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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强调历史的自主性，强调它不能还原为自然科学，强调它作为一门精神科学的特性。丹纳则断然拒绝接受这种观点。历史学只要打算走它自己的路就绝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科学思想只有一种样式、一条道路。但是当丹纳自己开始对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和描述时，这种观点立即就被纠正了。他问道：
“在翻阅年代久远的一个文件夹的发了硬的纸张时，在翻阅一份手稿——一首诗、一部法典、一份信仰声明——的泛黄的纸张时，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你会说，这并不是孤立造成的。它只不过是一个铸型，就象一个化石外壳、一个印记，就象是那些在石头上浮现出一个曾经活过而又死去的动物化石。在这外壳下有着一个动物，而在那文件背后则有着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向你自己描述这动物的话，你又何必研究它的外壳呢？同样，你之所以要研究这文件，也仅仅是为了了解那个人。外壳和动物都是无生命的残骸，它们只是作为了解完整的活生生的存在的一个线索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必须返回到这种存在中去，努力地重造它。把文件当作仿佛是孤立的东西那样来研究是错误的。这就会象一个十足的书呆子那样陷入于藏书癖的谬误。在这一切背后我们所得到的既不是神话也不是各种语言，而只是造就这些语词和形象的人们……如果不是由于某些个别的人那就什么东西也不会存在；我们必须去了解的正是这种个人。当我们确定了诸教义的起源、诗歌的类别、政体的进展、习语的演变之时，我们仅仅只是清扫了地面而已：真正的历史只有当历史学家穿越时间的屏障开始解释活生生的人时才得以存在；这样的人是辛勤劳碌的、充满热情的，牢牢地扎根于他的习俗之中，他的音容笑貌、姿态穿着，就象我们刚刚在大街上与之分手的人一样轮廓鲜明形象完整。那么，让我们尽一切可能去努力消除这种时间上的巨大屏障吧，这种屏障使我们无法观看到人，无法亲眼观看到人。……一种语言、一部法规、一本教义手册，无非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具体的东西乃是活动着的人、有形可见的人，是饮食起居、战斗劳动着的人。……让我们使过去成为现在：为了判断一个事物，它就必须呈现在我们面前。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没有任何经验可言。毫无疑问，这种重建总是不完全的；它能提出的只是不完全的判断；但是我们必须使自己服从这种判断。具有不完善的知识总比具有无用的或错误的知识要好；而且要使我们逐渐地了解其它时代的事件，也没有比逐渐地去观察其它时代的那些人们更好的方法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与我们前面试图说明和捍卫的那种历史观和历史方法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就不可能把历史思想“化归为”科学思想的方法。即使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自然法则，即使我们能够把所有的统计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规律应用到人身上，也仍然不能帮助我们“看到”人的这种特殊面貌和他的独特形式。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活动于物理的宇宙中，而是活动于符号的宇宙中。为了理解和解释各种符号，我们就必须建立与探究原因的方法不同的其它各种方法。意义的范畴不应当被归结为存在的范畴。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可以把历史知识包含在内的总题目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语义学的一个分支而非物理学的一个分支。语义学的规则，而非自然的法则，才是历史思想的一般原则。历史学是被包含在阐释学的领域而非自然科学的领域之中的。这就是丹纳在实践上承认而在理论上否认的认识。他的理论认为历史学家只有两个任务：他必须收集“事实”，他必须调查这些事实的原因。但是丹纳所完全忽视的是：历史学家并不是直接获得这些事实本身的。它们并不象物理的或化学的事实那样是可观察的；它们必须被重建。而为了这种重建，历史学家就必须掌握一种特殊的非常复杂的技术——他必须学会读解他的文献并理解各种文字记录，以便弄清一个单一而简单的事实。在历史学中，对各种符号的解释先于对事实的搜集，没有这种解释，就绝不可能达到历史的真理。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争议更大的问题上来了。显而易见地，历史学不可能描述过去的全部事实。它所研究的仅仅是那些“值得纪念的”事实、“值得”回忆的事实。但是，在这些值得纪念的事实和所有其它的渐被忘却的事实之间的差别何在呢？李凯尔特曾经试图证明，为了区别历史的事实与非历史的事实，历史学家必须掌握一种形式价值体系，他必须用这种体系来作为他选择事实的标准。但是这种理论很容易遭到严厉的批评。主张真正的标准不在于事实的价值而是在于它们实际的结果这种说法似乎是更为自然而又听来有理的。一个事实如果是富有结果的那就是在历史上有关系的。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都支持这种看法。爱德华·梅耶说：
“如果我们问自己，我们知道的事件中哪些是历史的，我们不得不回答说：历史的事件就是一切有结果的或已经成为结果的东西。我们从眼下最初经验到的有结果的东西中直接观察到了这种结果，但是我们还可以经验到有关过去的结果。在两种情况下，我们眼前都呈现出许多存在的状态，也就是说，呈现出许多的结果。历史的问题就是：这些结果是由什么产生的？我们所认为的这样一个结果的原因就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但是即使连这个区分标准也是不充分的。如果我们研究一本历史著作尤其是传记作品的话，我们可能会在几乎每一页上都发现，有些事情或事件的提及从单纯重实效的观点来看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歌德的一封信或他在一次谈话中随意所说的一句话在文学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把它看成是值得注意和值得记住的。即使没有任何实际的结果，这封信或这段话也仍然可以收入我们用来塑造歌德历史形象的那些文献之中。所有这些就其结果而言都是不重要的，但是它或许是非常足以表示人物性格的。一切历史事实都是有性格的事实，因为在历史中——不管是在民族的历史还是个人的历史中——我们都绝不会只研究单纯的行为和行动。在这些行为中我们看到的是性格的表现。在我们的历史知识中——它乃是一种语义学的知识——我们不能运用在实际的或物理的知识中所用的那种标准。一件在物理上或实际应用上根本没有任何重要性可言的事情仍然可以有非常重要的语义学的意义。在希腊词homoousios和homoiousios中，字母i在物理的意义上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宗教符号，作为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表述和解释，它却成了无休止的辩论的出发点，这场辩论激起了最激烈的情感并且动摇了宗教、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丹纳想要把他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他所谓的“一切有意义的细小事实”之上。这些事实就它们的结果而言并不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们是“意味深长的”；它们乃是符号，借助于这些符号历史学家得以阅读和解释个人的性格甚或整个时代的性格。麦考莱Macaulay告诉我们，当他写他的历史巨著时，他并不是根据哪一本个别的著作而是根据成千上万已被忘却的小册子、布道书和讽刺作品来形成他对各政治和宗教党派倾向的概念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巨大的历史重要性，对事件的一般进程也可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它们对于历史学家仍然是有价值的，确实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有助于他理解性格和事件。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许多历史学家都对统计学方法的引入寄予过高的希望。他们曾预言，正确地使用这个新的有力武器，历史思想的一个新纪元就会到来。如果有可能根据统计资料来描述历史的现象，这似乎确实是人类思想上的一次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于人的全部知识就突然以新的面貌出现了。我们将会达到一个伟大的目标——一门关于人类本性的数学。最初提出这种观点的那些历史学家们深信，不仅对大的集体运动的研究，而且对道德和文明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计学的方法。就象有一门社会学的或经济学的统计学一样，也有着一门道德的统计学。事实上人类生活没有哪一领域能免于严格的数的法则，这个法则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每一领域。
博克尔Buckle在其《英格兰文明史》1857的总导论中为这种论点作了最有力的辩护。博克尔宣称，统计学一劳永逸地驳倒了“自由意志”的谬论。我们现在不仅对于人们的物质利益，而且对于他们的道德品质都有了最广博的资料。我们现在了解了死亡率、婚姻率，而且也了解了最开化民族的犯罪率。这些以及类似的事实都已经被收集起来，条理化了，并且现在是可以利用的时候了。关于历史的科学之所以迟迟未能产生，从而历史学从未能与物理学或化学相匹敌的原因就在于：统计学的方法以前被忽视了。我们没有认识到，在这里每一个事件也都是必然地与它以前的那个事件相联系的，而后者则与一个更早的事实相连接，从而整个世界——道德世界与物理世界完全同样——形成了一个必然的系列，在这个系列中确实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作用，但是他决不可能确定他将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因此，抛弃了关于自由意志的形而上学教条，……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人们的各种活动，只是被他们的前人所决定的，因此一定具有一种一律性，也就是说，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就总是产生完全相同的结果。”
统计学对于研究社会学的或经济学的现象确实是一种重要而有价值的工具，这自然是无需争辩的。即使在历史的领域中，某些人类活动