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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务派所办的各项企业里，都存在封建的官场恶习，一些缺乏近代化知识
的贪官混进了企业，他们利用经营近代企业的机会谋私利。另外一些带有程
度不同的封建习气的官僚地主；在企业里当权或掌管某些方面的业务，不可
避免地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加上封建顽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对
企业进行种种压抑和排挤，使洋务运动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不过，我们
决不可以此而抹煞洋务运动创业性的进步意义。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新的生产力，使中国跨出了近代化
的第一步，开始创建新的社会的物质条件。洋务派兴办各种企业，从西方引
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开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序幕。洋务运动要求破
祖宗之成法，开新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学说，它是中国资产阶
级启蒙运动的先声。洋务运动使中国的军队开始有了新的武器和装备，初步
奠定了近代国防的基础，不仅在对外战争中减少了损失，而且有时能给予外
国侵略者以痛击。由于洋务派的努力，阻止了外国资本主义任意在中国设厂
和办矿，为国家收回了某些权利。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的一页，
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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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更加腐朽和反动。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大借外债，
引狼入室；对内加重盘剥和搜刮。巨额的战争赔款，繁重的苛捐杂税，以及
天灾人祸，使劳动者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社会矛盾更趋激化。从19世纪六
七十年代起，群众性的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不断涌现，此起彼伏，烽火不熄，
到八九十年代呈现出高涨的趋势，并逐步汇合成一股反帝斗争的滚滚洪流—
—即举世震惊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是以义和拳为主的民间习武结社，在与白莲教相结合的基础上，
经过长时期的互相渗透逐步深化发展起来。
义和团各团的首脑机构叫“总坛”，首领称“老师”，基层组织叫“坛
口”，隶属总坛，首领称“师兄”。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一但有行
动，往往发贴联络，相互支持和配合。义和团的成份很复杂，三教九流，无
所不有，主要是以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组织。义和团
有比较严格的纪律，但是这些纪律井不是所有成员都能遵守的。运动进入高
潮后，违纪自擅现象相当严重。义和团的斗争口号是“扶清灭洋”，但在义
和团发展的不同阶段，口号有变化，各地并不完全一致。从总体上看，义和
团的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反帝爱国的性质自始至终都是很明确的。
由于义和团是农民群众进行反帝斗争时可能利用的现成的组织形式，因此，
在它的活动中必然带有文化落后以及闭塞的农村中所固有的迷信色彩，宣扬
神道相助，刀枪不入。总之，义和团是自发的农民群众运动，没有形成统一
的领导核心，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带有明显的落后性和一定的笼统排外的倾
向。
义和团活动的主要地域在山东、直隶 （今河北一带）以及豫东和苏皖北
部一带。义和拳在山东的反帝斗争开始于80年代。1886年，冠县民众就在
义和拳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教会霸占农田改建教堂的斗争，直到1895年甲午
战争后，人民群众反帝斗争高涨，义和拳也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1896年，
鲁西南的大刀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被残酷镇压之后，又和
义和拳并肩战斗，转战山东各地，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洋教斗争，倍受帝国主
义欺凌的劳动人民，纷纷加入义和拳，以反抗洋教和官吏的压迫。
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英国居威海卫以后，义和拳在山东的反洋教斗争
和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结合起来，迅速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1898
年，冠县义和拳在净书勤、赵三多的领导下，竖起“助清灭洋”大旗，焚毁
教堂，揭开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新篇章。日照县义和拳发动群众开展对德
国传教士的斗争，其他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侵略者面
对义和拳的迅猛发展，吓破了胆，要求清政府加强镇压。1899年初，清廷改
派刽子手毓贤取代镇压不力的张当梅为山东巡抚，妄图以更残酷的手段扼杀
人民的反抗斗争。但是，反帝反封建斗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谁也无法
阻挡。1899年9月，爆发了朱红灯领导的平原起义，吹响了义和拳大规模反
抗斗争的进军号角，义和团在鲁西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
清朝地方官员面对蓬勃兴起的义和拳运动，大体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
认为义和团来源于邪教白莲教，只能通过“剿”来扑灭。平原县令蒋楷和后
来的山东巡抚袁世凯都是这一主张的坚决执行者。另一种主张“抚”，认为
义和团的斗争锋芒主要针对着外国人，且势力强大，武力镇压会激起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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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应该收编义和拳。毓贤所采取的由剿到“抚”的策略，客观上有利于义
和拳的反帝斗争在山东的发展，但也使义和拳认不清官府的丑恶嘴脸，以至
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一些义和拳营领被官府诱杀。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度恐慌，逼迫清政府严厉镇压。
12月，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了毓贤，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袁世凯死心塌地投靠帝国主义，力主严剿义和团，在山东推行血腥的屠杀政
策。在战斗中，义和团勇士一批批地惨死在屠刀下，到1900年春，除少数团
众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战斗在直隶边境及各县交界的少数地区外，大部
分义和团则暂时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活动或暂时解散。从此，山东各地义和
团反帝斗争暂时转入低潮。袁世凯虽然做到了使自己统治下的山东没有大规
模的义和团活动，但是毕竟不能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这场大火。这时义和团
的活动中心渐渐由山东转移到了直隶，掀起了更大的反帝风暴。
直隶是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中心也是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最集中的一个地
区。饱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和教会势力欺压的直隶人民，长期以来就
不断掀起反封建、反瓜分和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之
后，很快就蔓延到毗邻的直隶省，到1900年春夏，义和团的组织几乎遍及直
隶所有州县。直隶总督裕禄派重兵镇压，被义和团在涞水和涿州打得屁滚尿
流，裕禄又派出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聂士成武卫军前往镇压，同样不见成
效。
义和团在畿辅地区的迅猛发展，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慌和震动。主剿派认
为只有坚决镇压义和团，才能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主抚派认为义和团已成
燎原之势，镇压不得，况且在京城附近动刀动枪也过于危险。慈禧很快倾向
于主抚，下令停止军事镇压，同时派刚毅、赵舒翘等大员到涿州一带去宣布
朝廷“德意”，以示安抚。聚集在京郊务地的义和团趁势涌入北京城内。6
月中旬以后，义和团在北京的力量越来越大，帝国主义侵略者又要挟清政府
交出大沽炮台，并声称增兵进京保护使馆。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义和团
由“剿抚并用”变为“安抚”，企图加以控制利用，于是义和团大批开进北
京。北京城内的广大手工业老和城市贫民，积极参加义和团，到处设坛练武，
制造新式武器，烧毁教堂，义和团运动进入了高潮。
与此同时，义和团在天津的活动也日益高涨起来。天津是华北最大的通
商口岸，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北部的重要侵略基地。长期以来，天津人民同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始终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斗争。1899年，山东和冀中的义和
拳陆续传到天津，农民开始秘密传习。1900年2月，天津城内已有义和团的
公开活动，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虽然多次谕令查禁，但均告无效，义和
团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在天津城内发展，义和团在天津市声威大震。
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北京的蓬勃发展，震动了全国上下，激起了强烈的
反响，1900年春夏间，人民反帝斗争的怒火迅速燃遍中国大地。山东义和团
重又掀起反帝斗争的新浪潮；遭受沙俄蹂躏的东北三省，义和团的斗争形成
了很大声势；山西省的义和团也十分活跃，猛烈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蒙族
人民的反抗斗争遍及了整个草原；河南省在山东、直隶等地义和团斗争浪潮
的影响下，人民群众也迅速地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风暴。当义和团爱国运动席
卷中国北部地区的时候，中南、东南、西南等地的广大人民群众也纷纷响应，
绝大多数省份都发生了以打击教会为目标的群众反帝斗争。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后不久，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当清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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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抚政策日占上风的时候，绣着“扶清灭洋”四字的义和团大旗高高飘扬。
当帝国主义列强看到形势的发展已严重威胁到他们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
治，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严重打击，就改变了过去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做
法，决定直接派兵镇压义和团，并妄图乘机瓜分中国，从而发动了一场八国
联军的侵华战争。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