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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效，工地上遍布老房子的尸体。我们试图寻找一些木雕残片作为纪念，但许多漂亮的构件已经被砸碎。Kim找到一扇窗栏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它从瓦砾下面小心翼翼取出来，正想逃离作案现场，却不幸被拆迁工人当场捉拿。他们没想到有人会对这样的破木头感兴趣，于是把它当作一次意外的发财机会。他们开出天价，但我并不具有讨价还价的兴致，进而对那些构件在脱离母体之后是否还有价值产生怀疑，因而我们的对话无法进行。他们显然比我更加失望。为此，他们站在废墟上争吵了很久。
在拆迁队步步围剿的险恶形势下，还有一些“钉子户”在做着不屈不挠的最后抵抗，或者说，最后挣扎。令我惊异的是，最后的坚强战士竟然是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在顺成街对仁巷十二号的一座老洋楼里见到了她们。（对仁巷已不存在，只剩下这座孤零零的老房子。）曹树莲已经七十八岁，她说自己是一九五三年搬来的，这座洋楼里总共住了七户，大多都已经住了半个世纪，彼此十分和睦。现在她们这些老姐妹要分开，心里很难过。她们使拆迁的进度得以延缓，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将永远会有一种“迟来一步”的懊悔。拆迁者为她们准备了许多砖头，在半夜穿越脆弱的玻璃，砸向她们的室内。很久以来，她们已经没有好梦，夜晚对于她们已经与惊恐同义，但她们不走。她们不走一是因为她们无处可去，那一点可怜的拆迁补贴在日新月异的昆明城里买不到一间新屋，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已经在这里住了至少五十年，这条街已经成为她们记忆的载体，如果连记忆也被剥夺，她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所以，她们已经抱定了死在顺成街的决心，人在阵地在。但是，窗户玻璃已经不知去向，厨房也被砸烂，她们将如何面对以后的时光？就在我们到来的几天之前，一位老人已经死在岗位上，带着她的遗憾和不平，从楼梯上一头栽下来。
Kim为她们照了相，她们围坐在一间屋里，像平常一样神态安详。我说我会把照片寄过来，但这个地址将很快消失；我说下次我亲自带过来，但那时候老房子已经不在，我将无法找到她们。
死亡是一次真正的搬家，她们将在死亡中找到永远温暖的居所。新的大厦将在扫除了她们这些障碍之后拔地而起，有关顺成街的记忆将从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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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孩：躲在门柱后面的女孩
经常参加一些会议，敏感的事情时有发生。也许在一般人看来，开会迟到，或者提前退席，是很司空见惯的事。但我却不这样看。我总觉得，这迟到和提前退席，就像人生一样，充满着甜酸苦辣。
我所以生发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前不久在回老家办理新身份证登记时听到一个女孩姑婚的消息。
现如今，人都喜欢年轻，据说45岁以下都可以被称为小女孩或小男孩。我说的这个女孩，年龄总该有30岁了吧。
15年前，我在北京郊区老家的一个乡政府担任团委书记。我们这个乡政府不大，只有11个自然村，乡镇企业也不过五六家。我刚接手团委工作时，团的组织工作几乎到了瘫痪状态。记得第一次召开团支部书记工作会，本来通知的是上午八点半开会，可是直到十点半，才稀稀拉拉地来了五六个。我当时感觉很没面子，心里怀疑下边的团干部是不是不买自己的账。几经考虑，两天后，我便开始一个村一个企业地跑，逐一跟团干部们交流思想，有时干脆和团干部一边劳动一边谈心。在农村，团干部根本不可能专职，即使像我这样的团委书记，在党群部门一般还要兼任纪检、组织、宣传一类的工作。
通过调查得知，近几年乡团委几乎没有搞过什么活动，至多是踢过几场足球。在村团支部书记中，有一半有名无实，他们都在外边打工。好在这些打工的团支部书记打工的地点都在附近的企业，白天时间不方便，晚上还可以。我那时曾想过，既然这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外边打工去了，我们再一厢情愿地搞什么支部组织建设，这不有点得不偿失吗？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向党委书记提出，能否将11个村团支部合并成一个或两个大团支部，或者叫总支，那样便于开展工作，也符合现在农村的实际情况。党委书记说你讲得有些道理，但从培养青年干部的长远看，就有些不妥。眼下的青年人虽然大部分都在外边打工，但他们毕竟离土不离乡，我们不管谁管呢？最后党委书记对我谈了很多希望，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希望能搞几件有声有色的活动，尽可能把全乡青年人的心气拢拢。如果青年人活得不像青年人，整个社会就显得很沉闷。
党委书记的话不是很多。但字字千钧。我考虑再三，决定先办个交谊舞培训班。我们这个地方虽属北京近郊区，但人的观念非常的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末，年轻人谈恋爱大都还不敢在公开场合拉手，至于拥抱接吻的事更是连想都不敢想。我所以敢提出搞交谊舞，其出发点主观是为加强全乡青年人的联谊，客观上则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给人的传统思维导入一些开放的意识。当然，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绝非是靠共青团搞个歌舞活动能左右的。但当时的确是出于那样一种单纯的想法。由于场地的限制，我们这个培训班每期只能教十五六对，原则上一个团支部出一对。
我必须说我不是个保守的人。但在交谊舞培训班开班后，同时参加培训的我学得一直比别人慢，等两期过后，我们的成果是可
以正儿八经地开个舞会了。可我个人的收获却不是很大，勉强可以跳简单的慢三、中四。究其原因，一是我对男女零距离的接近心存障碍，二是我的身体协调能力较弱，三是对音乐的听觉不是很强。好在这事我负责，可以不单独表演。等到开舞会时，鱼目混珠地瞎摆弄一阵，别人也不大看得出。尽管如此，每次组织舞会，却经常有女孩找我跳，想必自己是团委书记的缘故。
举办交谊舞培训班是在初秋，等到深秋时我们已经相当多的青年会跳舞了。当然，大部分人学的都是三步、四步，有个别的还学了点探戈。为此，我们定了一个制度，每周末都举办舞会。
我们举办舞会的地方，是在乡政府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坐落在清朝时期本地一张姓官宦人家建的祠堂里。会议室约有100平米，能容纳百人。在屋子中央，有四根腰口粗的红漆柱子，人们在跳舞的时候，要格外加着小心，稍有不慎，就会将头部碰在上边。我们这些人由于经常在这里活动，闭着眼都知道柱子在哪里，故也没发生过什么大的磕碰。
大约是在刚入冬不久的一次舞会上，我发现有一个女孩站在紧靠门口的柱子后边，总是一躲一闪地往人群里张望。起初，我一直把她看作是凑热闹的人。由于距离较远，我曾经冲着她的方向说，请不跳舞的朋友不要站到中间来。印象中在她旁边好像还有几个人。但说过几次，见他们仍无动于衷，我也就不再说了。不跳舞，在旁边看热闹，这也是做人的一种权利啊。令我不曾想到的是，在以后举行的几场舞会上，那个女孩始终站在那根柱子后边一躲一闪地张望着。这不免引起我的注意。
于是，我向旁人打听，这个女孩是谁？哪个村的？有人告诉我，女孩叫雪梅，家住黄庄。她是个苦命的孩子，5岁时母亲离家出走，不知是先天的，还是哭坏的，眼睛现在是“玻璃花”。经人这么一说，我从心底里不免升腾起一股同情与怜悯。我又问眼下雪梅在干什么，一个团干部说，雪梅已经辍学了，跟奶奶爷爷过。她爸爸呢？我问。团干部说，雪梅的爸爸长年在外干泥瓦匠，也就是春节前后能在家待上十天半月的。那雪梅平常在家干什么呢？她呀，没什么事，也就是帮爷爷、奶奶做些家务，有时也到附近的工厂去捡些破烂，挣点零花钱。
我没问雪梅有没有找到一份工作，在那个经济疲软的时期，我觉得很难。
由于对雪梅多了一份了解，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说过“请不跳舞的朋友不要站到中间来”那样的昏话。我能理解，在精神生活十分乏味的农村，尤其是对于像雪梅这样的女孩子，晚上能有个看热闹的地方是多么的渴望。更何况我们这儿是青年人聚会的地方。在这个荡漾着青春的地方，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任何一个青年！
不知是感情升华的缘故，还是由于其他，在一次舞会的高潮，我突然做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邀请雪梅跳舞。我的这一行动，雪梅当然不会想到。当我主动走近她时，她竟胆怯地往后退却了几步。我做出了一个邀请她跳舞的手势，雪梅吃惊地对我结巴着说，您跳吧，我……我不会。我说，没关系，我也不会，一回生两会熟，多跳几次也就会了。但雪梅还是犹豫着。
经我的再三邀请，雪梅半推半就地随我一起跳起来。我们先是“慢三”，后来是“中四”，我也不知道是否都踩到点上，学着舞蹈老师教我们时的样子，同雪梅磕磕碰碰地舞动着。我没有想到，我的这一举动，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仿佛我和雪梅是今天晚上跳得最好的一对。雪梅开始还有点脸红，到后来也就自然起来。我发现她对节奏的感觉要比我好得多。
只可惜，等到下一周末我们再搞舞会时，雪梅却没有来。再以后，她仍然没有来。我向黄庄的团干部打听，团干部说雪梅被他爸爸叫去给工地做饭去了，好像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钱呢……
第二年秋天，我参加完北京亚运会拉拉队的志愿服务后，就调离了乡政府。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雪梅，也不曾听到关于她的什么消息。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当想起在乡政府作团委书记的经历，我的脑海便会情不自禁出现雪梅——那个躲在门柱后边一躲一闪往人群里张望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