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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杭州城重建朝纲。由此便开始了南宋的历史（1117年前的那段时期称为北宋）。巨额贡品入纳北方新主，在1234年以后则入纳蒙古。
南宋不断北伐，却总是不能全力以赴。在一群军事将领（包括岳飞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将领之一）的指挥下，激烈地反击金国。岳飞这位理想主义者胸怀大志，热情认真，往好处说是威胁了宋朝的议和及抑制武将的传统政策，往坏处说则真正威胁了朝廷本身（卫德明，1962年）。他表现得如一位救世英雄。宰相秦桧在皇帝即使不是公开也是明显的支持下，靠两面派手法除掉了岳飞并与金议和。后来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自己的感情，他们把普通的炸麻花（确切地说是油条）说成是“油炸鬼”，藉以唾弃秦桧夫妇；油炸麻花是秦桧夫妇下地狱的象征。
最终，在数十年的紧张对峙之后，宋廷根据古已有之的以夷治夷原则而支持蒙古人反对金朝（正如似曾有过的支持女真人抗辽一样）。这个策略导致了适得其反的结果，而宋廷到1278年已全面溃逃。1279年，最后一位小皇帝在最南端的藏身处被追上，宋朝遂告灭亡。
气候的恶化结束了，它甚至在900年左右好转，但在北宋灭亡前后却很可能戏剧性地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回潮［拉姆，1982年；张家成（音译），1982年］，而南宋灭亡之前正是另一个恶劣的时期降临之时。这些坏天气大概与帝国所遭受的磨难不无关系。在北宋末年与南宋末年之间，气候回跳到大致如现在这种样子，但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下，该时期看来也经受了相当大的波动。各征服王朝受害更大，因为它们处在北方，寒冷和干燥的趋势在那里更严重。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中国的人口攀升到新的高度。人口在北宋期间越过了1亿大关；金朝人口达到4，000万或更多，而南宋人口更多，金与南宋人口合起来至少有1．1亿（何炳棣，1970年；参看戈拉斯，1980年）。显然必须大力发展食物及农业，以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并应对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中国在中亚的国土丧失。数字表明，中国的人口自唐初以来翻了一番。
经济的离心化走得这样远，以致某些人把宋朝形容为资本主义的或原初资本主义的。然而，它也被形容为封建的、近代的、传统的和可以想像的其他种种。事实上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就其允许经济在不受政府过多干预的情况下运行、却又足以保障不出现现代资本主义而言，它倒颇像很多中世纪的西方国家。盐、酒、茶和其他商品在不同时期都实行专卖；即使盐的交易也曾一度相对放开，但政府却经常依赖其专卖收入。北方阿尔泰语系的王朝从未想到过放弃政府对基本货物的实质性控制。辽朝则引进了一种政府模式，此种模式受西亚独裁政治的影响，比宋朝或者甚至唐朝更中央集权化和独断专行［魏特夫与冯芝生（1949年）记述了这种制度；魏特夫（1957年）以此作为其东方专制政治模式的代表，却没有意识到它在11世纪的中国乃是新鲜事物］。政府影响经济的最重要手段可能是通过其巨额征购。维持一支百万人的常备军显然需要大量的谷物、武器、马匹等。维持京城中的另一个百万人－－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为政府工作－－则意味着另一番巨额征购的努力。当首都迁移时，百姓也随之迁移；以前的首都几乎尽遭遗弃。政府显然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可以扶持或破坏任何行业或任何能供给政府的企业家。海上贸易和瓷器、金属以及印刷业的惊人发展均是政府影响的明证。铁农具也在激增。哈特韦尔（1961－1962年）证实，生产（采矿业和制造业）扩大了12倍，并相应地有所现代化，所以宋朝生产的铁等于欧洲几百年后的产量（关于宋朝经济，也见周金声，1974年；马伯良，1971年）。
北宋知识分子的领袖－－如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建筑师，他们造就了宋朝有名的对儒家的公共道德与佛、道形而上学的融合（朱熹与吕祖谦，1967年；葛瑞汉，1958年；倪德卫与芮沃寿，1959年）。他们的思想在其诗作中反复陈述，与佛教和富于哲理的道教有明确的联系。他们并不常是这类宗教的积极实践者，尽管王安石（以及其他人）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而苏轼则涉足炼金术（林语堂，1947年；克拉克，1931年）。这些问题在南宋得到进一步研究，遂使新儒学的伦理学体系得以确立。该时期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哲学家为朱熹（1130－1200年）。在宋朝的历史条件下，将有关人性的信条化为政策的做法，涉及的远不止是对“礼”及“道”的内涵之担忧。例如，这里还有个谁理应做什么的问题。由于士族的消亡、军队重要性的降
低以及官僚机构仍然相对弱小，不得不设计权威的代表。几种新制度出现了，其中包括保甲制，这是一种由一组人户互相担保的统治制度。士大夫以外的地方小吏占据了新的重要地位。具有长期重大意义的是家族重要性的上升。士族家系通常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庞大的财产，但只是从北宋开始，普通的家族才可以成为具有家规、族产、租金、教育机构和族长的共同体。已知的第一个真正的家族田庄是范仲淹在1048年创立的（伊沛霞，1981年）。田庄的土地要用于家族内部的互助，因此最初是免税的。其中一个重要用途是创设家族子弟的教育基金，这给予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家族共同体也渐渐成为一种权力载体。家族变成了帝国内部的微小帝国，它们根据儒家的准则来规范内部事物，因而使国家从统领一切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另一个挤入权力空位的集团是新兴的富人阶层。宋朝贸易勃兴，这与以往的大王朝相似，但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宋朝失去了北部和西部。该王朝甚至从一开始就没能控制住北部边陲或中亚地区。由此一点，再加上长期向南部和东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从盛唐到宋朝几乎是总体的贸易转向。唐朝最繁荣的对外贸易是与中亚和西域展开的，而内部的重要货物流动则是从四川及黄河－长江分水岭到首都。相比之下，宋朝主要的对外贸易却是在海上；人们不断地航海到朝鲜，并与日本、东南亚有相当多的联系，而某些商号甚至走得更远。在国内，沿长江一线并深入南方内地的贸易变得越发重要，尤其是当北方陷落后理当如此。定都在长江三角洲的杭州后，宋朝社会变成了一个水上社会；它的国道是长江，它的国门是中国海。
这对企业社会学产生了影响。在唐朝期间，中亚贸易（以及唐朝拥有的一点儿海上贸易）大部分被外国人和政府企业控制。穿越沙漠的贸易需要庞大的组织，高昂的成本，缓慢的商队。相形之下，能够提供舢板的任何个人都可以在宋朝变成有势力的商人。各地中产阶级兴起，他们贪图享乐而使烹调术大为获益。
经由土地的使用和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我们被带入了农业。①独立的农民或佃户每户支配100亩左右，这是为数很大的土地，每亩约合今1／7英亩。然而平均数在此个案里并无多大意义。许多（甚至可能大部分）独立的农户只有20亩地左右。“庄园”（大农庄）控制着大半个帝国，特别在最发达地区是这样。不过，或许有60％的农民保有着小规模的世袭地。其他人则在各种名目的政府土地上劳作。庄园里的劳动者不同程度地享有安全保障、自主性及对其土地的支配，这要据当地的环境而定。大庄园先在长江下游地区、后在福建得到了高度发展（埃伯哈德，1977年，第216页），这些地区因其富庶和邻近市场，贸易最为活跃，土地最富价值。这些地区既是权力中心又是学术中心，士大夫与地主杂处其间。地主们难免要寻找免税的途径，把沉重的负担加在小自耕农身上，且经常迫使他们甘当佃农。大约有70％的土地是免税的（周金声，1974年；戈拉斯，1980年；马伯良，1971年、1975年）。
与此同时，辽国和金国正努力做出不同的调节。他们不能选择相对非军事性的小政府。部落的征服者们在压制其汉族臣民的同时，又与阿尔泰语系的其他民族开战，因而需要保持一个具有广泛财政基础的强大的和军事化的政府，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只要他们背离这一点，就会迅即垮台；辽和金都曾采用汉人的怀柔政策，但不久就成为被征服者。诸部落仍集体拥有土地，用于粗放的放牧，但私有财产和政府对土地的所有权却在农业地区居支配地位。金国尤其偏重于依赖国家专卖，除了已经提到的盐、酒、茶之外，还有铁和六、七种别的日用品。很少有人能被宽宥：即使部落民和统治家族的扈从也都被课税，虽说在金朝统治下，汉人的税款要比女真人的税款多44倍（布尔，1982年；陶晋生，1976年）。
1068年，宋神宗即位。这是一位积极进取的斗士，致力于公共福利、经济改良，并把权利集于自己手中，他把王安石召为宰相。王安石当时已以富于战斗性的改革倡导者而闻名，他从事了一系列深远的改革，这些改革使他疏远了自己以前的支持者，并最终疏远了该国的其他大部分人。这番经历太复杂，不可能在这里概述（见刘子健，1959年；梅斯基尔，1963年；威廉森，1935－1937年），不过王安石广泛和彻底的改革却有两个目的：增强国力和扩大生产。他的措施包括一项新的和影响较为深远的将兵法和另外几项军事措施、租税改革和均税、财政制度的改组以及对考试制度的改革，其目的在于使管理国家的专业化技能和知识更受重视，而淡化纯粹的文字技巧。他相当程度地增加了货币量，故而促进了经济的货币化。与农业更有直接关联的是农业借贷规划及标准一贯的谷仓体系的再生。后者以前曾在中国历史上试过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