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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名叫《阿明诗》的诗，道出了他们爱情关系的本质：
溪边有棵树，果实稀稀疏疏。
枝条过早折断，这是谁的错误？
藤罗密密扎扎，死死把它箍住，我朝果树走去，利剪倏地掏出。
刚冲藤罗下手，不由浑身颤抖。
果树一声长叹，向我苦苦哀求：“啊别要我的命，别去动藤罗，快快缩回你那残酷的手。
这藤罗我和它相依为命，枝枝节节紧连着我的心。
我能不爱它——我唯一的寄托？
它苦不爱我，怎么缠住我的身？
瞧，这无数个芽，这无数个根，它在我生命中已越扎越深。
我供给它自己需要的营养，它吮吸的是我的灵魂。
我的根原本是结实而粗壮，而如今只能把活汁输送到半身。
哪儿去了，我那巍峨的树冠？
俯向水面的树条枯萎凋残。
我却依然只爱它：这致命的衣饰，这牢固的枷锁，这可怕的装璜……
消耗是满足，牺牲是甜蜜！
献身爱情者哪能把生命顾惜？”
为了填补克里斯蒂安娜去世后巨大府邸的空虚，除了投身于《浮士德》第二部的创作，第二年歌德亲自给儿子挑选对象，于是近30岁的法庭总顾问、美男子奥古斯特与德国北方一个没落贵族之家的面色苍白、天资聪慧的女子奥蒂莉·冯·巴格维什结为夫妇。他们感情不能算很融洽，令歌德感到欣慰的是他有了好几个孙儿。70岁后，他更加依恋孩子了，他自称是“用盲目的、爷爷式的溺爱来爱他”。他为他们写儿歌，同孙子们在一起，他既像一个小孩子，又像一位圣人。
1817年，歌德辞掉了魏玛剧院主席的职务。两年前，魏玛公国成为大公国。歌德获大臣衔。由于赫尔德、席勒、维兰特等魏玛国的名人都已去世，歌德感到对于欧洲科学和艺术界的重大责任，便递上一份7页的呈文，老实不客气地要求加薪，并以自己巨大的荣誉作根据，大公把他的年金定为前所未有的3000塔列尔。
这一段时期歌德的社会活动较多，除了早已脱稿的 《意大利游记》和一些诗歌、评论的写作，他写得较多的是格言和科学文字。上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艺术和古代》，在他一生的最后10年，这份共出6卷的杂志的几乎所有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比较之下，歌德与周围朋友和助手的谈话或许另有特殊意义，它没有文艺短论中对于与天主教和反动派日渐密切结合的德国浪漫派的火气，却尽情展现了一代宗师的思想、人格和风度，诸如秘书里美尔、博阿赛莱及1823年才来工作的爱克曼，都为后人留下了比较忠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1821年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一部问世，它由自1807年以来写的若干中篇小说组成；第二部则直到1827年才完成。尽管这部书是《学习时代》的续篇，但由于中间相隔了30多年，歌德的人生阅历、思想等都有不少变化，它已不再是威廉·迈斯特经历的简单继续。可以说，它是一部通过威廉来穿针引线而连缀作者的故事、书信、日记、格言、笔记的思想库，也是一部不靠外在情节和主题而依靠思想力量来统一的政治小说。
《学习时代》描述的是威廉个人的求索过程，他企图通过献身戏剧来追求生活的意义，但最后却加入18世纪的一个秘密会社——塔楼兄弟会，它以谋求全社会的福利为宗旨。威廉在兄弟会里立下誓约，即必须做永不停息的漫游，不得在一个地方停留3日以上。漫游的主要目的是塔楼兄弟会的巨大的社会改革计划服务，其要点有三：第一是从对个别人的教育转向全社会教育的过渡的工作；第二是推动向美洲移民的计划；第三是组织不愿参加移民团的贫苦居民另建新型居民点。《漫游时代》就以威廉周游各地进行联络和组织工作开始。
歌德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教育区”，反映了他的教育理想。这里没有阶级的区分，只有职业分工的不同。培养能有益于社会的劳动者是教育的首要任务，他们因材施教，使每个受教育者精通至少一门技艺，能从事实际工作；这里注重艺术教育，认为它是个人自我完善的重要内容，书中曾描写用音乐陶冶情操，用系列绘画教授历史等；这里还注重培养集体意识，也就是注重人类普通的社会教养和情感的培养，歌德认为这是个人摆脱不同家庭带来的特殊习惯，更好地融入社会的手段。主人公威廉把儿子菲利克斯送到教育区内接受教育。就此而言，它仍是一部“教育小说”。
在《漫游时代》中，塔楼兄弟会已成为一个世界组织，它包括两组人：居住者和漫游者。居住者在固定的地区从事劳动；漫游者则在国内外开拓新的事业；这些不同的劳动都同样有价值，人人有一技之长，在集体中都是既为自己又为人人而工作着。尽管歌德并不否定私有制，相反还认为应尽量积累财富，以便能帮助别人和团体，但这已足以反映他与当时欧洲先进思潮的联系，而且所有这一切与他所处的德国的严峻环境相对立的。
《漫游时代》还像《学习时代》一样，穿插了7个短篇故事：《癫狂的流浪女》、《是谁泄露了秘密》、《褐色姑娘》、《五十岁的男人》、《新露美西娜》、《危险的打赌》、《不要走得太远》。它与基本情节的假定性特点不同，这些故事都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一般也都穿找着受情的趣闻。另外，小说中还汇入了不少代表着歌德智慧的格言警句，既与小说的各部分具有内在联系，又可相对独立，包括做人、治学、文艺、宗教、美术、哲学、历史、政治诸方面，这些格言肯定生命的价值，洋溢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堪称有意义的生活教科书。
1823年厦天，歌像像往年一样到玛利耶巴德和卡尔斯巴德去会见冯·列维采夫夫人和她的女儿们。多年来，歌德不仅在作品中，而且在生活中仍不停息地追求创造性。说实话，被人目为化石，尤其是把创造的心灵纳入世俗的规矩中该有多么痛苦，天才的孤独感在一生中始终折磨着他，正如《温和的赠辞》所言：
我完全脱离了传统，变得十分特殊；
然而事业毕竟伟大，它引起一些痛苦。
如果我不是过于奇特，甚至背离传统，那作为土著，我认为
这是我的最大光荣。
歌德在快60岁时，曾向列维采夫夫人献过殷勤，现在却是19岁的“囡囡”引起了高龄老人的爱慕。他始终追求着青春、欢乐和魅力，而冯·乌尔丽克现在正代表着这一切：她的卷发像克里斯蒂安娜或玛丽安娜，是褐色的，眼睛淡蓝色；温柔、苗条，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歌德几乎每天都与她在一起散步。不久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就受托向母亲提出首相歌德向小姐的求婚。消息传到魏玛，儿子奥古斯特和儿媳奥蒂莉自然优心忡忡，幸好列维采夫夫人婉拒了歌德，而乌尔丽克则听命于母亲，甚至做好了待婚的准备。这一切令歌德很难舍弃这里的时光。尽管他在儿子儿媳的回信中百般遮掩，但归途中创作的《爱欲三部曲》中的《玛利耶巴德悲歌》却透露了消息。10月底，歌德在家接待了美丽的波兰钢琴家玛丽·希玛诺夫斯卡，她的优雅、富于幻想性的散发着谈淡哀愁的举止和演奏，成功地起了某种移情作用，平息了歌德内心的骚动。
从此以后，歌德住在魏玛、很少外出了。他读书、会见客人、写作，过着一种钟表一样有规律的生活。从1825年2月起，他开始写《浮士德》第二部，把这称为他的“首要事务”。因为他明白，他其实已经以某种方式与周围的人告别了：席勒、赫尔德、克里斯蒂安娜……11月是他到达魏玛的第50个年头。有时他想，生活和创作中要不能体现出创造性，他是活得够老的了。
他早已退休，克涅别尔和采尔特的友谊使他在晚年感到温暖和力量，时间的流逝则使他感到生命的无情：1827年冯·施太因夫人去世；1828年有知遇这恩的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去世；1830年大公夫人路易莎去世；1831年年轻时的朋友克林格尔去世。儿子在意大利旅行中死亡的消息对他震动最大。他感到自己就像老年的浮士德，生命的有限和创造的无限正进行着一声悄然而紧张的角逐。在这个过程中，他以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为引导，正以博大的心胸准备把生命融入一个新的创造之海。
仿佛浮士德即将感受的生命之美，歌德的文学一命也由于预见“世界文学”来临而消逝得分外美丽和辉煌。他在写作的同时也在大量阅读莎士比亚、马洛、卡尔德隆、德·维迦、拜伦、司各特、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维尼等古代和当代的名著；他在1826年就开始订阅《环球》杂志关注法国作家的情况，他阅读《法兰西评论》、《时代》、《爱丁堡评论》等杂志，就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文学发展作出估价；他与拜伦、卡莱尔通信，与英国的萨克雷、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美国的爱迪生等会晤。在逝世前两个月，他还得到法国《两个世界的评论》——一种新型的杂志即将出版的通知，他感到，这些杂志的读者群逐渐扩大，它们将有效地“促成一种我们所希望的普遍的世界文学”。其实还不止在理论，在实践中，歌德的创作一开始就为莎士比亚之星所照耀，晚年还有波斯诗人哈菲兹……问题在于创造与吸收的辩证法，正如 1831年刚完成的《浮士德》第二部，就其吸取古希腊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遗产而言，它把最深刻而多样化地吸收各民族的精神遗产与其自身的文学动力——表现文艺复兴以来300年资产阶级精神生活发展的历史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1832年3月22日，歌德走完了圆满的生命之路，一代天骄、千古风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