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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学建家有3个女儿、1个儿子，儿子刚从南京的水运学校毕业，拿到了轮船驾驶证书，即将成为家里新船的船老大。大女儿爱华从小跟着父母在长江上跑船，早就是一个老水手了。
于小菜（武学建妻子）：她最大，她吃苦，她大当然是她吃苦。
武爱华（武学建女儿）：我在家是老大。
于小菜：我们以前搞鱼，后来搞运输，开始是七八吨的船，后来是30吨的船，现在造到2000吨的，再就是搞到这条，搞到这条最大的了，我们没有精力搞了，年纪大了。
眼看汛期就要到了，看着其他村民已经造好停在村口湖边的大船，武学建的心里有些着急。
武学建（武家嘴村村民）：哪一家都比我的船大，我们就是最差的了，这个怎么讲呢，你造了1000吨的，他还要造2000吨，对不对。人往高处走，水往下流。
20年前，石臼湖和洞庭湖、鄱阳湖一样，是长江流域仅有的3个可以直接连通长江的内陆湖。湖边的武家嘴村有203户人家、881口人，人均不到3分口粮田。虽然守着村前30多万亩的湖面可以捕鱼摸虾，可是每到冬春枯水季节，一些村民还要走街串巷、乞讨为生。武家嘴村，因此得名“渔化子村”。
改变是从1982年4月的一天开始的。那一天，武家嘴村集中村里全部72条小木船，由70多名青壮年劳力跑运输，从安徽芜湖装黄沙运到南京，一趟就赚了1200多元。
半年后，村里一个叫武继军的年轻人筹钱12000元，买了一条68吨的大木船率先划入长江。那时，中国农村的改革已经全面开始，一个新的名词出现了，年收入过万元的家庭被称为“万元户”，武继军，很快成为武家嘴村的第一个万元户。
武继军（武家嘴村党支部书记）：南京市开会说要我去参加，我还不知道我是万元户。那个时候养鸭子的，他们都是万元户。从水上运输来说，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万元户是个什么概念，实际上我自己算了一下，我就是万元户了，应该是五六个月下来我就有一万块钱的利润了。
在武继军的带动下，武家嘴村村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一年时间，村里的大木船增加到20多条。这时候，村民武学海有了更大胆的想法——造铁船！
因为在附近找不到会造铁船的人，武学海斗胆请来一位老木匠，就让他照着自己家小木船的样子，造出了一条100多吨的铁船。
武学海（武家嘴村村民）：就是说你要什么形式，人家帮你造什么形式，同咸鸭蛋差不多的样式，前面是平的，后面是圆的。划小木船一身是汗，这么划多吃苦，第一次开铁船实际上是方向盘出力大，以后人家只要点一下了。
武学海的铁船一下水，业务就来了，还是从安徽芜湖运黄沙，第一趟到张家港，赚了1000多元，刚好是两年前全村72条小木船拉一趟黄沙挣到的钱。
铁船运输的高额回报，掀起了武家嘴村的造船热潮，转眼间，湖边1千米的岸线上，搭起了一座座红砖船台，最多的时候有50多艘铁船在这里同时建造。
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黄沙供不应求，武家嘴人的钱包也因此鼓了起来。
武家嘴村的铁船队浩浩荡荡行驶在长江上，他们原本骄傲地以为，自己的几千吨大船已经是长江上的巨轮了，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在他们铁船的身边，出现了一种新的庞然大物——集装箱船，驶在这些庞然大物身边，他们的大铁船就显得很不起眼了。
这种情景，让一个叫武继福的武家嘴村人萌发了新的意识。
武继福（武家嘴村村民）：我搞300吨船的时候，就看到长江里面装集装箱的船，我们感觉到装沙比较累，比较辛苦，我看了心里就想，我们能不能有一天也装这个集装箱。
5年后的1997年，武继福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他在卖掉2000吨的铁船新造5000吨的又一只大船时，把货舱的尺寸设计成了能装集装箱标准箱的尺寸。武家嘴村有了第一艘集装箱船。
1997年2月的一天，一家公司找到武继福，说要运一批集装箱到上海，当时村里只有武继福的“武家嘴6号”能装集装箱。一个月运4趟，武继福赚回13万元。
从此，武继福开办公司搞起了近海运输。
《再说长江》 第四部分第二十六集 江村变迁（2）
2005年，他把5000吨的那艘集装箱船以每月20万元的价格租给了别人，又和5个村民合股投资1000万，开始打造武家嘴村的第一艘万吨轮。
这艘引人注目的巨轮一天天成型了，但是村里人并没有在湖边村口看到它。
武继福：我们在家里自己造船，没有这个基地造出的船好，这么大的船我们造好以后怎么出来？这边靠着长江，下面就是长江，我们一下水就到江里面了，这么高、这么宽，我们那里内湖造船是出不来的。
武家嘴村的人到南京城造更大的船去了。如今，在石臼湖边、武家嘴村村头，只留下了曾经撑起过一艘艘大铁船的红砖船台，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让人回想起20年间武家嘴村村民争先恐后在自家门口造大船的情景。
在南京，长江边的八卦洲，拥有10个大吨位船台和一个万吨级船坞的武家嘴造船厂已经投入使用，武家嘴人在村口造船的故事成了历史。
2001年，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全体武家嘴村人表达了去县城居住的愿望。
2002年，投资4000万元的高淳县实验二小在武家嘴新村边建成，村里的孩子全部进入了这所学校就读。
2005年8月的一天，蒋巷村的全体村民，在村子里的剧场召开全体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村干部向村民通报了关于医疗保险的补充规定。在蒋巷村，决定医疗、保险、福利、养老等与全村人有关的事情，都要征求村民的意见，并在制度实施前向全体村民通报。
在长江三角洲的乡村，生活富裕起来的农民，对于养老、医疗、保险等方面的话题已经不再陌生，农民们能享受到村里定期安排的体检和疫苗注射，住在整洁宽敞的别墅里是他们早已实现的愿望，千千万万长江三角洲的新农民，享受着新农村的新生活。
每年元旦一过，华西村的村民就会到财务部门去领他们上一年的分红，每个村民都是自己村里的股东，除了按月领到工资之外，根据村里的业绩和每个村民的贡献，2005年华西村每户的分红少则五六万元，最多的有200万元。
2006年1月7日，华西村举行2005年销售收入突破300亿元奖励大会，颁奖的领导来自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和华士镇，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也在台上为村民颁奖。
1961年，江阴市华士镇把一个叫“跃进大队”的改名为“华西大队”，华西这个名字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只是当年谁都不会想到，它会成为今天中国农村最响亮的一个名字。
50年前，27岁的吴仁宝当上了自己家乡的“村官”。2003年，他不再担任村里的第一把手，改任华西村企业集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在吴仁宝家里他最得意的，就是挂了满墙的合影照片，因为这些照片记录着他带领华西村艰苦奋斗、追求富裕的足迹。
1964年，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时代背景下，吴仁宝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华西的15年规划，这个规划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把全大队分散的12个自然村合并成一个华西村，另一项内容是，争取粮食亩产达到1000斤，这在当时，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
吴仁宝（原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当时这个计划人家认为是不会实现的，脱离实际，有一个说法，叫“吹牛大队”。大家干了，把这个计划完成了，或者超额完成了，又讲了，说这个是“做死大队”，大家辛苦，要做、要干，就是说辛苦了，就叫“做死大队”。做了大概7年多，任务完成了，大家又叫“享福大队”了。当时叫享福，不叫幸福。
在过去的40多年里，吴仁宝一次次为华西村描绘的蓝图都已成为今天的现实。
有一座已经废弃的平房，在今天的华西村格外显眼，从1961年到1971年的10年时间，这座小五金厂不仅为华西村实现了300万元的产值，也使华西村很早实现了农村工业化。30多年过去，村民们投资11亿元的江阴华西钢铁有限公司成立，2005年华西村年销售收入达到了300亿。
新加入华西村的村民王海峰在接受培训后被安排到华西轧钢厂工作。和他一起进厂的，有20多个年轻人。
王海峰（原三余巷村村民）：我们以前什么也没有，福利也没有，就只种一块田，像我今年就有福利，连工资、奖金加起来有5万多，像福利每年都发花生、瓜子、鱼、肉，每年都要发给我们。
2001年，与富裕的华西村只有一条路之隔的贫困村——三余巷村并入了华西村，村民顾永章是全村70户里最后搬进新家的。
顾永章（原三余巷村村民）：这个已经没有用了，放在那里看一下、留一下，我们把它当纪念品，叫儿子看看，一代一代放在那里给下一代看。
2001年6月9日，三余巷村这个名字消失了，从它消失的那一天起，华西有了一个新村。
和三余巷村一起并入华西村的，还有临近另外两个村的200多农户900多口人。
孙大龙（原三余巷村党支部书记）：如果说华西不帮不带，还是一个三余巷村，那你村是有了，我很穷，老百姓也是很穷。穷的村，老百姓经济很困难，那么村留着干什么呢？
从2001年到2004年，短短3年的时间里，经过8次合并，16个周边村先后加入了华西村。
曾经只有0。96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