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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报名参加陆航队的年轻人不得不等待，常常一等就是一年多，要等到陆航队有充足的机场、飞机、教员和营房开始训练他们。
麦高文继续在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和南达科他州文索基特市的埃莉诺·斯蒂格伯格相识并相爱。她除了长得漂亮，还有别的长处，她在中学的一次辩论中战胜了他。在韦斯理学院的一次比赛上，她超过了他。在战争的头一年，他们订婚了，约定等战争结束了再结婚。斯蒂格伯格的家里很穷，在上大学一年后，她退学去工作，为一名律师当秘书。
麦高文的一个朋友，罗伯特·鲍勃·彭宁顿加入了陆军，正在训练。他和埃莉诺的孪生姊妹艾拉约会，给麦高文写信，问她们父亲的情况。麦高文回信道，“他是非常特别的人，当她们的母亲死后，他的生活完全垮了，因为他看来对她的爱比生活本身重要。当你第一次被引见给他时，他会有一点儿粗暴和不友好的倾向。如果你能够深入到他孤寂的内心深处，你会发现他有一颗无比博大的胸怀。我想这对孪生姊妹深埋在身上的东西都继承了她们父亲的性格。可以说，斯蒂格伯格先生是我认识的最含而不露的人。”麦高文一天夜里接着写，“我从十点钟和他谈到第二天两点半。这种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从那天起，我有了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斯蒂格伯格先生。”
麦高文尽管不是运动员，但他是个出众的学生，大家选他做班长，他的主要课外活动就是辩论。他的搭档是马修·史密斯———韦斯理学院系主任的儿子。1943年初，他们两人参加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举办的全国辩论大赛。参赛的有一百多所学校。麦高文和史密斯在比赛上赢了，他们开着车回米切尔，一路歌唱一路狂欢，和韦斯理学院的学生狂欢差不多，最后将车停在了韦斯理校园里。这天是1943年2月12日，雪下得很大。麦高文记得，“史密斯主任站在那里，当他看到马修和我时，突然啜泣起来。”他手上拿着一个大信封，那是陆军航空队的命令，让麦高文和学生会主席沃尔特·克里曼在72小时之内到圣路易斯的杰弗逊军营报到。史密斯说，他要写封信给陆军航空队，请求允许乔治和沃尔特在韦斯理至少呆到这一学期期末。
“不，史密斯主任，”麦高文回答，“时间很紧急。”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系主任也回应说。然后他问道，“埃莉诺会说什么？”
麦高文说他会处理好这件事。他没有提他的妈妈。虽然她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也非常恨希特勒和纳粹，可她还是讨厌看到伤亡的报道。当地报纸报道说，红军在列宁格勒消灭了60，000个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得更多，她看了会悲叹。“哦，天哪，”她总是说，“太可怕了，今晚德国肯定有很多悲伤的家庭。”可当报道提到成千上万的俄国人被杀时，她哭出来，“这些俄国的父亲和母亲怎么能忍受啊！全都是些小孩子啊！各国政府首脑就没办法聚在一起制止这场屠杀吗？”
从辩论赛回来几天后，麦高文和克里曼每人收拾起一个行囊，到密尔沃基车站登上晚上6点开往明尼阿波利斯的火车。在火车站，韦斯理学院的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工集合在一起，穿着制服的拉拉队员和学校乐队也在那里。“这确实是热闹的欢送场面，”麦高文回忆说，他感觉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光”，但“我不得不把我的视线从我的妈妈身上移开，因为她看起来像在出席我的葬礼。她认为，这场可怕的战争将使他的儿子一去不复返。”
第二部 训练 第一章 如果使尽全身力气就没事了
麦高文乘火车去明尼苏达的斯奈灵堡，第二天早晨他在那宣誓入伍。宣誓后，成了一名美国大兵。经过两天等待，被送往圣路易斯城外的杰弗逊军营，大兵们简称其为JB。它位于一连串的河谷山峦中，寒气袭人，不是下雪就是下雨，到处泥泞。JB像其他绝大多数陆军航空队的基地一样，都是战时建起来的，根据陆军航空队参谋长HHH“哈普”·阿诺德坚持的意见，基地的建设要成为“斯巴达式简易”的典范，每一幢油毡纸搭成的营房中，都有24名空军学员，平均年龄19岁。他们发了军装、鞋子、军用餐具，其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远离家门，很容易得病。疾病大面积流行，学员们戏称一条街为流感谷，另一个叫肺炎沟。不过，他们在那里学到的只是正确错误之间的区别，还有军队的行为方式，没有时间去熟悉，只有训练。老的中士会教他们如何保持营房整洁，如何使军服整齐准备随时应付检查，如何齐步走，如何用步枪和手枪射击，再齐步走，遵守口令。对中士们来说，他们只是又一帮需要打磨成型的美国大兵。“就这样大喊大叫开始，”麦高文说，“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停过。”训练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如果一个人报告有病———很多人一开始都这样，中士认可之后，就叫他“出列”。麦高文运气不错，身体健康。他的中士特朗博喜欢训练所有的人，总是称他们为“你们这帮鬼机灵的大学生”，他对麦高文还是有一点温情。特朗博中士训练他们密集队形，教他们拼尽吃奶的力气跑步，然后在防护栏后卧倒，再从地上爬起来，钻进洞里，还教他们如何戴防毒面具，等等。训练从黎明到黄昏再到深夜，他们吃完饭，就一头瘫倒在铺上。起床号把他们唤醒，重新开始训练。
一个周末的夜晚，麦高文有了惟一一次欣赏JB的经历，他跳上一辆公共汽车，走了30分钟的路来到圣路易斯。他独自一人走着，突然发现已经来到圣路易斯歌剧院前，一位穿制服的服务员抓着他的胳膊说，“小战士，你愿意听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歌唱吗？”
“谁？”麦高文问。“玛丽安·安德森，”这位服务员回答说。麦高文知道这个名字，还知道这样一件事，“美国革命之女”这个组织不许可她在华盛顿的制宪大厅演唱，因为她是黑人。“当然，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的教授们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这件事，应该予以谴责，她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性。”安德森请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各出一位代表来到舞台上，让他们站在她身后围成半圆形，在整个两个小时的音乐会上都是这样。在每首歌之间她与他们聊天，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但最让人激动的就是听她的演唱。
“我想，我从没听过这样的音乐，也再也不会听到如此美妙的东西了，”麦高文差不多在半个世纪后回忆道。当她以《美丽的阿美利加》结束演唱时，军人和观众中的每一个人都流下了泪。有些人哭出声来。对每一个在场的人来说，这就是美国所包含的一切。“那是我人生中伟大的时刻之一。”
列兵们继续操练队列，另外学习士兵的基本知识。30天后，他们乘上船，去往遍布全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有150所学校有任务，他们在学校进行五个月的测试和地面学校训练。在这里住的是学生宿舍，不再住军营，麦高文同125名学员住安东尼大楼，所有学员来自大平原和中西部。同样数量的学员住在其他宿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纽约市的大学生，他们叫农村孩子是“捡大粪的。”
陆军航空队那时变成所谓的现存最大的单一教育机构。当二战在欧洲爆发时，拥有的全部人数为两万多人，是陆军总人数的10％多一点。到1944年，现役中已经有240万人，占整个陆军的1/3。从飞行员算起，差不所有人都学过高超的专业技能。这对陆军航空队压力很大，因为它好像有无休无止的财政预算。“战争中一切都要有代价，”艾森豪威尔曾经说，他咧嘴一笑，又补充说，“甚至将军的生命。”接着继续说，“只要你能取胜。”对陆军航空队采购的惟一限制就是接收美国工厂制造的各种型号的飞机，包括售后服务和设备。在人员上，没有明显的限制。陆军航空队建军营和机场，租大学公寓和饭店，雇用平民教员。在20世纪40年代的整个战争中，它花费了30多亿美元。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战前的学员做成，他们在这之前从来没有看见一次有多架飞机编队的飞行。在进行严格的训练之前，陆军航空队把空军学员的潜能通过多重体能和精神测试发掘出来。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它一年需要30，000名飞行员毕业。到1942年12月，这个目标达到一年需要100，000名飞行员，还需要更多的成比例的机组人员。陆军航空队认为要有100万学员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对于参加测试的人来说，最怕听到的词就是“淘汰”。这一过程进行得很快，大概有50％多的人在最初的体检或笔试中就败下阵来，然后就把他们送到步兵那里去。陆军航空队检验的结果是，即使在被留下的人中，40％多的人也不能完成初级、基本和高级课程。
当达到需要的数字时，陆军航空队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1941年12月10日，阿诺德总参谋长提出要求，所有航空学员必须修完两年的大学课程，他还用一个资格考试来代替这一简单的资格审查。1942年元月中旬，他又下达命令，限制已婚者申请航空学员课程，将最低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这一新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征兵，一年的时间，航空学员的数量大大超过了陆军航空队的训练能力。
1942年11月，查尔斯·沃特瑞18岁。国会正准备将征兵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他和其他同龄人决定，“我们只能让步兵征去，别无他途。”于是他们来到考试委员会面前。在那儿，给他们发了航空学员资格考试小册子和答案。考试主要让其表现他们辨别方向的快慢，是否能够准确按照指令
行事，还有阅读理解能力以及数学和机械技能的测试，还包括判断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领导潜能的考试。
沃特瑞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