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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说：“我认识他，先生，在华沙我们总是一起去教堂。他跟我一样，都是美以美会教徒。”
身材高大、银灰色头发的牧师站在克莱扬旁边，用手指摸着牧师服的衬领。“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哈特雷先生来教堂的时候，是我主持礼拜。马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党卫军军官不以为然，他疑惑地对斯鲁特说：“这一个肯定是犹太人。我想只要检查一下身体就能……”
斯鲁特打断他的话：“这是侵犯人身，我要向上报告。在美国一生下来就割包皮是很平常的事。”
“我就割了包皮。”拜伦说。
“我也割了。”老牧师说。
候车室里其他国家分离犹太人的工作都已经结束了。人们都看着这批美国人，交头接耳，并朝他们指手划脚。党卫军军官都聚集在门口，只有一个军官身体很结实，但是已经秃顶，黑制服衣领上有金饰，他这时走到这批美国人跟前，把党卫军军官拉到一边，望着哈特雷，嘟哝了几句。军官一句话没说，推开周围的人，走到哈特雷跟前，拿起他的手提箱，打开皮带。
斯鲁特厉声说：“等一等，先生。这里不是海关，没有理由搜查属于私人的东西……”可是党卫军军官已经跪下一只腿，把箱子打开，在里边乱翻，把箱子里的东西弄了一地。然后，他拿起一本《新约全书》，在手里翻弄着，露出半是惊异、半是轻蔑的表情，把书递给他的上司。秃头查看了一下，把书还给他，双手在空中一挥。“好吧，”他用德语说，“一百个美国人当中有可能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可能呢？今年夏天会有犹太人来华沙，那除非是白痴。走吧。火车已经误点了。”他说完就走开了。
党卫军军官把印有烫金十字架的那本黑封皮的书扔到打开的手提箱里，他用脚踩在这堆东西上，像踩着垃圾似的，很粗暴地朝哈特雷打了个手势，要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党卫军军官又挨个察看每个人的脸，他走到娜塔丽杰斯特罗面前，打趣地盯着她，仔细看了好半天。
“呃，你看什么？”她说，拜伦的心往下一沉。
“你长得挺漂亮。”
“谢谢。”
“也挺黑。你的祖先是哪里人？”
“我是意大利人。”
“你叫什么名字？”
“蒙娜丽莎。”
“我明白了。你站出来。”
娜塔丽一动不动。
那军官哼了一声，开始翻阅花名册。斯鲁特马上说：“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们下个月结婚。”
秃头军官在门口大声喊叫，朝这个党卫军军官挥手，这个军官只好无礼地把名册往斯鲁特手里一塞。“很好。你很爱你们的犹太人。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犹太人也都收容下来？我们这里多的是。”他又对拜伦说：“你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可是你居然替一个犹太人撒谎！那个人肯定是犹太人。”
“老实说，他不是，”拜伦说，“我觉得，马克是戈培尔博士那种脸型。你知道，又短，又黑，一个大鼻子。”
“像戈培尔博士？好吧。”党卫军军官朝哈特雷和娜塔丽瞪了一眼，哈哈大笑，然后走开了。
扩音器里用德语广播：“全体犹太人到餐厅集合。其他人到七号月台上车。”
撤退人员朝漆黑的月台拥去。剩下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回到餐厅，一群穿黑制服的党卫军把他们围起来。
德国兵在火车旁边把人群拦住，让外交人员先上车。
斯鲁特喃喃地对拜伦说：“我去找一间包房。你在窗口找我。带着娜塔丽、马克，尽可能带上格林维勒牧师和他的妻子。”
不一会儿，拜伦就隔着滚滚的蒸汽，看见斯鲁特在灯光暗淡的车厢里向他招手。拜伦领着另外四个人一口气冲到车上，找到包房。
“谢谢，”等大家都坐定，斯鲁特轻轻关上门，哈特雷小声说。“万分感谢。感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
“莱斯里斯鲁特是大丈夫，”牧师说，“你表现得很高尚，莱斯里。”
“很高尚。”娜塔丽说。
斯鲁特畏畏缩缩地朝她看了一眼，笑了笑，仿佛不相信她讲这话是认真的。“那是因为我完全站得住脚。你知道，他们在坎托洛维茨教堂就想从我这里弄到这个材料，但是没有成功。他们从别人那里都弄到了。因此那边的分离工作才进行得那样快。可是，你怎么忽然想出开蒙娜丽莎这样一个玩笑？”
“这可是非常冒险。”牧师说。
“简直是白痴。”哈特雷说。尽管走廊上说话的声音很响，他们讲话的声音仍旧很低。静止不动的火车不断发出嘘嘘的声音，并且叮当作响，车厢外面的广播喇叭正在用德语大喊大叫。
“那拜伦开的戈培尔的那个玩笑呢？”娜塔丽轻蔑地撇嘴一笑说，“我想一定是很高明的了。”
“你们俩看来都不明白，”哈特雷说，“这帮人都是刽子手。刽子手。你们俩都还跟孩子一样。”
第二部第13节 德国武装部队
格林维勒牧师说：“哈特雷先生，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我了解德国人民。现在残酷、不公平的制度强加在他们头上，有朝一日他们会把它推翻。本质上他们是好的。”
“去斯德哥尔摩吧，”娜塔丽说，“我懂得一件事情了。我对柏林不再有任何好奇心了。”
“你首先得把你的护照要回来。”哈特雷说。他那愉快的面孔上刻下了一道道饱经忧患的皱纹。这个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穿着一身美国运动衫，显得特别苍老，老得不像样子。
火车哐啷一声开动了。拜伦于是掏出那只黄信封。一页德国武装部队的公函纸上，用英文写着电文：知平安甚慰速来柏林父。
一长列火车在一片腾腾的白色蒸汽中，鸣着汽笛，隆隆地缓缓驶进弗列德累彻斯特拉斯终点站。罗达紧紧抓住维克多亨利的胳膊乱蹦乱跳。送他们到这里来接从科尼希斯贝格开来的列车的一位穿制服的外交部官员露出微笑。帕格发现他在笑。“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我们的孩子了。”他压倒一片嘈杂的火车声，大声喊道。
“是吗？那可是大喜事呀。”
火车停了，人们纷纷下车。
“我的天！”罗达喊道，“那个走下踏板的是他？那不可能是他。那简直是个骨头架子。”
“哪儿？哪儿？”帕格说。
“不见了。就在那边。啊，他原来在这儿！”
拜伦栗色的头发又长又卷，乱蓬蓬的，苍白的脸上颧骨高高突起，眼睛显得又亮又大。他笑着挥手，可是，一眼看去，父亲几乎认不出这个尖下巴、面颊塌陷、衣服穿得很寒伧、举止随随便便的年轻人来了。
“是我。是我。”他听拜伦喊道，“您不认识我了吗，爸爸？”
帕格拉着罗达的手，朝拜伦奔过去。拜伦喷出一股酒气，他紧紧地拥抱了父亲好半天，用两天没有刮过的胡子扎着他的脸。随后他又抱着母亲吻了吻。
“该死，我头都晕了，”他讲话总是突然迸出来，很像罗达，但声音却是很粗的男中音。“他们在车上简直把我们当成要上市的猪了，拼命填。我刚吃完午饭，喝了三种不同的酒。妈，您显得真漂亮。简直像二十五六岁。”
“你可是像个鬼。干什么在波兰到处跑？”
那个外交部官员扯了扯拜伦的胳膊肘。“您当真觉得对你们不错吗，亨利先生？外交部纽斯多特博士。”他说着，咔嚓一声把脚跟一并，脸上堆着皱纹笑了一下。
“呃，无可非议，先生，无可非议，”拜伦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不过那只是我们离开华沙以后。在华沙可是暴行。”
“啊，那是战争。我们希望您把对待您的情况写一个短短的意见，在您方便的时候交给我们。这是我的名片。”
莱斯里斯鲁特脸色发灰，显得很苦恼的样子，两手拿着许多证件，走过来向维克多亨利自我介绍。“我很想明天去使馆拜访您，先生，”他说，“等我先把事情弄出个头绪来。”
“随便什么时候来吧。”帕格亨利说。
“不过让我现在就告诉您，”他临走的时候，扭头对他说，“拜伦确实帮了大忙。”
纽斯多特博士很客气地强调说，拜伦现在可以由他父亲进行监护，过后再去领证件；或者由他亲自替拜伦办好，然后把证件送到亨利海军中校的办公室。“啊，”纽斯多特博士说，“这既然是儿子来跟父母团聚，再搞那套繁文缛节就太不人道了。”
汽车驶往绿林区，罗达坐在儿子身边，挽住他的胳膊，一边抱怨他脸色太可怕。拜伦是她的心头肉。罗达在医院头一眼看到自己的孩子，就想到拜伦这个名字，当时他还是个很瘦的婴儿，一张三角形的面孔上一对蓝湛湛的大眼睛直眨巴；即使后来长胖了，但一看就知道是个男孩。她觉得这孩子很有男子气，富于浪漫气质。她本来希望他成为作家或演员；她甚至掰开他那红红的小拳头，寻找能成为作家的“三角纹”，她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说，孩子生下来看手纹就可以预卜未来。拜伦并没有成为作家，但是她认为，他确有浪漫气质。她暗暗地同情他拒绝考虑担任海军职务，甚至同情他学生时代的懒散习惯。她从来不喜欢帕格给孩子取的“勃拉尼”这个小名，它有一股海水的味道，好多年后她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