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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们来喀山过冬，接连不断地举行晚会和舞会。显贵之家的大门是随时向有着伯爵爵位的托尔斯泰兄弟敞开着的。彼·伊·尤什科娃姑妈竭力要把托尔斯泰兄弟拉进喀山上流社会生活的圈子，领他们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晚会，拜访省首席贵族、喀山学区督学和其他显要人物。
豪华的大厅里，灯火辉煌，在华尔兹舞曲声中，一群群贵族青年欢快地旋转着。年青人彼此以考究的衣着和上流社会的风度炫耀自己。年轻的托尔斯泰常常眯着略带阴郁的双眼，有着与周围的人相去甚远的神态，他不爱跳舞，常常心不在焉。但是，喀山的贵族社会生活却使他感到惬意。
托尔斯泰很容易地接受了贵族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他的身上，一种当时青年人称之为体面的素质在滋长着。童年绚丽的幻想、恍惚不清的理想都淹没在喧嚣的上流社会生活之中。然而，他越来越觉得孤独，无聊，一切都不合他的心意，连海狸大衣的领子、白手套以及社交的礼节都使他厌恶。
托尔斯泰没有从事外交的志向，一年级以后，就转到法律系，他认为法学对社会更有裨益。
在法律系，托尔斯泰饶有兴趣地听年轻的民法学教授德·梅耶尔讲课。梅耶尔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追随者、先进思想的拥护者，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他开的民法课，内容充实，引用大量生动的现实生活材料，贯穿着人道主义和勇敢精神。他所作的反对农奴制度、抨击贪官污吏、呼吁权利平等、鼓吹思想自由的讲演，始终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托尔斯泰对这些口号深表赞同，它们同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吻合的。
别林斯基论文学的文章传到了喀山大学，给青年学生带来了良好的影响。托尔斯泰兴致勃勃地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作品，一边阅读，一边写读书笔记，试图从书中寻找出使他不安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嗜好书本给未来的作家带来了好处，他从书本里知道的事情远比在大学课堂里了解的事情要多，书本帮助他了解周围的生活，帮助他更广泛地接触现实。
法学也没能使托尔斯泰满意。充满求知欲、倾心于生气勃勃活动的热情青年，对大学经院式的学习，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产生了研究各种科学的愿望。他认为，重要的不仅要具有丰富的知识，而且在于这些知识具有实际的效用。
托尔斯泰力图避免工作和读书的片面性，他给自己提出办事有始有终的要求，要求自己深刻和严肃地研究各种感兴趣的问题，并且使它们获得圆满的答案。他并非连连读着到手的书，而是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选择阅读有关的书。他说：“我读了大量的书，我紧张地埋头于其中，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沿着一个方向。当我对某一问题发生兴趣的时候，我把精力倾注于其上，既不偏右，也不偏左，我力图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公诸于世的一切见解。”
在大学生活的后期，托尔斯泰把写笔记发展为系统地记日记，从此以后，日记成了他的终生伴侣，直到临终前四天他才搁笔。
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述说了他认为必须奉行的生活准则：“第一，凡是规定下来的事情，务必要完成，不管怎样，一定得去做。第二，该做的事，要做得好。第三，如果有什么忘却的，不要去查书，自己得极力追忆。第四，竭力经常开动脑筋。第五，平时大声朗读、并且思索。第六，不要羞于跟别人谈话，如果人家打断你的话，就让他打断，首先，你得让他觉察到，如果他不理解你，你要原谅他，并向他解释。”
托尔斯泰认为，自觉地追求整个身心的全面发展，就是主要目的。而这种追求发展的志向应该给人民带来利益。
托尔斯泰希望成为智力发达、体力健壮的人，他积极参加广泛的、合乎理智的活动，锻炼自己的毅力，培养自己有规律的劳动习惯。
1847年春，托尔斯泰按照梅耶尔教授布置的课题，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训示》与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文《论法的精神》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托尔斯泰得出结论：叶卡捷琳娜抄袭孟德斯鸠的民主共和思想，在《训示》中利用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为自己骗取荣誉，为俄国专制独裁作辩护，并竭力提高贵族的地位。他认为，在俄国社会里专制和奴役是最大的邪恶，如果再保存农奴制，就不能发展农业和商业。
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对广大农民的同情，托尔斯泰产生了改革社会造福人民的思想。他认为，要做一个自己命运的主宰，并不需要什么学位证书，也不需要什么官衔。一个离开大学献身乡村生活的计划在他胸中酝酿成熟。1847年，托尔斯泰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以“健康不佳和家事牵累”的理由提出了退学申请。申请被批准，四月，当春日阳光照射着喀山克里姆林宫和鞑靼塔的时候，托尔斯泰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年轻的地主
河川泛滥，波涛汹涌；草木萌生，大自然欣欣向荣，一片鹅黄嫩绿；云雀在空中飞翔，欢乐地歌唱，春到人间。
春天总是使托尔斯泰精神振奋，在他面前展现出奇妙的、只有他自己明白的远景，激发起他超人的精力、朦胧的希望和执着的追求。
托尔斯泰热爱的姑母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以及他熟悉的老仆人、家丁都出来热烈欢迎他。
托尔斯泰回到乡间不久，哥哥和妹妹都来了，大家见面非常高兴，重温自己在这里度过的童年生活。不过，托尔斯泰一家人聚在一起，是为了分父亲的地产。十九岁的托尔斯泰分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虽然这处庄园的收入是所有庄园中最少的，但托尔斯泰愿意要这处庄园，因为这是他的亲人，首先是母亲居住过的地方，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所以他非常珍爱它。
这时，托尔斯泰已成为一个年轻的地主，一个拥有一千二百俄亩土地和三百三十名农奴的庄园主。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着手整顿自己的产业。
他精神抖擞地沿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宽阔而又肮脏的街道往前走去，街道两旁木屋连绵，屋顶上的稻草由于日晒雨淋，变成了浅褐色，墙根的土台上有几位老人在晒太阳。托尔斯泰沿途走进几家木屋，同庄稼人攀谈，农民称呼他“大人”，不明白老爷为什么光临他们的家，要干什么。穿着自织麻布衬衫的孩子们吓得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到处都是贫穷污秽，栅栏里的瘦马也满身沾满了粪土。
托尔斯泰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农奴们所过的生活竟然如此贫穷可怕，而他那个阶层的人、姑母和管家则认为农奴是下等人，天生就应该给地主做牛做马。
这时，托尔斯泰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美好的、远大的计划；他希望为自己的计划献出毕生的力量，让农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生活，享受教育，“改正他们由于愚昧和迷信而产生的缺点，发展他们的道德情操，使他们热爱善。”
这些想法常常使得托尔斯泰心绪不宁。每天，他早早地起床，到田间、森林和果园里散步，有时他躺在枝叶茂密的老松树下，凝视着无际的碧空，突然眼眶里涌出欢乐和幸福的泪水。
然而，不管托尔斯泰如何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如何试图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如何企图接近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兴趣，都达不到他的预期目的。他深深地感到农民们不相信他。在农民的眼里他是老爷，而根据他们自己长期的生活经验，老爷是惯于剥削农奴的，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的。农民们给老爷做工毫无兴趣。
托尔斯泰这时还太年轻，只知道担忧着急，不懂得农奴制度本身已经腐朽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不管他在经营管理上如何改革，不管是购置新机器，还是建立农场、开办学校和设立医院，都不能使农民们满意。
他一次又一次地到村子里把粮食分给那些贫困的农民，对有些人用现金去救济，又把自己的一部分森林分给农民去支配，并且取消了对农奴的体罚。这些措施引起了庄园周围的地主的强烈不满，然而农民的生活状况仍旧没有得到改善。不管他走进哪家木屋，到处都是同一景象，农民们不愿意改变多年形成的陈规陋习，不了解他的善良意图。这些都使他惶恐不安，他一度曾沉醉在音乐之中，一连数小时的弹钢琴。但是音乐也不能帮助他摆脱这令人窒息的气氛。
托尔斯泰在从事庄园管理的同时，继续学习法学、统计学、外国语，修习音乐和绘画，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他特别喜欢卢梭的《忏悔录》、《爱弥儿》、《新爱洛绮丝》，这些书给了他“巨大影响”。阅读孟德斯鸠的著作和歌德、莎士比亚、拜伦、仲马、狄更斯的作品。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果戈理的《死魂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托尔斯泰在乡村继续写日记，直率、真实、深刻是他这一时期日记的特点。他从一本《富兰克林传》中读到，富兰克林有一个专门记载自己缺点的记事本，以便改正。他也毫不犹豫地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这样的记事本，在日记中注意自我分析，鞭挞自己无所事事的生活和自身的缺陷。
托尔斯泰在乡村紧张地工作了一年，他所制订的许多农事计划都遭到了失败。但是，他成长起来了，对农村生活有了新的了解，获得了经验。
1849年初，托尔斯泰前往莫斯科，在那里过着一个拥有富庶庄园和一两万卢布收入的年轻人的地位所允许的生活，用他本人的话说，“非常懒散，既无职业，又不工作，毫无目的”地度过了四个月。有一段时间，他对打牌着了谜，输了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