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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反对理由：这种持续的解释和再解释的过程在思想的历史中确实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来到“实在的”历史中——人和人类行动的历史中时，这种必要性就不再有效了。在这里我们仿佛象是在和不容怀疑而又明显可知的事实打交道，这些事实只是为了被认知才必须被联系起来。但是，即使连政治史也都不能违背普遍的方法论法则。在解释一个伟大思想家及其哲学著作时有效的东西，在判断一个伟大政治人物时也同样有效。弗里德里希·贡道夫Friedrich Gundolf已经写了一整本书——不是写凯撒，而是写凯撒声誉的历史以及从古到今对他的性格和政治使命的不同解释。即使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许多基本的趋势也只有在相当晚的阶段才证实了它的全部力量和重要性。一种政治理想和一个社会纲领，开始时总是处在比较模糊的、潜在的状态，后来通过发展才变得明确起来。
S。E。莫里森S。E。Morison在他的美国史中写道：
“……早期美国人的许多观念都可以追溯到母邦。在英格兰，这些观念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尽管在都铎王朝和辉格党人手中曾遭到某种曲解和挫折。在美国它们找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这样我们……发现，顽固的英国旧偏见在美国的《人权法案》中保存了下来，而在英国早已废弃的制度……则在美国诸州中几乎丝毫不变地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无意之中使大不列颠宪法中长期潜在着的东西明显地发挥出来了，并且证明了在乔治三世的英国已经大部分都被忘掉了的那些原则的价值。”
在政治史中使我们感兴趣的绝不是赤裸裸的事实。我们想要理解的不仅是行动而且是行动者。我们对各种政治事件进程的判断，取决于我们对那些参与这些事件的人们的看法。当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个别的人时，我们就必然会改变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然而即使如此，一种真正的历史眼光如果没有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也是达不到的。费里罗的《罗马兴衰史》在许多重要观点上都不同于蒙森对同一时期的叙述。这种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位作者对西塞罗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然而，要想对西塞罗作出公正的评价，只是知道他执政期间的一切事件、他在揭露卡提林纳阴谋时以及在庞培与凯撒之间的内战中所起的作用，那是不够的。要是我还不了解这个人，要是我还不理解他的人格和个性，所有这些材料就仍然是暖昧含糊意义不明确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一些符号的解释是必要的。我必须不仅仅只是研究他的演说和他的哲学著作，还必须阅读他给女儿多利亚以及他的密友们的信件，并且必须对他的个人风格的迷人之处和不足之处有亲身的感受。只有把所有这些详情细节综合在一起，我才能看清西塞罗及其在罗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真实面貌。除非历史学家永远做一个纯粹的编年史作者，除非他自己满足于按年月顺序讲述事件，否则他就必须永远执行这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他必须在历史人物的数不清的而且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言论的背后发现统一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从费里罗的著作中引证另一个典型的例子。罗马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决定了罗马未来命运从而也决定世界未来的一个事件——就是阿克兴角海战。通常的说法是，安东尼的失败是因为克娄巴特拉造成的。她惊恐万状并且对战局已经绝望，调转船头逃跑了。安东尼决定追随她，为了克娄巴特拉而抛弃了他的士兵和朋友。如果这种传统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真该同意巴斯噶的名言了——我们就真要承认，如果克娄巴特拉的鼻子长得短一点，整个世界的面貌就会不同了。但是费里罗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读历史文本。他宣称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恋爱故事只是一个传说。他告诉我们，安东尼并不是因为热恋克娄巴特拉才与她结婚。相反，安东尼是在追求一个伟大的政治计划：
“安东尼要的是埃及而不是它的美人儿女王；他想通过这种王朝婚姻在尼罗河流域建立罗马的保护领地，并且能为波斯战役而吞食托勒密王国的财富。……这种王朝婚姻保证能使他捞到一切实际的好处，而又不必冒吞并的风险；所以他采取了这个凯撒可能也曾图谋过的计策。……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风流韵事，至少在一开始完全是一种政治交易。克娄巴特拉试图靠着这个联姻稳固她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安东尼则借此把尼罗河流域变成了罗马人的保护领地。……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实际历史是东方与西方的斗争中最悲剧性的插曲之一，这个斗争使罗马帝国苦恼了四个世纪之久，直到最后使帝国毁灭。……根据这些方面来看，安东尼的举动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安东尼通过这个婚姻把埃及置于罗马的保护之下，这乃是他企图把他的统治中心转移到东方的政策中的一个决定性行动……”
如果我们接受了对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品质的这种解释，那么个别的事件，即使是阿克兴角海战，就都以一种新的不同面目出现了。费里罗宣称，安东尼从战斗中逃跑，决不是由于恐惧，也不是出于盲目而狂热的爱情的一个行动，而是事先精心策划好的一次政治行动：
“克娄巴特拉以一个自负而任性的女王、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的顽强、信心和热情，全力劝说安东尼……从海路退到埃及。……安东尼在７月初似乎就已经打算放弃这场战争返回埃及。然而，宣告他打算把意大利拱手交给渥大维，宣告他打算抛弃共和国的事业、背叛元老院的议员们他们已经为他离开了意大利，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克娄巴特拉别出心裁地想出了另一个诡计：应当打一场掩盖退却的海战。部分军队应当派到舰队上，而另一些部队则应当迅速派去守卫希腊一些最重要的军事据点；舰队应当开出去以便战斗并且只要敌军前进就应当发起进攻，然后就可以扬帆驶向埃及。”
关于这个叙述的正确与否我在这里并不打算提出任何看法。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的是对政治事件作历史解释的一般方法。在物理学中，只要我们成功地把事实安排在三重系列秩序——空间、时间、因果的秩序中，这些事实也就得到了说明，从而也就得到了充分的规定。当我们说到物理事实的实在性或真实性时，我们所指的正是这种规定性。然而，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却属于一个不同的更高的秩序。在这里我们也要规定各种事件的空间与时间。但是当着要调查这些事件的原因时，我们就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编年史顺序上的一切事实，我们可能会对历史有一个一般的框架和轮廓，但我们不会懂得它的真正生命力。而理解人类的生命力乃是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在历史中，我们把人的一切工作、一切业绩都看成是他的生命力的沉淀，并且想要把它们重组成这种原初的状态——我们想要理解和感受产生它们的那种生命力。
就这一点而言，历史思想并不是实际历史过程的翻版，而是它的颠倒。在我们的历史文献和遗迹中我们发现，一种过去的生活已经开始采取一定的形式。人不可能过着他的生活却不去时时努力地表达他的生活。这种表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无穷无尽的，但它们全都证实了同样的基本倾向。柏拉图的爱情理论把爱情定义为对不朽的向往。在爱情中人奋力打破他的个人的短暂生存的锁链。这种基本的本能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满足：
“凡是在身体方面生殖力旺盛的人都宁愿接近女人，他们的爱的方式是求生育子女，因此使自己得到不朽，得到名字的久传，而且依他们自己想，得到后世无穷的福气。……但是凡是在心灵方面生殖力旺盛的人则长于孕育心灵所特宜孕育的东西。”
因此一种文化可以被形容为是这种柏拉图式爱情的产物和结果。即使在人类文明的最原始阶段，即使在神话思想中，我们也能看见这种对死亡的事实的强烈反抗。在较高的文化层次——宗教、艺术、历史、哲学——中，这种反抗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人开始在他本身中发现一种新的力量，靠着这种力量他敢于向时间的力量挑战。他超脱出单纯变化着的事物，致力于使人类生命永垂不朽。埃及金字塔似乎就是为追求永恒而建的。伟大的艺术家们把他们的作品看成和说成是永恒的纪念碑。他们自信他们已经竖立了一个不会因岁月的流逝朝代的变迁而毁灭的纪念碑。但是这种权利是受一个特殊的条件约束的：人的劳动成果为了持久地存在下去，就必须不断更新和重建。一个物理的事物是通过它的物理惯性而保持其现存状态的，只要它没有被外来力量所改变或毁灭，它就会保持它的原来性质。但是人的劳动成果却很容易在另一个方面受到损伤。它们常遭受的变化和衰微不仅是在物质的意义上而且还是在精神的意义上的。即使它们的实体的存在延续着，它们也处在丧失它们的意义的不断威胁之中。它们的实在是符号的，不是物理的；而且这样的实在从不停止要求得到解释和再解释。——历史学的伟大任务正是从这里开始。历史学家的思想与其对象的关系是完全不同于物理学家或博物学家的。物质的对象独立于科学家的工作而保持着它们的实存，而历史的对象却只有当它们被回忆起来——而且这种回忆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时才是真正存在的。历史学家必须不仅象博物学家那样观察他的对象，而且还必须把它们保存起来。他想要保持它们的物理存在状态的希望随时都可能受挫。烧毁亚历山大利亚图书馆的那把大火使数以万计的宝贵文献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