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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读过一本研究日本文化的经典作品《菊花与刀》，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独具慧眼，从菊花和刀这两个特殊的意象中发掘出日本文化的内在品质：“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看一看从二战结束到现在整整六十年时光中的日本，我们无疑应当向本尼迪克特女士致敬，她对日本文化模式和日本民族性格的典型刻画，至今没有过时，恐怕也永远不会过时。说政治与花有什么关系，肯定有人认为是荒谬的，但用在日本身上未必荒唐，菊花作为日本皇室的徽记，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菊花和代表武士道精神的战刀配伍，让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尤其是对日本侵略有切肤之痛的国家和人民，很难忘却菊花里的刀光、樱花里的阴谋，是军国主义的阴影让这两种不幸的花朵蒙辱含羞。
我不能说是天生厌烦菊花的。每年秋天我所居住的城市街头，到处都有贩卖菊花的市井走卒，我也偶尔驻足观赏，然而一次也没
有买过。我并没有因为菊花在日本的特殊象征关系而非议一种天然花卉，但很久以前我就因为不喜欢黄巢所写的那首杀气腾腾的《不第后赋菊》而对菊花敬而远之了，甚至到了有点神经质似的对作茶饮的菊花也一概拒绝。想一想这样的菊花是不是令人心生恐惧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杀人如麻的黄巢搅得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伤了元气不说，而且也让腥风血雨中的菊花从此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恶之花。黄巢绝没想到，他未竞的心愿在东瀛日本得以实现。这不知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当年日本派往中国的大批遣唐使，恐怕未必不知道黄巢吟咏的菊花有着多么强烈的政治意愿。在本尼迪克特笔下，菊花与刀代表了日本的两面性和矛盾性，也代表了日本的不可捉摸性和反复无常性。我和许多人一样，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两人的眼里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前者是飘忽不定的，意味着随时随地可以出尔反尔，批发着言不由衷的辞令，口善而实不善；后者则目光如炬，坚守道义，表明了内心的真诚和承诺，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我想如果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作一次民意调查，曾经以一国总理之躯向受纳粹迫害的犹太民族下跪的德国会赢得人们的信任，而至今对世界舆论躲躲闪闪连个真诚的道歉都不愿做，甚至不惜抹杀历史事实的日本则会失去信任，那些眼泪已经流干而仇恨仍在胸膛的慰安妇们能宽恕这样的日本么？那些饱经日军铁蹄践踏的国家和人民能放心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么？因为无人不知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在二战中崛起的战胜国啊！从六十年前的战争策源地到六十年后的经济猛兽，日本的变化似乎永远是表象的、外壳的，骨子里仍然跃跃欲试着极强的征服欲和帝国梦。我知道这一切将使日本这朵菊花不仅不能盛开，而且它所隐藏的刀光，必定会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对它所标榜的亲善心存疑虑。这也就是日本的某些领导人和政治团体为什缶既不能取信于自己的邻国，也不能取信于自己的人民的根本原因。
若要问我喜欢日本的理由，可能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向人类奉献了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画家东山魁夷，音乐家小泽征尔的国家呀。而要是问我不喜欢日本的理由，何止千条万条，最不喜欢的就是六十年前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的鬼子们和如今还在为鬼子们招魂的政要们的行径。说句老实话，我和普通的中国人都没有刻意要与日本人过不去，也丝毫不觉得普通的日本人有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当年出国潮中，我的朋友就有几位是东渡日本的，据说在那里也还过得可以，但自从靖国神社成为两国关系中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时，朋友们的爱国心便早就超过在富士山下安居乐业的闲情逸致了。其中有个朋友还二话不说辞掉了很有诱惑的大公司的厚禄，回到了西北老家。我在平凉工作时的一个同事，如今已经退休了，说起来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他至今从未看过任何一部日本影视片，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街小巷争看《追捕》、《阿信》、《血疑》等日本影视剧时，他却一脸鄙视。我问他为什么无动于衷，他不回答，只是一言不发地低着头抽烟。后来他才告诉我，他的长辈中有多位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他的母亲也是蒙受了奇耻大辱的，他这个南京人从来都没有忘却当年三十万大屠杀死难者。恐怖使他清醒，清醒使他仇恨，仇恨使他牢记。尽管他也承认自己拒绝看日本影视剧是一种偏执，但他无法和别人一样心情坦然地面对那些来自日本的喜怒哀乐的镜头。他平时一直在大量地阅读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像《烈火金刚》、《平原作战》、《苦菜花》、《敌后武工队》等书都被他翻烂了。那时我和他常常躲在农民废弃的土坯房里靠手电筒彻夜看书，常常为他伤心的哭声而默默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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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青之：菊花里的刀光（2）
二战战史上有许多经典战役，我都是通过史书和纪录片知道的。我常常这样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能不喜欢斯大林的武断专横，但你无法不感谢苏联红军在东北对日本关东军的全面歼灭；你也可能不喜欢罗斯福的美国式谋略，但你无法不由衷地赞叹美国人的参战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神经。当然，二战中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以三千五百万生命的牺牲，将最凶恶的日寇打败了，这是二战史册上最波澜壮阔的一幕。可惜美中不足的是，我们没有让日本军国主义者得到足够严厉和持久的教训，甚至像天皇裕仁这样的头号战犯都逃脱了审判，而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魁首冈村宁次、731细菌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郎也轻易地逍遥法外。这都为日本在战后六十年来一直没有像样地反省过自己的罪责留下了无可挽回的隐患。不说别的，当年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甲级战犯中，竟然有重光葵这样的战犯再次当上日本外相的，更有岸信介这样的战犯直接就任日本首相的，这足以说明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都没有让日本人从根子上消除军国主义的思潮和梦想，战争的遗毒仍然左右着日本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作为受害最深的中国，过去几千年里都是被日本人奉为“老师”的，“一衣带水”和“同宗同源”的关系使国人直觉地以为“学生”不会打“老师”，其实不然。有一个说法，越是有能力教训日本的国家，如美国，则越受到日本的正眼相看，而越是对日本低眉顺眼的国家，越是被它欺侮轻视。我清晰地记得，为了弹丸之岛“竹岛”的归属权，韩国民众不惜举国抗议，更有青年断指盟誓，以热血之躯捍卫韩国主权。我们可以想见正日趋强大的中国，对死不认罪的日本少数极右势力，也当以同仇敌忾的心态，不仅勇敢地说不，而且理当向日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宽恕一切由战争贩子对中国人民制造的侵略罪责。
我是二战结束三年后出生的中国西北人，对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二战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基本上是源于历史教科书。当然，日本人自己编的一再篡改了历史真相的所谓历史教科书，是骗子们的把戏，没有哪个中国人屑于一渎。在我的读书和写作生涯中，对日本文化、日本历史、日本文学乃至日本美术的关注，在数量上是不少的，但常常纳闷：如果万物有灵的话，像日本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文化和自然风光的绝对算得上美丽国度的海洋列岛国家，怎么会滋生出视生命如草芥的法西斯主义？怎么会对有恩于它的大陆邻国有着
那样惨绝人寰的侵略和屠杀行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经过了六十年的星转斗移，这个曾经以雄狮鹰隼的凶蛮形象让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蒙受巨大苦难的战败国，至今仍然以铁石心肠在各国人民的怒目怒斥怒吼中无动于衷，仍然对靖国神社供奉的恶魔的阴魂情有独钟，仍然以一副自傲于受害国家和人民之上的冷酷无情出现在各种场合，仍然以为当年的战争机器和当今的经济大国都具有不可一世的力量。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让邻国失去安全感的国家，我们当然需要它的道歉和反省，但我们更需要认清它的劣根和本质。当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敢于对日本说不的时候，当日本政府的头面人物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战争受害国的谴责、抗议以及这些国家人民的心头怒火置若罔闻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在提醒日本以史为鉴的同时，更加坚定地表达我们内心对军国主义的愤怒、憎恶和腻烦。
很多中国人都自以为最了解的国家是日本，大概是受了所谓地缘政治学的影响吧，似乎“远亲不如近邻”这句朴实到家的话，同样可以适用于两个国家之间。事实上，完全不是那回事，历史上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一是日本，二是沙皇俄国。但最令人不能接受的事实是，日本这个向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却从甲午战争开始，比任何列强都更加疯狂更加邪恶地欺凌中国。特别是从“九•；一八”开始，整个中国都面临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恐怖硝烟。可以说从那个时刻起，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文化上的同宗同源，已经根本不可能让背水一战的中国民众选择与日本媾合，虽然中国人没有日本人那种践踏一切的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精神，但却也从来不缺少与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