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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兵的张志勇是苗寨的一个另类，他家里只养了8头猪，没有养牛羊。张志勇说以前是养了牛羊的，但老婆生产时大出血，家里的牛羊和值钱的东西全卖光了。张志勇去年靠乐施会的小额贷款1000元（乐施会的小额贷款最高限额为1000元），养了8头良种猪，上了些饲料，半年就出栏（当地一般一年多出栏），一年就赚了一栋新房子。张志勇说，今年的8头猪可以赚4000元，年底将再盖一栋新房。张志勇是寨子里最穷的人，因为他家没有牛羊，不杀年猪，但张说不打算养牛羊，因为养猪省事且来钱快。张志勇说要是有1万元做本钱，他一年要养100头猪，一年能赚几万元。张志勇认为种地不来钱，地里产多少粮食并不重要，主要的是兜里有钱。当了几年兵的张志勇尽管现在兜里的钱并不多，但他说将来兜里的钱肯定会比寨子里的其他人多。如果寨子里的其他人都接受了张志勇的观念，也许生态脆弱的苗寨会严重缺水，甚至长不出粮食，粮食没有了，张志勇养猪发财梦也许就破灭了。
苗寨传统的财富观也许是〃落后的〃，会被淘汰，但这种传统的观念也许是正确的；张志勇的财富观也许是〃先进的〃，会逐渐成为苗寨的主流，但这种观念从长远看也许是错误的。社会就是这样在发展，苗寨是一个缩影。
（二）扶贫不仅仅是给钱
在云南剑川县象图乡3000米高山的白族大满山红山寨，我们步行了30里山路才到达这个高寒山寨。2000年，李海玉家得到了乐施会建立的社区发展基金的2000元的母畜贷款，她家的羊从无到有，今年有了12只，到明年至少可以发展到18只；牛从1头发展到今年的6头，到明年至少9头；马从无到有，今年有了4匹，到明年至少可以发展到6匹；去年养了1头母猪，几年产了6个猪崽。这个只有204人的白族山寨，现有牛马各300多头（匹），羊1800多只，家家户户用上了电、自来水，还建起了学校、卫生室、兽医站，为了把农产品运出山寨，寨子里还组建了马帮。每每听到大满山红的马帮〃叮叮咚，叮叮咚〃的铃声，昔日的〃茶马古道〃仿佛就在眼前浮现。寨子里的80多岁的赵大爷说，要不是有乐施会的母畜贷款，我这一辈子怎么也不敢想象〃牛羊满圈、绿色满坡、清泉上山、电影到家（电视）〃的美好生活。在一个海拔3000米，毛主席的干部一年也只去一两次的深山里，户平均2000元的母畜贷款，竟然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要不是亲历其间，我怎么也难以相信。
在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的母畜贷款之前，当地政府也搞过小额信贷的扶贫项目，但不仅经济没有发展起来，连本钱都没有了。我问当地的村民，为什么政府的小额信贷就没有社区发展基金好呢？村民回答说社区发展基金是他们自己管理的，什么时候贷款，什么时候还款，贷款干什么，不还款怎么办，利息定多高，都是村民讨论决定的。社区发展基金的利息比政府的小额贷款的利息低好几倍，贷款还款不需要托关系，既方便又透明，利息收入还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村里有一个大家选举产生的社区发展委员会，每到还款的日子（一次贷款，分四次还清），发展委员会就将村民都集中起来还款，讨论利息的用途，决定发展的大计，还款的日子寨子里就像过节一样。
在澜沧江边雪林乡的拉祜族寨子，一个来自四川大山里贫困人家的名叫胡光辉的小伙子，在完成当地学校的工程后留了下来，小伙子爱上了寨子里美丽的山水和善良的拉祜族姑娘鲍小妹。胡光辉把拉祜族又低又黑的竹木房改造成了又明又亮的砖瓦房；用四川的省柴灶代替了在堂屋中生火做饭的习惯；引进了四川杂交水稻生产技术，粮食的产量由亩产200多斤提高到1000多斤；过去养猪要一年多才能出栏，小胡养猪只要半年就可以出栏了……雪林的拉祜族寨子娶了胡光辉一个穷光蛋女婿，可寨子里的人说他们娶的不仅仅是一个女婿，娶来的是财富，小胡改变了一个寨子穷困的面貌。在一般的人看来，穷就是没有钱，扶贫就是给钱。我所看到的由上海对口帮扶的一个佤族寨子，投入了不下500万元，虽然村民都住上了新房子，但他们中有些人依然没有饱饭吃，依然没钱花，依然家徒四壁。人和人的智慧是能转化为无穷无尽的财富的，就脱贫而言人和人的智慧（主流话语称为人力资本）也许比金钱宝贵得多。但现实中，胡光辉到拉祜族寨子落户的事小到足以让人忽略不计，而上海给一个寨子捐款500万元，足以让一个县的四大家领导、所有的媒体、所有受惠的人兴奋不已。
（三）贫苦不是谁的错
在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山寨，经常会遇到这样有趣的情况：你问一个人多少岁了，他回答说25岁，坐在旁边的另一个村民会纠正说：不对吧，你好像40岁了。
在这里有丰富的水资源，有好的梯田，日照也非常充足，但这里的水稻亩产不到300斤，村民严重缺粮。乐施会来到了这里，带来了新种子和新技术，一点一滴地协助村民改变望天收的习惯，粮食的单产最高达到了1300斤。在社区发展委员会的指导下，5斤种子（40元钱），可以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这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1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没有亲身的体念，怎么理解财富的空间差异如此之大啊！难怪在北京上海深圳的一栋房子，在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抵押贷款上百万，而中国农村的房子在中国人民银行里却分文不值！在北京上海深圳1亩地的市值数百万，在木古坝一座大山的市值也许不值一文！
生活在古泥盆的傈僳族是我到过的几十个少数民族中最慷慨的民族，他们依然过着狩猎生活，捕到猎物时，他们会与周围所有的人（包括异族）分享他们的食物和快乐；傈僳族也是我到过的所有民族中最贫困的民族，他们靠狩猎为生，由于森林的锐减，狩猎的收获大不如从前，傈僳族的人们靠狩猎已经根本不可能维持生存了，加上他们的慷慨而不储存食物（没有计划性），挨饿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傈僳族更是我到过的所有民族中最坚强、最要面子、最相信天意的民族。傈僳族人从不到政府领取救济，宁可饿死也不向他人伸手（包括政府），他们从不把贫困的责任推向任何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贫困是天意。当然，傈僳族并不拒绝他人的帮助，他们拥有财富也会毫不吝啬地和他人分享并乐于帮助他人。在傈僳族人看来，人和世间的万物都是上苍的产物，都必须听从上苍的安排而按照一定的次序生存。动物和植物是上苍安排给人类的食物（财富），食物（财富）是天下人的食物（财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将天下人的食物（财富）占为己有。
云南有26个民族，有26种文化；云南有多样的生态，多样的物种。在云南美丽的崇山峻岭之中，你一路走下来，从香格里拉到苍山洱海，从母系社会摇篮的泸沽湖到纳西文化中心的丽江古城，从澜沧江到湄公河，从四季如春的高原滇池到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哪里不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呢？谁能说云南不是富有的呢？可是，就是在云南，却有国家级贫困县73个。年收入在860元以下的人口有764万，其中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占286万人。有240万人居住在草房和岩洞里。云南有26个边境县，有4000多公里的国境线，有15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他们不种大烟，守着贫困，因为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公民，他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身处云南，我常常觉得云南的富有和云南的贫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云南的富有何尝不是少数民族对大自然和历史文化的爱惜而克己的结果呢？云南73个县的人民的贫困，何尝不是他们为了云南的富有而付出的代价呢？其实，云南的富有又何止仅是云南人的富有，云南的富有真正是中国人的，属于天下人的。但73个县的贫困却是764万云南人的贫困。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云南73个贫困县的同胞要在2020年达到小康（人均8000元年收入），其年人均收入要年递增近400元，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啊！也许这个目标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是天方夜谭！穷人的贫困岂能只属于穷人，只要社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也许实现这个目标算不了什么难事。
乐施会扶贫的地方，都是云南贫困县中最贫困的少数民族寨子。在我所介绍的象图乡和岳宋乡，当地政府修1公里4―5米宽的沙石路只需要7―8万元人民币。修了公路农民的一只羊就可以多卖250元，一斤茶叶就可以多卖20多元，谁说他们就不能同我们一样富有呢？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修1公里地铁需要数亿人民币，修1公里磁悬浮铁路需要数十亿人民币。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地铁，我们的贫困山区就可以多修4至5米宽的沙石公路1万多公里，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的磁悬浮铁路，我们的贫困山区就可以多修十几万公里的沙石公路。
在我所到的贫困寨子，修一个砖瓦结构的80平方米的民居，大约需要8000元。8000元只是北京、上海、深圳房屋的1平方米的价格啊！北京、上海、深圳空置着数百万平方米的房子，而在中国贫困地区却有数百万的穷人居住在茅草房和岩洞里。在北京、上海、深圳人们养只狗要花费数千元，这些城市养着数百万只狗，在贫困的地区供一个学生初中毕业所需要的学费4000―5000元，在我所到的贫困地区初中毕业的比例不到10％，中国有数百万的贫困孩子上不了学啊！我以前在乡里当书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