可以像
彭宫保那样地有许多作为,但只是一位乡绅,那么也就归入文人队中,跟了
徐文长去活动活动罢了。徐文长一派自罗隐秀才以来便不大阔气,只有解学
士算是有一官半职,如今前后七贤都是不很小的官儿,真可以说是同路人中
最有光荣的了。记得容元胎君序中说及因此可以考见中国人民尊重官和科名
的心理的一斑,我觉得这也说得很有道理。这种心理是全国的,或者说是全
文化的亦无不可,因为在朝鲜安南恐怕也逃不了这影响。其次,这些故事多
是流动的,流传在各处,集合在一个箭垛上,便成了传说,散出来又是种种
的童话或笑话。因为如此,七贤的地方传说颇缺少地方色彩,大抵与罗解徐
诸前辈的言行同一轨范,故其地位不重在地方文艺上,但以国民传说的研究
资料论,则自有其真价值也。
中国民俗学的运动渐渐发达,特别在广东浙江两省,因了钟敬文娄子匡
林培庐诸同志的努力,有好些研究机关与刊物,这是很可乐观的事。研究的
初步重在搜集资料,中国地大物博,这种工作也就颇烦重,不是现今少数同
志所能办好,在这样困难之下却总能有那些成绩,风俗和歌谣故事方面有了
不少记录,不能不说是很好的成绩了。但是资料搜集固然多多益善,而搜集
的得法不得法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最要注意的是其记录的方法。我们现
在只就故事来讲,搜集故事的缺点是容易把它文艺化了,它本来是民间文学,
搜集者又多是有文学兴趣的,所以往往不用科学的纪录而用了文艺的描写,
不知不党中失了原来的色相,这当做个人的作品固有可取,但是民俗学资料
的价值反未免因而减少了。歌谣故事之为民间文学须以保有原来的色相为条
件,所以记录故事也当同歌谣一样,最好是照原样逐字抄录,如不可能则用
翻译法以国语述之,再其次则节录梗概,也只可节而不可改,未后二法已是
搜集故事者的特许自由,为搜集歌谣者所不能援引者也。大凡愈用科学的记
录方法,愈能保存故事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资料之价值,这本是极普通的话,
因为偶然想到,便蛇足地写在这里了。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于北平苦雨斋。
□1933 年作,1934 年刊,“天马”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墨憨斋编山歌
明末清初文坛上有两个人,当时很有名,后来埋没了,现在却应当记忆
的,一是唱经堂金圣叹,二是墨憨斋冯梦龙,——此外还有湖上笠翁,现在
且按下不表。
关于金圣叹的事迹,《心史丛刊》中有一篇考,说得颇详细。佩服圣叹
的人后世多有,但我想还应以清初的刘继庄与廖柴舟为代表。廖柴舟的《二
十七松堂文集》卷十四有一篇《金圣叹先生传》,圣叹死后三十五年过吴门,
“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传其略”云。传未论断曰:
“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
生面,呜呼,何其贤哉。”又曰:
“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
柴舟对于圣叹极致倾倒,至于原因则在其能揭发“文章秘妙”,有功后学。
刘继庄著《广阳杂记》五卷,有两处说及圣叹。卷三讲到潘良耜的《南华会
解》,以内七篇为宗,外篇杂篇各以类从分附七篇之后,云:
后游吴门,见金圣叹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删去《让王》《渔父》
《盗跖》《说剑》四篇,而置《天下》篇于后。予尝问金释弓曰,曾见
潘本《会解》否?释弓曰,唱经堂藏此本,今籍没入官矣。则圣叹当时
印可此书可知。
卷四说蜀中山水之奇,“自幼熟读杜诗,若不入蜀,便成唐丧”,后云:
“唱经堂于病中无端忽思成都,有诗云,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
花飞,馀生得到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想先生亦是杜诗在八识田中作怪,
故现此境,不然先生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