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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巍峨大别山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不是寒冬的严霜
二十一岁“小师政委”魂断护儿山。红二十八军老人记得军政委高敬亭抱着他的尸体痛哭。他亲自为方永乐换上新衣，揩干他身上的血迹。亲自主持追悼会，对天鸣枪致哀。他对群山峡谷说：“方永乐同志是个好同志，为红二十八军建立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贯忠于党相信同志；他是红二十八军的优秀指挥员，英勇善战，威名远扬。他的死是红二十八军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为失去这个好战友而痛心。”
战士们抬着“小师政委”方永乐埋葬在护儿山上。
方永乐之死，使高敬亭感到有愧。在红二十八军领导人中，方永乐有很高的威望。战士们爱他，他对战士有很深的感情。手枪团有位上了年纪的教官，是我军与东北军作战时俘虏过来的，他是出色的机枪射手，方永乐很看重他，请他教红军战士打机枪，还经常同他谈心，老机枪手很受感动，热心做教官工作，但由于家乡沦陷，思念亲人心切，渴望回去同家人团聚。方永乐答应寻找时机放他回家。红军打孔垅镇来到长江边上，方永乐让他坐长江轮走了。临行时，老教官依依不舍，表示回东北后他还去找共产党。
高敬亭很严厉。由于长期坚持对敌的警惕性而对内部的同志也爱多疑，甚至发展到甚至不近人情的地步。如某个战士丢失一颗子弹，或在宣传中的标语里写错了一个字，或在开会时没到会，他就将人家当成“反革命”，严加处罚。而方永乐往往在对待这些问题上同他当众争论，不免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一次，高敬亭在鹞落坪驻地发现他的饭碗里有人投毒，没有查明原因，就把炊事班的同志全部处决。年轻气盛的方永乐阻拦不住，高敬亭把他也关押起来。
内部之隙，为敌所乘。一个叛徒跑到敌方告密，引来了敌一○三师三团对红军的堵击。就在战斗最紧急的时刻，被关押的方永乐流着眼泪对高敬亭请求说：“老高，我是不是反革命，等这次战斗结束后你再审查。你要枪毙我，也得让我把敌人甩掉，把部队带到安全地带！”
高敬亭应允，亲自为方永乐松绑。
方永乐立即指挥部队，抢占山头，投入激烈的战斗，结果战斗胜利了，而他却没有回来。听战士们回来说，“‘小师政委’为保护军政委和部队安全，让战士们都撤走，他一人阻击冲过来的敌人，就站在阵地前，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战士们看到他把敌人全部打了下去，敌人的子弹也像雨点般向他射来，他没有躲闪，身中数十弹壮烈牺牲。”
高敬亭听了泪如泉涌。他深知方永乐的枪法百发百中，如果不是含冤他不会死的。方永乐的死使他想起皖西特委书记，二四六团政委徐成基。
这是两个带领鄂东北独立团在抱儿山与他会合的人。徐成基被他留在舒城驼岭领导皖西北特委工作。他建立便衣队，创建游击根据地有卓越成绩。他几次率领手枪队化装潜出合肥郊外，配合独立游击师打击反动势力。1935年冬天在光山、罗山。新集交界地带，破袭“九里十八寨”。全歼守寨的反动武装，解救了几百名坐牢群众，整个“九里十八寨”一片欢腾，豪绅地主惊恐万状。有的向便衣队缴械投降，有的派人与便衣队联系，表示不再与红军作对，并愿为红军效劳。
1936年3月，徐成基到麻城三河口向高敬亭汇报请示工作，鄂东北此时正在“肃反”，高敬亭把他也作为“肃反”对象，撤销了他的警卫员，缴了他随身带的手枪，责令检查交代问题。徐成基受到极大的冤屈，但并没有动摇革命信念，只身寻找革命队伍。他来到英山瓦夺庙被叛徒告密，“白狗子”端着枪合围而来。手无寸铁的徐成基与敌搏斗，赤手空拳打死敌联保主任和一敌对分子，不幸被敌人残酷杀害！
徐成基不是含冤出走也不会死。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背信弃义，下达密令：务必趁与共方谈判之机，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消灭共产党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组织。具体时间限定为三个月。
蒋介石实行“北和南剿”的策略不奇怪。攘外必须先安内，一直是他的主张。正是为了亲自监督东北军和西北军对陕北中央红军进行“围剿”，他才飞往西安。不想却被扣留了，全盘计划因此而打乱，不得已才被迫答应联合抗日，建立统一战线。蒋介石到死都坚持认为这是因为张学良和杨虎城被共产党利用了，从而坏了他的大业。现在光北方的红军就令他伤透脑筋，欲除不能，那么，若南方又冒出一支强大的红军游击队，这样南北一呼应，他的蒋家王朝还保得住？
蒋介石能不利用与共产党谈判之机，企图迅速地剿灭包括鄂豫皖边区红二十八军在内的南方游击队？
那时，南方红军游击队虽然相对弱小，人数也有限，但却是国共双方都极为看重的一个战略支点。这个“支点”是谁也不敢忽视的。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浴血奋战，坚韧不拔，其意义也就在此。
因此，西安事变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内战虽然基本上已停止，但南方各省游击区包括大别山区所面临的形势，不是趋向缓和，而是显得更加紧张和白热化了。
1937年4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豫鄂皖边区主任公署”撤销，成立‘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任命卫立煌为公署督办，并授予他调整撤换辖区地方有关官员的权力，以期加强对鄂豫边的“清剿”指挥。
卫立煌总结多次“清剿”失败的教训，强调切实贯彻“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清剿”方针，要求国民党各级政府与正规军配合，加强防卫。强调在“清剿”红军主力的同时，对便衣队也进行彻底“清剿”。然后，下达并部署了具体的“三个月秘密清剿”计划。
由于红二十八军主力在鄂东北活动，所以，卫立煌把此次“清剿”的重点定在鄂东北。
5月，国民党新的大规模“清剿”就全面开始了。
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凶狠的一次。
鄂豫皖边游击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但是，以高敬亭为首的红二十八军主要领导人却没能及时对敌人新的“清剿”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麻痹轻敌思想，对严酷的现实认识不足。致使红二十八军主力长期停滞于鄂东北一带，正置于国民党重点“清剿”区域内，由于延误了转移时机，结果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仓促应战，舍命突围，致使红二十八军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损失。高敬亭不但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部署反“清剿”上，行动上未作必要的准备，反而在鄂东北“整顿”道委，大规模开展错误的“肃反”斗争，使鄂东北地区和军队许多优秀的领导人遭到错杀、错押，严重影响和削弱了领导力量。而新任命的领导人，又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以致屡屡出现不应有的失误。
“肃反”扩大化，一直是鄂豫皖边游击区存在的问题。仅鄂东北道委书记，先后三任全被错杀。1935年5月，错杀芦丛珠；1936年2月，又错杀接任的罗作凡；1937年5月，再次错杀卓有成绩的陈守信。其他被错杀的重要领导人先后还有鄂东北道委妇女部长张宗杏，光麻县委书记芦祖应，特委书记张赐福，红罗光县委书记吴昌夫、鄂东北独立团政委陈明江，罗山县委书记张以宽，英霍潜太四县游击师政委刘正北，岳西县委书记刘寅宾等。罗破孝特委书记前后错杀两任，1936年2月，错杀吴光陆，1937年5月，错杀郑定国。罗破孝第九路游击师长方忠厚，鄂东北独立团团长秦贤安、政委黄仁廷等被撤职、扣押。就连战功卓著的原红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也曾被肃反罚做苦工。一次红二一八团和苦工队及部分群众在九棵树一带筹粮，遭遇安徽省保安团两个营的围攻。这时红二一八团已分散在白塔畈周围，苦工队一面隐蔽在九棵树山林里；一面派人向红二一八团报告。当敌前卫营进入九棵树时，早想“冤死不如战死”的苦工队，在林维先率领下抡起扁担冲入敌群，与敌格斗，敌火力难以施展，山林中像古战场，勇士们与敌捉对儿厮杀，此时红二一八团闻讯赶来，苦工队越战越勇，敌人大败，红二一八团得胜回到熊家河，高敬亭受此感动，将缴获武器弹药装备了苦工队，正式编为红二一八团第三营，苦工队摘掉了“待处置”的帽子，林维先由苦工队长升为营长。
如今健在的红二十八军老人，跟随高敬亭多年，对军政委怀有深厚感情。但他们说，有一次，红八十二师和三路游击师八百多人行至长山冲乌凤沟时遭敌重兵包围，从燕子河、长山冲突围出来的红八十二师有一百余人；三路游击师有一百三十余人；三路游击师师长高克文向高敬亭汇报说红八十二师师长周世觉同志牺牲了，高敬亭听过汇报，却含着泪水将高克文逮捕，后在熊家河将身负重伤的高克文同志杀害。老人说，“他这样做是错误的。”
鄂豫皖肃反扩大化恶性循环，大批优秀指挥人员遭到错杀。错押，给红二十八军以及鄂豫皖游击区带来了重大损失，高敬亭应该负主要的、直接的责任。但在肃反问题上，高敬亭虽然错杀了一些人，给革命带来危害，又与张国焘不同。现在也很难说张国焘在肃反中究竟杀了哪些真正的反革命，而高敬亭在肃反中却杀对了一些，并尽量实行少杀或不杀。何况肃反问题是红四方面军时期，红二十五军时期沿袭下来的，高敬亭没有得到上面制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