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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对李真被中纪委采取“两规”措施后，程维高对吴庆五说：“我已经打听了，李真被抓，是×××到中央告状的结果，他搞李真不是目的，主要是想搞我。谁告我们，我们就告他。你抓紧收集×××以及他老婆、儿子的问题，向中央告他的状，写匿名信。”吴庆五便写了一封“揭发” ×××。
2000年5月上旬，吴庆五给程维高家打电话时，程维高对他说：“你不是出国了吗？怎么还在国内？赶紧走！我已经叫阳阳（程慕阳）去加拿大，暂时不要回来。”
从上述文字来看，程已经陷入这个犯罪集团的活动很深很深了。程为什么要这样搞？是因为李真已经跟程维高建立了“很深的关系和友谊”（李真语）。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6）
这份材料还披露：
在政治上，程维高与秘书相互利用。关于这一点，李真在他《心灵的忏悔》中有明确说明：“1992年，我任程维高省长秘书。由于程与当时省领导尖锐的政治对立，使程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极需要支持的时刻，我真诚地为他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用我当时所言：为他披肝沥胆，舍生忘死都极为情愿。我的前任程的秘书吴庆五在维高的事业上曾与我风雨同舟，共同拼搏。”
李真、吴庆五对程是如何付出“艰辛努力”的？据了解，1992年，程维高与当时的省领导因干部安排等问题分歧严重，程维高安排李真和吴庆五向中央、中组部、中纪委写匿名信，写好后交给程维高改，然后发出。李真说：“程维高当着我和吴庆五的面布置任务，还让我们找河北省原来的领导反映情况，请他们也向中央反映问题。有一次，程维高让我拿着匿名信找当时省里一位领导。实际信就是我们写的。吴庆五平时掌握、搜集的情况多一些，也积极帮助组织材料。”
李真在他《心灵的忏悔》中写到：“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使我们自然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和友谊。当1993年初中央决定程维高主持河北省委工作，我成了河北历史上最年轻的省委书记秘书时，他对我也格外感激和格外信任。可以讲，我们之间无话不说。在河北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这种特殊的状态也使我很快就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其影响和作用远超过了我的实际权力。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养成了我骄狂、自以为是的坏作风。”
程维高使李真在政治上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过了实际权力”，而李真也投桃报李地为程维高在政治上做了更多“事情”。据调查，1993年，程维高对省里一个领导产生不满，就让李真写了封匿名信，反映其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寄给了中纪委；1994年，程维高因另一个省里领导不听他的意见对其产生不满，让李真写了封匿名信，寄给当时正在石家庄的中央考察组。李真后来说：程当时作为省委书记，完全可以亲自向考察组反映问题；1995年，程在张家口的一个宾馆对李真说南京有个人写信告他，要李真打匿名电话恐吓这个人，并给李真提供了这个人的电话。程告诉李真说：“告诉他不要太放肆！”李真马上当着程的面给这个人打了匿名电话，结果这个人被吓住了。李真回忆说：“当我打电话时，程就在旁边捂着嘴笑。”
在经济上，程维高与李真相互“支持”，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牢固。李真对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经商给予了诸多关照。 1994年河北省在北京筹建河北大厦，程慕阳采取欺骗手段想要获取1071万元转让费，为此，李真多次找相关人员让赶快给钱。李真说，他“深知‘南京二建’与程维高的关系很不一般”，知道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的不少工程都是“南京二建”垫资建的，于是他千方百计帮助“南京二建”，亲自给原石家庄市长张二辰（已判刑）打电话催要欠“南京二建”的款，亲自让石家庄市国税局停止与省第四建筑公司建办公楼的合作，改由“南京二建”承建等等。
程维高与两任秘书的“密切关系和深厚友谊”，不仅毁掉了秘书，也毁掉了自己。
“命中缺金”的李真
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建委风云》里所提到的石家庄国税局大楼招标的例子，就是吴庆五、李真等人“化腐朽为神奇”的“商战成功”的典型范例。这个工程本来已经给了河北四建，省四建进了点，也建了临建，工程也开了槽并已进展了一部分，可是，突然有一天，吴庆五找到了李真，要他无论如何要“干预”一下招标的事，李真亲自找到国税局负责人为南京二建说情。石家庄国税局只好中止了同河北四建的洽谈，重新制订招标方案，南京二建从河北四建手中“横刀夺爱”，硬是劈手拿下了这个工程。
南京二建中标后一个月，吴庆五从这个公司拿到了40万元人民币，兑换成5万美元，交给了李真。
李真为什么索要这5万美元呢？据称：李真听到了一些不好的风声，想转移赃款，可是箱子里钱没有装满，凹下那么一块去，看上去总有点别扭，于是灵机一动，再捞上一笔钱把箱子填满，以图个“圆满吉祥”之意。
贪官的逻辑有时就是这样令人匪夷所思。
据一位和李真共事多年的老干部称，李真在工作、生活中确实比较迷信，一直和北京一个懂《易经》的“大师”保持着密切联系。
李真在被“双规”之前，本来按预定计划他将于3月2日去北京开会，他这个人很警觉，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的东西——什么证件啊，护照啊，个人细软物品啊，全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如果3月2日他真的去了北京，以李真的神通广大，那结果就很难说了。有人甚至这么分析：如果放他去了北京，也许这个案子就办不成了。
为了稳住李真，省委一位主要领导中午11点多给他打电话，要他下午去省委开会。李真在去省委的路上还警觉地给北京的“大师”打了电话，问会不会出事。“大师”告诉他，上面有“贵人”顶着，有惊无险。
关于李真究竟为什么“栽”进去的，河北的干部老百姓议论纷纷，其中不乏“演义”和“传奇”之成分，这里摘取一二。
一说李真神通广大，经常出入北京各部委。一日，他托了关系要请中纪委的两名室负责人吃饭，中纪委的这两名官员听人介绍，河北的李真年纪轻轻，官居厅级，定是一位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干部，于是欣然前往，饭局间言谈甚欢。席终，李真说：“这回来京，也没什么准备，给二位带了点河北的土特产，不成敬意，请收下。”送上两个拎包，中纪委官员也没在意，收下了。回家打开拎包一看，哇，什么“河北土特产”啊，全是钱，一沓沓簇新的百元大钞！大骇之余感到问题严重，反映上去，引起高层重视，遂指示严查，这个大贪官终于浮出水面。
二说李真被“双规”之前，右眼皮跳个不停，心里没底，于是去一个算命先生那里测吉凶。算命先生说：足下是极尊极贵之相，然则五行缺“金”，若添一点“金”，则运道自然圆满。李真问：我是否要改名字？算命先生闭目算一番，摇头道：无妨，前头自有贵人助足下一“金针”，届时足下会高枕无忧了。李真大喜而去，然而不久便被“双规”，升格为逮捕、起诉、判处死刑、高法核准死刑，在唐山刑场被注射死亡。有人据此责怪算命先生算得不准，该打屁股，算命先生笑云：我怎么不准了？“金针”，注射针管也；高枕无忧，毙命也。李真命里缺金，高法赏给他一根夺命神针，岂不是成全他五行圆满了吗？另，“真”与“针”，是否又是一个冥冥中的巧合呢？
从这些老百姓的传说中，反映了人们对贪官的愤恨，也体现了广大群众要求官员们清廉勤政的愿望。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程维高（1）
我只在电视中见到过他
“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保证反腐败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严格执行责任追究的规定，领导干部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反腐败工作敷衍塞责、不闻不问、不抓不管以致屡屡发生大案要案、造成恶劣影响的，必须对其进行责任追究！……”
程维高做完了大会报告，又一次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后，习惯性地端起茶杯喝水，听着主席台下如雷鸣般的掌声，不动声色。旋即放下茶杯，平静地坐着，踌躇满志地向鼓掌的人们点头致意。
在家里每当在电视上看到“河北新闻”的时候，我都能看到程维高在大声呼吁整顿河北风气，振兴河北经济的形象。我常常想：他是否也曾想过，自己的行为正一步步将自己拽入深渊呢。实际上，更多的可能是，他意识不到，因为他一向很自信，不相信就凭一个小老百姓的检举就可以把自己拉下马。从省“一把手”的高位上退下来以后，也许，他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要走好下面的每一步棋，熬完中纪委对相关事情坚持不懈的调查以后，自己告老还乡，以前辛辛苦苦为后代铺设的道路将是一马平川。
每个中国人都这样，不但希望自己过得好，而且希望子孙后代过得也好，甚至比自己还要好，这是中国人对后代的强烈责任感的真实体现，甚至许多外国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对于子孙这种近乎溺爱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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